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
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細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頭腦混亂就像瘋狂一樣，它本身也是易於傳染的。
——勒龐，《烏合之眾》，廣西大學出版社
我們現在跟外國人溝通的時候，真的可以感覺出來，人家就是那種藏的極深的恨。
——《一個疫情倒爺的自述》
不寬容的根源只有一個，那就是恐懼。
——房龍，《寬容》
為什麼在現代文明社會，仍然會發生世界大戰、種族大屠殺、校園槍擊、集體變態（N號房）、街頭暴亂等殘暴的反社會、反人類行為，有些事件的兇殘程度，甚至超過古代、原始時代。這是著名社會心理學教授弗蘭克爾一直苦苦追尋的問題。
他說，“作為心理治療師，我在工作中能夠幫助很多個體，但同時社會卻在大批量地製造更多的精神患者......”（弗蘭克爾，《心靈考古》）。
就像股票突然熔斷，看似已經脫離動物性的現代文明社會，集體良知在某個特殊的歷史時段也會突然“跌停”，出現返祖和集體喪失人性的現象——納粹屠殺幾百萬猶太人的同類相殘行為，恐怕連動物和我們的史前祖先都做出不來。
這樣的集體道德突然塌陷的可怕現象，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仍然一再上演。人類的這種自相殘殺行為，根本上是來自社會集體心理的極度扭曲。有些是顯性的文明、文化衝突，有些則來自集體潛意識、無意識。
此時，我們正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瘟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生理上的傳染病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心理的惡化，尤其是集體的潛意識在悄悄的發生變化——對立、割裂、仇恨的病毒正在滋生，並快速的向全世界、全社會傳染。這可能是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精神瘟疫”。
一、疫情造成的心靈創傷：集體焦慮與戾氣
我們今天經歷的是一場生理學意義上的瘟疫，病毒的傳染和爆發直接傷害的是人的肉體。但是，在由疫情引發的混亂局面下，隱藏著另一股悄悄發生的暗流——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瘟疫”：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一改往日的信任和合作，開始相互猜忌、相互指責、相互仇視。價值觀、意識形態和信仰之間的衝突和敵對，多少年來似乎從沒像今天這樣嚴重。
戾氣和衝動很容易傳染，這是精神瘟疫與新冠病毒的相似之處。仇恨的心魔一旦打開，就會像病毒一樣迅速在人群中蔓延；人與人之間不再是求同存異、容忍異己的寬容，而是陷入互不信任、互相厭惡的焦躁氛圍。不同頻道的對話，雞同鴨講，人們越來越沒有耐心傾聽。積聚到宏觀層面，就是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社會撕裂。這種精神瘟疫，所造成的損害，可能並不比生理病毒輕多少。
黑衣暴徒 圖源：《獨家》
我在《憂傷的香港》中已經提醒集體性心理疾病的傳染性和破壞作用。雖然可能一開始，集體的訴求是理性的（民生、法制、公平等），但是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特殊氛圍的過度渲染，比如煽動性口號、帶頭效應、衝動展示、不實傳聞、虛假視頻的傳播等，會帶來
逆向淘汰的效果。理性的聲音逐漸被壓制，變得衰微而異類；相反，帶有極端目的、扭曲本意的“狂熱分子”會登上大眾舞臺。這個時候溫和派或者退出，或者也轉變為激進派。總之，在浩大的群眾運動裡，一般不會存在溫和的穩態。當前來看，或許這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距離和隔閡，人與人之間不再信任和寬容，而是相互猜忌、爭吵和互懟。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公共事件，從吹哨人到圓圓日記，從病毒起源到制度優劣，本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親密無間的同事、同學、朋友，甚至是生活在一起的親人，都突然會因重大事件和人類前途方面的三觀不合而割袍斷義、互相拉黑。
同病毒一樣，精神瘟疫也有巨大的破壞力，有時甚至比疫情更加可怕。相互猜忌和對立，上升到國家和民族層面，就可能引發“衝突螺旋”：疫情—困境—敵對—更大的困境—更嚴重的敵對。而對抗的形式從輿論戰、貿易戰、金融戰等相對溫和的領域，很容易轉入冷戰甚至是恐怖的軍事戰爭。而對於殺傷性武器烈度已經抵達頂峰的今天，即使不用核武器，局部戰爭所造成的代價也不是人類所能承受的。
我們回顧一戰和二戰以前的國際局勢，都具有這種濃厚的猜忌、對立、仇恨和狂熱。意識決定行動，在瘋狂的集體行動之前，人類社會的底層已經湧動著心智扭曲的暗流。它雖然看上去只是像一場“慢性病”，看上去似乎就幾個人在散步一些極端的思想和言論，但是一旦遇到合適的氣候，就如同汽油或乾柴沾上了火星，一場聲勢浩大的來自人類集體心靈或潛意識（集體無意識）的運動就會席捲大地。對此，茨威格對一戰以前（《昨日的世界》），德魯克對二戰以前的這種詭異的氛圍，都有著細緻入微的描述（《旁觀者》）。
這種集體心理瘟疫的可怕之處是：它像病毒一樣不可控，具有高度的傳染性。有時候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滑向不可收拾的深淵。而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心理瘟疫會在互聯網社交媒體快速傳播，那些帶有個人極端情緒和戾氣的尖叫，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輿論熱潮。這些“鍵盤行為”，雖然在短期內並不會付諸實際行動，而且還會因為宣洩而降低烈度，但累積時間過久，就很可能演化為現實的行動。比如最近幾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街頭暴亂行為。
圖源：《日本鍵盤俠殺人事件》
本次疫情發生後，人們之間的割裂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大，並不是因為害怕傳染導致的距離拉開，而是對各種熱點的立場和三觀差異太大。這種集體心理的變化，可以看成是這次大疫情帶來的精神創傷。當個人遇到突如其來的災難，需要心理醫生或專家的干預，集體心靈的創傷該如何修復？在災難面前有兩種選擇，對於理性的個體來說，最優的選擇是選擇與他人合作共同應對不幸。但是對於集體來說，一個國家、一個種族，很可能會走向另一種極端，將不幸轉嫁到別人身上。更加令人擔心的是，
集體情緒和認知的變化，一旦與政治聯繫在一起，就可能形成可怕的民粹、法西斯、暴力運動和軍事對抗。這時，來自集體精神疾病轉換成的極端行動，會形成後疫情時期的二次傷害。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範式”，將會以一種極其慘烈的形式呈現。
二、文學敘事與思想的貧困：禁錮的後果
我們不知道這是本來就有的認知上的差異，還是因為疫情隔離時間太久而產生的暫時的焦慮、狂躁甚至是抑制不住的歇斯底里。但有一點我們比較確信，那就是信息爆炸和自媒體時代，人們獲取信息和意見的渠道，很容易被單線條的傳播和極端化的表達所左右。一方面，信息高頻時代，人們已經失去了深度和長時間閱讀和思考的耐心，大量的快訊和短視頻佔據了信息渠道，個人獨立判斷的時空被剝奪，在浩如煙海的線上集體群落裡，很容易形成極端化的情緒和意見。
被隔離在小小的空間，獲取信息和與他人交流只能通過線上。而線上自媒體制造的各種訊息和內容，往往帶有片面、誇大、高頻、充滿衝擊力的色彩，加重了人們的情緒：如果對世界的感知只靠一篇篇臉譜化、簡單化、線性化的熱文，而不是親身體驗和深度閱讀，那麼就難免製造簡單的“左右”對立。因為現實本身是複雜的，任何線性化近似的表述都會帶來偏頗和極端的認識。
另一方面，長期的管制和禁錮，導致這個社會的敘事能力嚴重不足，思想貧困，缺乏由多元化形成的容錯體系。文學退化，這個時代缺乏真正的記錄者。文學娛樂化、淺薄化，文學家讓位於喧譁的網絡寫手。而這些寫手明顯沒有勇氣和能力擔負起這場史詩級疫情的刻畫者。
如果語言與現實之間存在映射，像本次疫情這樣大事件的描述，需要《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罪與罰》、《紅與黑》等這樣的偉大的作品，她們通過有血有肉、立體式、史詩級的高超文學技藝來描述現實的是是非非，讓人們得以全方位的看到在這個大時代的宿命裡，每一個個體的卑微、渺小、堅強，以及悲壯的英雄主義。
文學是呈現現實原生態的一種方式，它不卑不亢的站在“上帝視角”，通過對“人”的刻畫（尤其是內心活動），來還原一個個具體的細節以儘可能的靠近真相（真相似乎用於無法實現，但可以無限接近），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大讚歌”和“大字報”，也不是空喊的口號和一篇篇八股新聞。整齊劃一的語境秩序中，往往是空洞的美學和思想。
本次疫情爆發的整個過程中，主要靠一本日記承擔起民間敘事的責任。日記是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她真實但又過於自我的從一個女人的視角來置身其中的“旁觀”這場大災難，難免有抱怨、憤怒和個人情緒的表達。一個寬容、平和和理性的社會對一本個人日記，不應該有如此大的激憤（當然可以不同意、不認可）。
換句話說，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從法治的角度（傳染病法、公共衛生法等有明確的民事和刑事追責要求）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把憤怒轉嫁到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作家身上。更可怕的是在沒有明確證據下，上升到了賣國賊和漢奸的角度。更有一些人，甚至組織起來要對當事人實施人身傷害。這難道是正常的社會心理？
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日記的文學敘事能力嚴重不足——過於單薄，過於自我（很多都是家長裡短的“聽朋友說”），很多描述來自朋友圈和自媒體，而不是實際體驗——這就陷入了敘事空轉和自我循環。當然，作者本來並沒有把日記當做嚴肅的文學作品來看待，只是一種個人情感的抒發。在隔離和封城的日子裡，人難免焦慮和憋屈，武漢某個小區集體吶喊和唱國歌的短視頻，展現的也是這一點。但是，作為職業作家，為什麼不能更加嚴肅、更富有責任感的去描寫和刻畫？要知道這是她的本職工作。一定是什麼在禁錮著作家們的表達邊界！
這就是一個時代的遺憾。文學和思想作品本來是治療精神瘟疫的良藥，但她們在籠子裡早已失去自我。當人類需要文學家和思想家的時候，他們並不在場。文學的死亡意味著任何一種缺乏敘事能力的記錄，都將引發激烈的爭論和嚴重的分歧。我們已沒有足夠出色的文學家、思想家，有能力將這次疫情置於人類共同命運的高度，讓不同國家的人們放棄隔閡、矛盾和衝突，攜手並肩作為同一個地球村的村民們，一起為戰勝疫情而努力。
圖源：微博
於是當大疫情來臨，一方面各國在抓緊研製藥物和疫苗，另一方面在爭奪敘事和話語權。對於一些國家，文學死亡和思想貧乏的惡果終於顯現——情感越是單薄，心態越容易惶恐；認知越是淺顯，情緒越容易極端。當災難和劇變來臨，長期浸淫於物欲和禁錮於認知中的人們，最容易患上集體或者社會精神疾病——烏合之眾的大眾心理與群眾的臆想癲狂。
集體的非理性就在這裡，在嘈雜的歡呼和聲討浪潮裡，無法聽到理性的聲音。或者說是無法聽到有力量的理性又富有溫度的聲音。在病毒疫情導致的精神瘟疫裡，人們需要出色的文學家去敘事，卓越的思想家去啟蒙，偉大的文學和思想作品，都是治療集體心理瘟疫的良藥，也是防止戰爭、民粹運動等悲劇發生的精神疫苗。（當然，疫苗不是一勞永逸，新的精神瘟疫還可能爆發）
三、走出“烏托邦與文明的悲劇”：寬容和信任系統的重建
從集體行為學和社會心理學角度，雖然單個人的微觀行動是主觀的、唯心的，但積聚的人類心理活動交匯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個“客觀”的意識體系和精神世界（客觀唯心主義？），這個並不能以個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當然更值得研究的，是集體潛意識或無意識——人們無法自我察覺和顯現的集體心理活動。這個集體潛意識或無意識，可能更加可怕，它深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自己覺察不到。當有一天被壓抑的情緒以極端的形式釋放出來，就像經歷了一場噩夢。
法國大革命，德國法西斯，十年浩劫等大運動，實際上是精神瘟疫爆發的結果。一些日常看上去溫文儒雅的紳士，在群體的活動中就像“發燒一樣”變得兇殘無比。當活動過後，如果他們還倖存，
會覺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場夢——在一場精神瘟疫中發病並有幸活了下來。事後問他們為何這樣，他們的回答一般是“那是一個非正常的時期”——很少有人發自內心的反省與懺悔。
而每一次大運動中，絕大多數敵人，是自己製造出來的（“敵我“相互制造，一個巴掌拍不響）。在森嚴的戰狼式吶喊聲裡，溫柔、理性和人文關懷的聲音，都將被已經點燃的群體瘋狂視為妥協、投降與修正主義，甚至是私通外敵。其實不要驚詫，人類五千年曆史最大的事件是，公元33年一群猶太民眾將一個完全沒有罪過，讓人們停止仇恨、彼此溫柔以待的木匠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尼采說：你們殺死了上帝。
圖源：微博
回顧歷史，狂熱求戰的往往是沒真正經歷過戰爭殘酷的領袖和身居幕後、沒看到過戰火硝煙的“文人”。迦太基戰神，偉大的戰略之父漢尼拔，在軍事生涯的後期一直在尋找和平，期間他策劃的每一場戰爭都意在求和。因為戰神深知相互殘殺並不是未來的出路，而是國家的末路。但是身在後方，遠離戰火的文臣卻對其加髒陷害，最終導致漢尼拔流亡而終。清末的李鴻章也時常處於這樣的困境，洞察戰局阻止戰爭發生的言行，往往被深宮中的口頭式“戰狼”們視為懦弱甚至是賣國賊。這些歷史經驗深刻的表明：越是沒經歷過戰爭災難的殘酷，越是容易成為慷慨激昂的“戰狼”。當事情真的發生，他們有幾個願意奔赴前線？即使不奔赴前線，又有幾個願意捐出個人財產？
——虛幻的烏托邦裡，隱藏著最深刻的文明悲劇。
然而，站在心理醫學和精神分析學的角度，
人類集體心理和行為的這種表現，又不應該被過度的“道德審判”和理性苛責。根據精神分析學的研究，人類集體心靈的演化，與物質文明世界相比異常緩慢，尤其是集體心靈深處的潛意識或者隱藏的精神活動。現代人類的心靈深處，依然受到百萬年前冰河世紀開始的殘酷的生存活動的影響：“焦慮”保證提前應對，“恐懼”激發靈敏度，“暴躁”產生爆發力，“仇恨”讓人赴湯蹈火。只有這樣產生力量的極端情緒，才能保證智人在冰河世紀嚴酷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見弗蘭克爾，《心靈考古》）。
這些百年形成的集體性格，一直隱藏在人類的意識和潛意識裡。雖然不斷被“文明馴化”，但由於史前文明的進化時間太過漫長，百萬年的經歷和創傷已經積累成現代人的心智基礎，短期內很難改變。與漫長的史前人類歷史相比，有文字以來的五千年，和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年，不過是滄海一粟，歷史的瞬間。雖然，人類來自史前時代的野蠻行為不斷被現代文明所“馴化”，但由於心靈進化需要更長的時間，人性的改變何其難。一些顯性的犯罪行為會被道德和法律約束，但積攢在潛意識裡的“怪獸”卻只是暫時壓制，一旦遇到合適的氣候，就會可能被釋放出來。
這個合適的氣候，往往就是災難發生的特殊時期，容易形成群體行為的時候。原本遵紀守法的個人，在災難中往往會失去理智，在群體中會變得充滿犯罪欲。聲勢浩大的群體行為裡，個人會產生法不責眾的想法，引導著做出平時絕對做不出的極端行為。而號召群體激憤的，往往是一些烏托邦的虛幻目標：它過於美好，以至於讓人甘願放下現在的一切去赴湯蹈火。
那麼如何走出這個悲劇？難道人類的命運是註定的？我們應該看到人類文明五千年的進步，尤其是進入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不同國家和種族之間的互動，已經不再是過去的野蠻形式。在工業革命後，現代科學技術支撐下，經濟、貿易、文化等往來交流，取代武力征服和戰爭殖民，形成了異國、異族之間不可思議的融合。在史前尤其是冰河時期殘暴易怒的人類，現在為什麼能如此溫和？原因可能很多，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在人類心底種下的一顆種子——寬容。
寬容，是展現人類文明進步第一品質（房龍，《寬容》）。用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
寬容是指人們對不同於自己觀點和認知的理解和容忍。事實證明，當人類普遍變得比較寬容的時候，就是人類文明飛速進步的時候。此時社會氛圍一片清明，鮮有戾氣，人與人之間對不同的觀點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在寬容的心智結構基礎上，才會在國內形成所謂的和諧社會，在世界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體系。
然而，人類的寬容度，往往也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我們需要深思，到什麼時候，人與人之間變得如此不寬容了呢？是過高的貧富分化，富人為富不仁？是國家間的霸權主義？是種族間的宗教和禁忌差異，以及互相歧視？是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差距越來越大，根本無法溝通和交流？
我們時常看到，在經濟上行期的增量時代，每個人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的時候；在思想市場沒有禁錮，人人都可以自由表達的時候；在災難過去不久，巨大的代價形成了鮮明的歷史記憶 的時候；在越來越多的人受到現代文明的教育，越來越迴歸人文主義關懷，並逐漸放棄“烏托邦”的時候，人們內心的寬容程度會不斷的提高。同時另一方正反饋機制也會被打開——寬容帶來的更深更廣的交流和合作，會帶來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然後人類的寬容度再進一步提高......如此良性循環下去。
而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演化，所造成的不斷下降的寬容度，也會形成一個緊縮螺旋（惡性循環），直到人類的不寬容必須通過極端的方式釋放和解決。
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新冠疫情這場大災難，實際上全人類都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疫情病毒，以及由於防控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停擺，讓原本複雜精緻的現代經濟社會變得脆弱不堪，個人的經濟狀況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在這場大災難裡，由於前期早已積累的種種毒素（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國家主義等），中美之間不是聯手合作，而是陷入更深的衝突困局中。這不得不說是當代人類命運的悲哀——兩個大國在共同命運的危急關頭竟然如此
不寬容。
仇恨“易結不易解”，社會一旦陷入戾氣的霧霾，治理起來並不容易。仇恨一天內可以形成，但寬容的重建則需要“日久見人心”。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從乒乓外交開始用了近十年。但我們首先需要做的，是警醒到這樣的病毒的出現，而且現在正在四處傳染和蔓延。心理疾病的疫情也需要吹.哨.人，需要文學的治癒、思想的薰陶和信仰的啟示。關於寬容，我們需要再一次回到公元33年發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幕：耶穌被染上狂熱“心靈瘟疫”的人群送上了十字架，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到最後他也沒說一句人間不值得，而是向天祈禱說“神啊，請寬恕他們，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所為”。就是這樣的終極寬容，給人類的未來帶來了曙光。
（封面圖源：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