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品和书品这一传统的书法文化艺术的审美坐标来审视蔡襄的人生业绩与书艺成就将会得出这样的认识：
其一，高尚的人品形象，典型的清官风度。蔡襄出身于“隐德不仕”的家族，聪慧超群，十八岁时，“以农家子弟举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为友忠厚守信，“于朋友重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以哭，尽哀乃止”。他的人品高尚，为当世以及后人所敬仰。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充分体现了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哲学思想，其行为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职位论事，无所回挠。蔡襄在仕途上奔波生，无论官至何职何地，都以明辨事理，坚持正义主张，为世人所称道。在公元1044年蔡襄进直史官，兼修起居注期间，力排众议，进谏皇帝，破除迷信，造福于民：“非理之福，不可侥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他又辨证地分析：“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做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他力排神威、重视生民，反映了他做官为民的一贯主张。
二是扬贤轻邪，直言相谏。蔡襄一贯尊重贤臣鄙视邪恶、直言不讳、进谏忠言。当夏竦被罢免了枢密使之职，而韩琦、范仲淹就任后，蔡襄在赞同和兴奋之际进行了褒贬之说：“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平！”。
宋初曾一度旱、蝗、日食、地震等灾害四起，朝野哗然。蔡襄挺身而出直言相谏。“灾害之来，皆由人事。数年以来，天戒屡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阙失也。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无嘉谋异画以矫时弊，不尽忠竭节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谏言分析有据，层级分明，并找到了“灾害”的根源是“人事”。
三是察言论辩，喜开言路。蔡襄忠于职守、关心国民安危，常以皇帝的决策正确与否而生喜悲。庆历三年，蔡襄任宗亲先谏官，他为皇帝广开言路，政治开明而高兴，但又担忧正直谏官难长久任职。他说：“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辨析了进谏与纳谏的关系，同时又剖析了“正人难久立”的原因是，正人对邪人不利，邪人必进谗言。
谗言无非有三：“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道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臣，盖以司过举耳，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伸张忠臣名节，预测邪人谗言，思辨之才，倾露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