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生的鮑某明，一米九左右，200斤上下，又高又壯像座山一樣。
他是一個擅長與孩子打交道的人。
李星星的母親回憶與鮑某明認識的過程。2015年4月份，兩人通過網友介紹，相互認識了。鮑某明先是說，一直都想有個孩子，過不久，他又說希望和自己母女“組成家庭”。
見了面之後，她發現對方年過四十而未婚，有些動搖。
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時間，鮑某明就徹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他的關懷倍至，以及律師、名校畢業生的身份，讓李星星的母親相信，鮑某明“可靠”，“確實就像個爸爸”，他的學問高，如果把女兒交給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帶在身邊要強。
2015年11月，鮑某明帶著剛滿14歲的“女兒”李星星，到北京上學。
2016年，鮑某明出任煙臺一家跨國石油服務集團的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2018年又兼任國內另一家上市通訊設備公司的獨立董事。而李星星，卻從14歲開始了自己的噩夢，她近3年處於半失學狀態，期間多次自殺未遂。
2019年4月9日，煙臺市芝罘區一起“未成年人性侵案”，由李星星報案，掀開了這張父親的“畫皮”。
這是犯罪嗎
血已經止住了，但李星星的下體一直疼痛。她安靜了好些天，鮑某明終於把手機還給她。
2016年初，剛滿14歲的李星星拿到手機，在百度上查詢“下體疼痛的原因”，彈出一個醫生診療的對話框，看頭像是一位“醫生奶奶”。李星星告訴醫生髮痛的起因。
“你被強暴了。”
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這句話。
她想了一會兒，是什麼意思，然後聽從“醫生奶奶”的指導，報警了。
先打110的電話，然後又聽從指引，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李星星向警察講述了包明對她的傷害。
第一次是在鮑某明的老家天津，2015年12月31日。跨年那天晚上，“爸爸”鮑某明把燈關了，卻把電視聲音開得很大，他指示女兒，不要做作業，過來坐下，看電視。
坐下。
黑暗中，鮑某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本能地推開，但當時只有70多斤的李星星，與近200斤的鮑某明，根本無法抗衡。她用盡力氣，“爸爸”卻像鐵桶一樣箍住她，摸她。“穿衣服睡覺不健康”，鮑某明一邊說，一邊強行脫掉李星星的衣服，然後侵犯她。巨痛，從下體一直衝到肚子裡來，她流血了。
李星星一整夜沒有睡。
第二天，肚子還是痛，去洗手間一看，又流血了，她懵了。
鮑某明沒有給她時間清醒。他給李星星洗澡，收走她的手機，把她從天津又帶回了北京，整天關在家裡。
接下來的日子，他開始給李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題材影片，裡面有很多爸爸、媽媽和孩子之間的色情場面。
鮑某明家中電視上的色情片，大多是未成年人性題材
鮑某明說， “你看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國外也是這麼做的。別人家都是這樣，只是沒有告訴你而已。”
直到多天後意外的報警。
警察到家裡搜東西，卻幾乎什麼都沒搜到。
鮑某明從家裡“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李星星不記得，她也不確定：鮑某明是不是被警察帶走了？
懵懂的她只記得，鮑某明再次回到家時，自己非常恐懼，但是鮑某明對“報警”隻字不提，好像從沒過發生任何不愉快。反而，他又變回了剛認識時候的樣子，和藹開朗，認真地照料她，“真的就像個爸爸”。
隨後的2015農曆年假，鮑某明把李星星帶去了外地旅遊，沒有讓她回老家陪媽媽。
“他到底犯罪了嗎？”李星星想不清楚。
他如果犯罪了，警察叔叔為什麼不抓他？如果沒犯罪，那我怎麼還是覺得被傷害了？她不知道為什麼鮑某明曾經那樣對待她，如今又變得這麼好。
李星星不敢追究。
悄悄地，鮑某明暫停了李星星的課業，不再送她去學校上課。原本說好的，鮑某明的父母會經常來照料這個“小孫女”，卻也幾乎從未來過。親生媽媽經常的來電，她只能在鮑某明的注視下接聽。鮑某明給李星星註冊了一個微信賬號，裡面只加了一個好友，不是媽媽，而是“爸爸”。
慢慢地，李星星掉進了一個“只有鮑某明”的世界。
2016年4月左右，鮑某明獲得了一份新工作，煙臺一家跨國石油服務集團的副總裁兼首席法務官。
他帶著李星星離開北京，搬家到了這座海濱小城，美麗的山東煙臺。
逃
煙臺的天空湛藍湛藍，時常乾淨得沒有一絲雲彩。但是李星星從來不往窗外看。她說：“沒有意義。”
“父親”鮑某明，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擁有“兩幅面孔”的人。
但凡身邊有一個大人時，鮑某明都是開朗、得體、有學識的，而獨自面對李星星時，就瞬間換了一副樣子。
最開始，鮑某明不讓她出門，隨時收走她的手機，逼她做不願意做的事，不許她哭，也不許她問為什麼。
剛滿14歲的李星星，還沒有發育，個子也瘦小。但是鮑某明會突然掀開她的衣服，嗲著聲音，叫李星星“媽媽”，說自己是“寶寶”。很多次，鮑某明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壓得她怎麼也起不來。她出血，暈厥。這些畫面，是李星星日後半夜常至的噩夢。
她給記者看一些殘存的照片，照片上，鮑某明脫了衣服正在粘膠帶，準備給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還有一些床單，有的沾血，有的被踹爛。
“我反抗，他拽著我的雙腿，把我從這頭拖到那頭。”李星星說。圖為李星星踹破的床單
在李星星的口中，鮑某明到了煙臺之後，日益的喜怒無常。
2017年，家裡換了一個新馬桶，鮑某明很高興，叫李星星去試。李星星說現在沒有，還不想上廁所。
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間，扒下她的褲子，按坐在馬桶上。李星星沒有隱私。上廁所，鮑某明不允許她關門。他隨時會登陸李星星的微信、QQ。鮑某明還在客廳安裝了一個攝像頭，李星星在家做什麼，他隨時隨地都能在手機裡查看。
李星星給《南風窗》記者聽一些語音。
在這些語音裡，鮑某明大聲呵斥李星星不應該在朋友圈訴說自己的痛苦，“微信發完朋友圈發，你就不能不說嗎！”他告訴李星星，“沉默是金啊！”
“他不讓我把這些事告訴別人，他都不讓我說出來。就算我微信裡只有他一個人，他也不要我說。”李星星告訴《南風窗》記者。
李星星的抵抗情緒，總是被一套完整的說辭包圍、瓦解。
鮑某明一開始說，“我們做的事是很正常的，電影裡大家都這麼做。”後來說，“你不能把我們的秘密說出去，說出去你就不乾淨了，所有人都會討厭你。”最後說，“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是對你最好的人。別人都是壞人，都想害你。”
他反覆糾正李星星說話的方式，不準說難受、痛苦，要說“傷心”，不準說“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說“你喜歡爸爸，爸爸也喜歡你”。
鮑某明欲把膠帶粘在李星星身上
這一套具有體系功能的話語，消解李星星的意志，讓她不敢離開。
類似的話，還有鮑某明要求的——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星星迴憶一些場景。
她坐在家裡看動畫片的時候，鮑某明問她，“你是不是喜歡喜羊羊，想和喜羊羊做‘那種事’”；她去動物園，看到可愛的動物很開心，鮑某明悄悄湊過來，說，“人和動物也能做”；李星星迴老家和媽媽待一段時間，鮑某明也告訴她：“你媽媽和你也能做”。
李星星很喜歡一隻洋娃娃，鮑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時，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處。李星星有一陣子很認真學習，鮑某明就對她發脾氣，“弄個學習都比我重要！”
李星星提供的，她與鮑某明的一些聊天記錄
小女孩的一切愛好、熱情，都逐漸臭了，死了。
李星星後來寫下過一句話，“我逐漸感覺自己病了，我對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覺得我最在乎的身體的各種器官，我所珍愛的各種愛好和特長，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鮑某明好像就是對的。他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人，所以在外的事業順風順水。2018年，他又出任了國內一家上市通訊設備公司的董事。
李星星告訴《南風窗》記者，她後來會“發病”，按照鮑某明的要求去說一些話，但清醒過來後，又感到痛苦。
在漫長的三年多時間裡，“很正常”“說出去你就不乾淨”“我是對你最好的人”“別人都是壞人”，這一套話，鮑某明就像“背書”一樣，只要說了上一句，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
這些話是牢籠，是炭火。
她感到被炙烤。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在煙臺自殺，被他人救下，送警。
當時的她，仍舊未成年。
“給我現在的女兒，未來的妻子”
“高燒”、“經期”、“掐我脖子”、“射在裡面了”，4月9日，李星星在煙臺市芝罘區某派出所說出了自己的遭遇。
當天，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煙臺山醫院做了外傷鑑定和體液擦拭提取。
4月9日，李星星在煙臺山醫院做了簡單的外科檢查，上圖是醫生手寫的診斷書
鮑某明作為“犯罪嫌疑人”，也被採取強制措施，到該派出所進行筆錄。
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證，有帶有血液、精液的衛生巾、鮑某明擦拭過的紙巾。她還告訴警察，家裡的電視機和鮑某明的電腦上，都有很多“兒童色情片”，還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視頻。家裡裝的攝像頭，一定也拍到很多東西。
很快，煙臺市芝罘區刑警大隊幾名刑警來到了派出所，和民警一起正式筆錄。
李星星不再願意喊鮑某明叫“爸爸”，而是代稱為“壞蛋”。
但她仍舊保留著很多13歲時的習慣，總是很尊敬地稱呼其他每一個人，“警察叔叔”“阿姨”“哥哥”。
李星星向《南風窗》記者回憶做筆錄時的場景。
在正式筆錄之前有一個小筆錄，之後還有一個補充筆錄。辦案區的鐵門關上了，她和幾個警察叔叔在裡面，中間有叔叔在抽菸，也有別的叔叔偶爾進來。
一位警察叔叔問她，“鮑某明打你了嗎？”
李星星說打了，“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一隻手突然過來，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手上用力，問李星星，“他是怎麼掐你脖子的？”
……回憶到這裡，李星星突然哭出聲來，“我沒有辦法去形容那種感覺，太痛苦了。我一下子回到了壞蛋掐我的感受。”
4月9日後來的記憶是有一些混沌的。
李星星只記得快做完筆錄的時候，芝罘區檢察院也來了一位劉檢察官，是位“阿姨”。
2020年3月25日，芝罘區檢察院一女性檢察官在電話中，向李星星證實，對這一案件，當時實行了檢察院提前介入。
再後來，她發燒難以支撐，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發上躺一會兒，她卻睡著了。
她醒來之後，鮑某明從另外的筆錄房間裡出來了。
鮑某明也坐到了那個沙發上。他向李星星捱過來，李星星向旁邊讓，他又靠過來，連續靠過來兩三次，李星星還是讓。她很驚恐，抬頭望向對面的“警察叔叔”。
李星星記得，刑警隊的副隊長張高，當時正坐在對面，一切看在眼中，沒有出口制止。
鮑某明開始細數自己對李星星的好，“我是對她最好的人”。
4月9號，就這樣過去了。
鮑某明被放回家了。
後來的事，對於李星星來說，每況愈下。
幾天後，警方告訴她，找不到電視裡的“兒童色情片”，電腦裡的文件也沒找到。李星星說自己知道在哪裡，去指給警察看。她和媽媽去了派出所，對方卻告訴她，電腦已經不在派出所裡了。
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檢測結果，對方沒有給她。
她要求再次報警，該派出所沒有接受。
直到4月中下旬，辦案警察打電話給李星星，叫她去領《撤案決定書》。
李星星拒絕。
但這份《撤案決定書》，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時，還是給到了她的手上。
煙臺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對此事的撤案決定書
6月份，警方再無迴音，李星星不想活了。
她跑去派出所門口鬧，民警叫她去找鮑某明。
李星星原本害怕，不敢去，但“想到自己可能馬上就死了”，心一橫，一個人跑去找鮑某明。她想叫鮑某明承認錯誤，“為什麼傷害我那麼多，連一句對不起也沒有？”
在鮑某明的家裡，他們廝打起來。
兩人又被帶到了芝罘區該派出所。
這件事的結果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鮑某明給李星星寫了一封保證書。保證書中寫道：“給我現在的女兒，和未來的妻子。”
再次立案
從派出所出來後不久，李星星跳進了黃海。
她又被人撈了起來。
從6月起，她開始住院。她的媽媽把她帶回了老家東南某省會，接受治療。
醫院檢查結果顯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鬱症、重度創傷後應激（PTSD）、重度焦慮症，而且陰道損傷發炎。
李星星多次自殺期間曾發佈的朋友圈
李星星的媽媽周娟，從4月8號接到警方的第一個來電“驚雷”後，立刻從外地趕到煙臺。她告訴《南風窗》記者，當時自己不想活了，“想拿把刀劈了鮑某明算了”。
但等她見到女兒時，只想先讓女兒活下來。
4月份報警失敗之後，李星星頻繁地試圖自殺，每一次都折磨著周娟。她生性內向，不善交際。女兒鬧自殺的時候，她經常嚇得一句話都不敢多說，女兒去哪裡她就去哪裡，跟在身後，跟著就自己在後面哭。
周娟的普通話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幾乎阻礙正常溝通。她帶著女兒去南山路派出所、芝罘區刑警大隊、檢察院，找信訪部門、找律師、找人大代表，到處找人幫忙請求再次立案。
她們還找到了鮑某明的父母、親人和公司老闆，有人報以謾罵，有人回饋以善意，但終究石沉大海。
異鄉母女，再立案之路十分艱辛。
周娟回憶說，“人都在，就是告訴我不上班”“我打了好多電話，都不接”。她們母女倆不斷地跑、等、求，四處碰壁。
後來，一位曾經對她們表達過善意的民警直言說，“我不能再管你這件事了，再管我就沒工作了。”
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周娟才意識到，女兒已經病了，必須接受治療。
在煙臺治病，人生地不熟，又處處害怕，她只能帶女兒回老家。她辭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專門料理女兒。
此後母女倆人反覆在老家、煙臺之間往返，李星星的反覆崩潰，催著她們拼命維權。一開始，她們坐高鐵去煙臺，後來覺得高鐵太貴了，就改坐大巴，“半年下來，十幾趟”。
“撤案沒有道理”，她們希望再次立案。
終於在8月份的時候，她們找到了山東泰泉律師事務所的一位李律師。
李律師回憶初次見到李星星母女的場景，在濟南河西廣場的一家咖啡館裡，“小姑娘還只有17歲，但是臉上土黃色的，很憔悴。類似於面黃肌瘦的那一種。媽媽話也不多，看起來情緒很低落。”
李律師聽了李星星的講述之後，跟煙臺市芝罘區辦案的派出所進行了聯繫溝通，“確認基本屬實的情況下，我們才決定去代理這個案件。”
9月6日，李律師和同事一起去到煙臺，先後輾轉多個部門，向檢察院信訪部門提交了部分證據，和一份《立案申請書》。
終於，10月9日，在檢察院的監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我局認為有犯罪事實發生，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現決定立案偵查。” 這份蓋有煙臺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書》上如此寫道。
2019年10月9日，李星星的案子二次立案
隨後，李星星在派出所連續做了兩個周的筆錄，事無鉅細。期間，她多次崩潰，在派出所裡甩自己巴掌，但堅持配合，做完了筆錄。
李星星多次自殺期間曾發佈的朋友圈
她之前認識的一些有類似經歷的病友，在她每夜做完筆錄，回到家裡時，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這些病友，有時候比醫生和警察還活躍一些。她們陪伴李星星至今，也記錄著這個小女孩近一年來的遭遇，和心路歷程。
羅希是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她在中學時被老師性侵。她的老師對她說，“我傷害你，你反抗了，大家都知道這是性侵，但我用我的方式讓你不能反抗，那我們做的一切就是理所當然的。”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樣，李星星手裡保留了很多證據，她鼓勵李星星說出來。
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清子，她告訴李星星自己從小被鄰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類”，幫助李星星很多。
她告訴李星星，“姐姐們不需要你回報什麼，這是姐姐們欠你的，因為我們不夠勇敢。”
在兩週筆錄中，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頭上所有的證據：另一袋帶有血跡、精液的衛生紙、衛生巾，還有錄音、照片、聊天記錄。
這裡面有幾張鮑某明的手機QQ瀏覽記錄的照片。其中一張拍攝於2018年的照片上顯示，在當年2月18日，鮑某明連續訪問了近數名“送養”“送養小孩”“送養女寶寶”的用戶空間。
鮑某明 的QQ訪問記錄
李星星告訴記者，“不只有我，還有其他小孩兒，現在我受傷害，將來還會有別的小孩受傷害。”
警方為李星星開具了一頁接收清單。
這一次，希望來了嗎？
事實上，從二次立案到現在，已經6個月過去了，除了這個漫長的筆錄，李星星沒有收到任何新的迴音。
從2020年新年之後，李星星本人、律師多次聯繫辦案刑警臧警官，但他的電話始終無法撥通。
2020年4月1日，《南風窗》記者打通了鮑某明的電話。正在取保候審中的鮑某明，獲知記者身份後，立刻將電話掛斷，再也無法撥通。
《南風窗》記者會持續追蹤此案。
（文中採訪對象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陳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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