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美聯儲推出了大規模的救市計劃。
業內認為，美聯儲此舉意在緩解美國國債市場面臨的流動性壓力，但無法真正避免美國經濟衰退問題。
美聯儲為什麼要使用如此“決絕”的政策工具？它能再次扮演美國經濟“拯救者”的角色嗎？
疫情之下，美元體系的再擴張，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文 | 趙柯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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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構成美聯儲底色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美聯儲推出了大規模的救市計劃——購買至少5000億美元的國債和2000億美元的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每日和定期回購利率下調為零。
此外，為確保市場運行和貨幣政策傳導，美聯儲還宣佈將不限量按需買入美債和抵押MBS。
這在事實上相當於美聯儲將無限地通過資產購買來穩定市場。
美聯儲這一激進的刺激政策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市場也並沒有給出預期中的積極反應。
那麼，此次美聯儲為什麼要使用如此“決絕”的政策工具？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對美國影響至深，不僅根本性地改變了美聯儲對危機和貨幣政策的看法，甚至可以說，“大蕭條”構成了美聯儲的“底色”。
經濟學大師弗裡德曼在其名著《美國貨幣史》中認為，大蕭條“實際上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印證了貨幣要素的重要性”。在弗裡德曼看來，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就是美聯儲錯誤的貨幣政策。
具體來說，在貨幣量非常緊缺的情況下，當時的美聯儲非但沒有注資，反而緊縮了貨幣政策，這造成了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大面積倒閉，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枯竭傳導至實體經濟，最終演變成一場大蕭條。
弗裡德曼的這一結論成為了學術界公認的對大蕭條根源最有力的解釋。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該書序言中以美聯儲主席的身份如此坦然地承認，“在大蕭條問題上，你們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們不會再次犯錯了。”
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伯南克馬上開動印鈔機，實踐其“直升機撒錢”的危機應對理念，伯南克也得到了一個非常形象的綽號——“直升機本”(Helicopter Ben)。
在美聯儲看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衝擊才剛剛開始，後果會十分嚴重。美聯儲聖路易斯分行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如果沒有及時有效的救助措施出臺，美國將有4700萬人因此失業，失業率高達32.1%，超過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24.9.%。
可以說，此次美聯儲之所以毫不猶豫、一早就擺出要向金融市場無限制注入流動性的姿態，是美聯儲深入骨髓的“大蕭條記憶”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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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危機，需要強有力的財政政策
那麼，美聯儲的超常規舉措有用嗎？
有用，但效果有限。
美聯儲的政策是要向金融市場傳遞清晰的信號——不惜代價進行“兜底”，從而遏制住恐慌性拋售行為，避免金融資產的非理性貶值最終打擊到實體經濟，為經濟復甦提供信心和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聯儲的及時出手是必要的。
實際上，選擇總是在壞與更壞之間，而非在好與壞之間。美聯儲的“決絕”可能是一個“壞”選擇，但美聯儲更難承受“不決絕”所帶來的“更壞”的結果。
美聯儲的救市效果會很有限，因為此次危機的性質與以往不同，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所引發的經濟危機，本質上是民生危機而非單純的金融危機。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新冠病毒幾乎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3月1日，美國確診病例還不到100例，死亡僅2例。一個月後，美國確診感染人數佔全球的四分之一。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截至美東時間4月6日17時，美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362759例，死亡10689例。
目前，50個州當中已有13個州出臺了限制民眾活動的措施，高達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被要求呆在家中。美國社會經濟體系正在遭受疫情帶來的全面衝擊——數百萬人失業，街道和商店空空如也，醫療保健系統不堪重負，經濟要素無法流通，正常的經濟循環被迫停滯。
在這個大環境下，高盛銀行預測美國第二季度經濟收縮高達24%，這樣的收縮幅度遠遠超過有記錄以來的最大季度降幅。
如此一來，僅依賴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疫情所帶來的經濟社會衝擊，需要強有力的財政政策。
雖然美聯儲迅速出臺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開放式”量化寬鬆政策，但並不被市場所看好，原因就在於為了防範疫情而採取的各種隔離措施會削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資金很難從金融體系流入實體經濟，再進入個人“錢包”。
這個時候，財政政策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美國在內，多國政府的經濟救助計劃裡均包含了大規模的、直接以現金對個人進行支付轉移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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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排他性的美元體系正在形成
相較於美聯儲此次“開放式”量寬在金融市場以及各國政策界和學術界所引起的巨大反響和激烈討論，美聯儲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操作則顯得異常低調，甚至可以說是悄無聲息。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美聯儲正在根本性地改變著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機制和治理平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在2013年，美聯儲、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國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這全球六大央行，把彼此之間臨時性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換成了長期協議，而且，任何當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轄區內以另外五種貨幣中的任何一種提供流動性。這六大央行的貨幣聯盟被稱為是“C6”。
這意味著，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一個長期、多邊、多幣、無限的超級儲備貨幣網絡已編織成型。發達經濟體央行之間在貨幣互換平臺上的協同一致，這是變相地替代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原有治理機制。
在此次疫情衝擊所引發的金融市場動盪中，C6機制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從今年3月初開始，隨著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資本市場悲觀情緒升溫，歐美股市出現斷崖式下跌，全球隨即出現了美元流動性緊張的局面。
為緩解“美元荒”，3月15日，美聯儲聯合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歐洲央行和瑞士央行宣佈採取協調行動，利用現有貨幣互換額度為美元流動性提供支持，各央行一致同意將貨幣互換協議價格下調25個基點。3月20日，美聯儲宣佈，將與上述五大央行的互換操作頻率從每週提高到每天。
此外，3月19日，美聯儲宣佈與另外9家中央銀行建立臨時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其中，美聯儲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達成不超過600億美元的互換安排，與丹麥、挪威和新西蘭各自達成300億美元的安排。
此舉其實就是美聯儲將其貨幣網絡在原有C6的基礎上向C9擴展。經過兩次危機的衝擊，以美聯儲為中心的C6+C9貨幣網絡開始形成，美元體系實際上實現了危機之下的“再擴張”，原先以IMF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出現了分裂的跡象。
這個以美元為中心、以西方國家貨幣互換為基礎的新貨幣網絡已經發展出治理功能，在匯率、貨幣供應量、金融穩定等領域逐漸形成機制化的合作。
C6+C9本質上是一個排他性的美元體系，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至關重要，但被排除在外。這無疑會弱化甚至取代IMF為中心的全球多邊金融治理體系。在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也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安排。
從中可以看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廣新的國際規則，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對自身更為有利的、非中性的國際規則來約束或限制競爭對手，力圖在中國之外打造出一個制度化、機制化的西方國家間政治、經濟和金融集團，同時聯合一些發展中國家，重建對西方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新規則、新機制。
這是中國需要警惕和麵臨的真正挑戰。
來源： 瞭望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