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諸子百家實際上不止百家，有成百上千家之多，但是流傳較廣、影響較大、較為著名的不過十家而已。歸納而言只有十家被髮展成學派。
百家爭鳴的盛景
不過這十家都可以稱得上是集大成者，尤其是其中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更是千古流傳，成為後世許多封建王朝治國政策的思想指導。儒家思想提倡克己奉禮，呼籲不同階級的人恪守本身、重視綱常、鼓吹王權；而法家思想則是以法為本，用嚴格的法律條文來約束自己、明確賞罰、呼籲平等。可以看出，這二者的思想核心有本質區別，甚至在許多地方有意見相左之處，尤其是在如何對待犯罪的貴族上，更是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儒家提倡刑不上大夫，這樣才能體現出貴族階級優於平民階級的地方，如果貴族和百姓應用相同的法律，怎麼能體現出貴族身份的尊貴呢？換言之法律只是管理平民百姓的武器。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則明確提出了"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一觀點，在他看來，法律代表了天子的意志，對整個國家的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律針對的是事情而不是人，不能因為身份高貴、曾經作出了貢獻就可以無法無天，蔑視法律；也不能因為身份貧賤、地位低下就得不到應有的賞賜。他的這一觀點和當時的主流觀點"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背道而馳，但是事實證明，韓非子的觀點才是更優秀的觀點。
周武王分封一年之後就去世是諸侯不服約束的重要原因
刑不上大夫是貴族階級特權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個觀點出自於西漢成書的《禮記·曲禮》，據《禮記·曲禮》中記載：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但是在更早的時候，周朝的貴族群體就已經普遍不受法律的約束了。
周朝等級制度
周朝是華夏文明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的過渡期，這一時期周王室人將人分為幾個階層，分別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大夫、庶人和奴隸。在這一體系下，天子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對沒有錯；而諸侯、卿大夫和士大夫屬於貴族階級，即使犯了錯，也可以避免法律的制裁，只有天子可以懲治他們；剩下的庶人和奴隸階級則需要面對數不清的嚴苛法規。
刻有法律刑文的法鼎
所以說，刑不上大夫成為了貴族階級的特權，尤其是許多貴族階級群體因為封地遙遠，遠離周王室的監督，其所作所為無法被周王室得知，因此更是蔑視法律，無法無天，不受約束。雖然也有偶爾周天子巡遊時發現了不軌的諸侯，將他們處決的事情發生，但數量卻是九牛一毛。
在這種局面下，當時從天子到貴族階級再到黎民百姓，已經普通適應了這種情況。因此貴族階級此時的權力很大，由於當時的通訊和交通條件極其不便，他們在封地的地位其實也相當於國都的天子了。
周朝禮樂制度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周朝的時候，雖然已經形成了出現了法律概念，產生了法律體系的雛形，但是卻和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法律體系截然不同。周朝時的法律體系更像是一種約束百姓，維護貴族階級特權的武器。由於當時社會的話語權掌握在貴族階級手中，所以他們清楚的知道這種武器會維護他們的利益，更是會利用輿論宣揚這種論調，利用時間讓百姓認可這種論調。
久而久之，即使百姓繼續遭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他們也不會認為是這種觀點本身存在不公平性，只會怨恨自己不具備貴族的身份，從而逆來順受。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習慣了自己的庶人身份，禮不下庶人這個觀點也應運而生了，其實禮不下庶人比刑不上大夫更可恨，因為法律講究賞罰分明，百姓在被貴族階級壓制後，連本該屬於自己的東西都不敢去享有。
大澤鄉起義
和之後的朝代對比，我們會更直觀的發現"刑不上大夫"對當時百姓的影響，從周朝開始，到之後秦朝建立，八百年左右的時間內沒有一次農民起義，直到大澤鄉的陳勝吳廣喊出了那句著名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才宣告了華夏文明中的第一次農民起義的產生。而他們選擇的口號，就是對貴族階級與生俱來的優越性的反抗。
反觀後世，從漢朝開始，無論唐宋元明清，由於有了之前陳勝吳廣的例子，都發生了許多次農民起義。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觀點確實對周朝的百姓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響，讓他們覺得貴族生來就本應優越，不敢反抗，這就是當時天下諸侯之間戰爭不斷，但是卻沒有百姓組織的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孔子像
儒家後人曲解誤傳夫子思想
在傳播"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件事上，儒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對這件事做出了多次解釋。據《孔子家語·五刑解》中記載：
"凡治君子，以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傷；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惟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幹國之紀者，不謂之幹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
夫子像
夫子對待犯罪大夫的態度，看似軟弱，但是其實比起儒家後人的曲解來說，已經算是與眾不同了。
其實夫子認為大夫做錯了事也是有罪的，但是有罪的大夫不需要法律來制裁，他們應該自行懲罰自己，甚至自裁。這既是對法律的維護，也是對禮儀的維護。所以夫子從來沒有說過貴族階級應該享有特權這種話，只是認為在懲治方式上有待商榷。
但是儒家的後人就曲解了夫子的意思，甚至有可能是特意為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儒家後人嘴裡變成了貴族階級應該享有的特權，並且以此為論點大力提倡君臣有別、貴賤有別，深得統治階級的喜歡。後世的文人絕大多數都有儒家背景，有人也曾對此事提出質疑，但是更多的儒生卻是一味誤傳了這一觀點。
《論語》中許多話不是出自夫子之口
那麼為什麼作為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儒家後人卻曲解了夫子的思想呢？這其實是因為許多人只是因為看重了儒家的名氣，希望藉由儒家在國君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實現了自己的政治訴求。當這些人出仕後，由於其真實目的在於政治投機，缺乏政治能力。很多時候在遭到別人質疑自己又無能為力時候，他們就會搬出夫子的名氣來壓制他人，由於夫子的地位和聲望，這種方法十分有效。
而且這種曲解情況屢見不鮮，絕非個別現象。這是因為夫子為了教育學生，很多時候先舉例後解釋。比如以德報怨這個成語，就是夫子的學生問他，以德報怨這件事是否正確，夫子回答道："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夫子自始至終沒有談到以德報怨這四個字，只是因為這件事記錄在了論語中，儒家後人為了宣揚夫子心繫天下的偉大精神，刻意抹掉了後面的釋義，大力宣揚以德報怨，強行打造一種無私奉獻的儒家形象。這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被後代儒生頻繁提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周朝之後許多朝代仍然繼續宣揚該觀點的根本原因。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像
韓非子明確提出不徇情權貴
但是法家卻始終反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觀點，並且因此和儒家產生了摩擦，這種摩擦在韓非子出現後達到白熱化，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這是因為法家從李悝開始，由於實行變法，總是和舊貴族的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衝突，所以舊貴族總是希望阻止變法，所以戰國時期著名的變法中，李悝、商鞅、吳起都遭受了極大的阻力。為了成功變法，這些變法者必須藉助王權來制衡舊貴族，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直接對舊貴族下手，比如商鞅，就因為太子的老師不配合變法砍掉了他的鼻子。
商鞅變法的關鍵就是賞罰分明
韓非子雖然沒有帶領國家進行變法，但是他鑽研法家歷代先賢的思想和經驗，充分了解了貴族階級的特權對推行法家思想的消極影響，所以他提出了針對"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思想的觀點。據《韓非子·有度》中記載：
"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這一觀點可謂是和之前的觀點完全針鋒相對，因此引起了當時社會的巨大反響。這是對中國法治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筆者認為，出身於韓國貴族的韓非子，將法律從維護貴族階級特權的武器，發展成為了人人平等的治理國家的重器，體現了他勇於改變，尊重事物客觀規律的精神。這種改變為後來的封建政權推行法制、施行政策，鞏固中央集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此之後貴族階級由於失去了庇護，做事不敢恣意妄為，從一定程度避免了對百姓的傷害。
法律要做到公平公正
雖然韓非子關於法律和貴族的思想體系中也承認王權，不過和儒家對應的思想體系相比，他的這種改變是獨尊王權；而儒家卻是既尊重王權，又尊重貴族，導致的最後結果是輕百姓。韓非子提出這種"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思想後，完全改變了這一局面，從此之後貴族之"貴"，更多體現在了財富方面；而在治國方面，由於受到法律的限制，大臣們行事和決斷更加偏重法律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意願，產生了更多優秀的治國之策。
韓非子之前的法家先賢並非沒有認識到這個道理，但是歷史上有名的法家大成者絕大多數也是貴族群體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有些人是本來就出生於富貴人家，比如趙鞅、李悝等；有些人是因為治國有功得到了巨大的封賞，比如商鞅、申不害等。而韓非子作為貴族之後，能大破大立，主動做出改變，不惜損害自身的利益來推動法家的發展，實屬難能可貴的不易之事。也就是以此事為開端，法家在治國中的地位一舉超越了諸子百家中的其他任何一家，對後來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
法家先賢趙鞅
結語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一思想能在周朝時期產生，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華夏文明初期，周國只是商王朝的一個諸侯國，管理的地區十分有限，當時的周王室可以對領地內的發生的各種事件得到充分的瞭解，並針對事物的對錯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法。從後來周能成功滅商我們可以看出，周王室必然是將賞罰之事打理得井井有條，循規蹈矩，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人心所向，最後成功推翻了商朝的統治。
在周朝取代商朝後，其管理的地區一下子變大了無數倍，如果沿用之前的管理方法，很難得到滿意的結果。於是武王選擇了分封和自己有血緣之親的宗室子弟和滅商的重要功臣去管理，並且將權力下放，因此這些分封諸侯可以看作是代表了武王的意志，其主要管理的對象是封地的百姓。因此百姓面對這些諸侯就如同面對周王室一樣，"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應運而生。這一思想本質上是維護周王室的統治，但是造成的實際結果或許並非周王室希望看到的。
秦始皇十分重視韓非子的思想
由於受限於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周王室在分封后基本失去了對諸侯的管理和約束，而貴族階級由於天下暫時太平，一心穩定發展，所以貴族人數越來越多，嚴重侵佔了百姓的利益。這也導致了之後的貴族不滿足現狀，認為自己所得不足，於是打起了其他諸侯的主意，天下一時間戰火紛爭，狼煙四起。起初，周王室試圖控制住這個局面，並且由周天子親自出面處理了幾個諸侯，但是仍然擋不住大勢所趨，慢慢的貴族階級的利益越來越大，而周王室的利益被削減，最終導致了禮崩樂壞，周王室喪失了實際統治權。
當天下越來越混亂之際，法家橫空出世，提出用法律約束世人，恢復王權，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發揚光大，直到韓非子時期，他不僅提出"法治、術治、勢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統治術，又提出了"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一重要觀點，改變了之前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思想，導致了法家和儒家發生了一次激烈碰撞，最後以法家勝出而告終。從秦始皇開始許多政權就參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國，使得戰亂的局面能被終結，形成天下一統的局面，對後世的影響巨大。
參考文獻
1《禮記·曲禮》
2《孔子家語·五刑解》
3《韓非子·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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