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針對一起教師性侵在校學生抗訴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史上首份檢察建議書。此後，“一號檢察建議”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許多孩子的心扉，在他們的天空中畫出一道道溫暖的彩虹。“一號檢察建議”已發出兩年，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記者聽到了令人欣慰的聲音。
“現在遇到關於孩子的事兒，就會想到找檢察院。”家長、老師這麼說。
“整個社會都開始更加重視兒童防性侵教育了。”公益組織負責人談起自己的感受。
“這是一個撬動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完善的支點。”法學專家觀點鮮明。
入職查詢、強制報告、“一站式”詢問、涉未成年人公益訴訟……越來越多的人凝神聚力，揮毫畫下未成年人保護的“同心圓”。人們更加相信，未成年人檢察之路必將越走越寬。
更高的防火牆
讓孩子們遠離“色狼”
試想一下，如果您是一名家長，發現孩子朝夕相處的學校中暗藏著“色狼”，能不提心吊膽嗎？今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發佈《關於建立教職員工准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一聲令下，各地合力築起堅固的防火牆，讓有性侵前科者遠離未成年人。
一些走在前列的檢察機關會同有關部門，探索建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庫及入職查詢制度，取得了明顯效果，也為建立全國層面的制度積累了有益經驗。
截至今年5月，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檢察院已錄入當地性侵害犯罪數據156條，查詢人數高達1.9萬人，暫未發現有前科者。如此高的查詢人數，足以體現當地教育部門的強力支持。這得益於檢察機關與教育部門的合作模式——簽訂合作協議書，以甲乙雙方的身份平等對話，各自發揮資源優勢，共同加強對教育行業從業人員的准入審查。
“這種協議能夠充分發揮相關主管部門的行政約束力，強有力地保證入職查詢落到實處。目前，我們的簽約合作單位在不斷增加。”花都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負責人劉娟娟透露，如果相關單位沒有履職，檢察機關會考慮進行法律監督，為守護孩子們的安全念起“緊箍咒”。
不同於花都區檢察院的合作模式，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檢察院則帶有一種攻堅的色彩。2019年，呼和浩特市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王君辦理一起猥褻兒童案時發現，犯罪嫌疑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因猥褻兒童被行政處罰過。“不能再讓類似的隱患繼續存在！”這個念頭在她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沒有合適的查詢系統怎麼辦？同事們一起加班兩月有餘，自行研發！沒有外地的行政處罰數據怎麼辦？那就努力與各地檢察機關談合作，整合多地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數據資源。
而在上海，入職查詢比對的樣本之廣排在全國前列。截至今年10月，上海有關部門對近30萬名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進行篩查，對27名具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予以清退。針對上海戶籍的從業人員，可查其在全國範圍內的刑事和行政處罰記錄；非上海戶籍的，可查其在上海地區的刑事和行政處罰記錄。
上海市青浦區檢察院未檢部門負責人餘莉對記者透露，該院聯合區教育局、公安分局耗時一個月，將轄區內156所中小學（幼兒園）的13844位從業人員全部查詢完畢，發現一名校車司機在入職前，曾對鄰居家的17歲女孩實施猥褻，此外還有兩名學校勤雜工有相關案底。
各地在探索入職查詢制度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查詢範圍、方式不規範、不統一；各地建立的違法犯罪信息庫多數只包含本地辦理的案件，信息量少，查詢不到涉案人在外地的違法犯罪行為等等。這一情況很快被最高檢洞悉。
今年9月18日，最高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對外發布了《關於建立教職員工准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推動建立全國統一的入職查詢制度。
記者瞭解到，建立全國層面的入職查詢制度後，依託公安部建設的“全國性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系統”，能夠實現全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共享，有效解決漏查等問題，因性侵違法犯罪受到處罰後換個地方又混進教職員工隊伍的情況基本不會再出現。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副廳長李峰表示，這將為我們的孩子提供更加嚴密的保護，同時也會對那些性侵違法犯罪分子產生極大的震懾。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坦言，下一步將本著“突出重點、分步探索、穩步推進”的原則，推動逐步適用於所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同時擴大查詢違法犯罪信息的範圍，要全面構建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火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更溫情的底色
讓天下再無“素媛”
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韓國電影《素媛》的原型罪犯年底將刑滿釋放的消息，最近登上了微博熱搜。在這部電影中，8歲小女孩素媛被流浪漢性侵後遭受了極大的心理傷害，開始懷疑自己：“我做錯了什麼嗎？”
“性侵留下的陰影會像腫瘤一樣潛伏起來，有的甚至會轉成惡性腫瘤，如果有一天突然爆發，很難自愈，亟須各方專業力量共同救助。”四川天府新區（四川自貿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負責人王亮曾多次和心理諮詢師一起對被性侵的孩子進行心理疏導。他發現，多次詢問未成年被害人可能導致出現心理問題，有的被害人因此抑鬱甚至自殺，“這些情況並非個例。”
“遭受性侵害後，被害人對性侵過程的每一次回憶，對某個細節的描述，都可能意味著傷害。尤其是遭受性侵害的幼女，在刑事訴訟的各個環節反覆詢問，會給她造成‘二次傷害’。”王亮發自內心地希望天下再無“素媛”，“一定要儘快讓這些被性侵的孩子們走出心理陰影，否則那顆埋藏起來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炸，後果不堪設想。”
針對因詢問方式不當導致取證質量不高、放縱犯罪，或者反覆詢問造成“二次傷害”等問題，檢察機關推行“一站式”詢問、救助機制，要求做好詢問預案，爭取訴訟過程中只詢問一次。
今年6月1日，最高檢發佈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透露，目前全國共建立具備取證、心理疏導、身體檢查、同步錄音錄像等功能的“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478個。
2016年7月，浙江省檢察院選擇杭州市江乾區檢察院等14家單位，率先開展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辦案試點工作，寧波市鄞州區檢察院創新“檢警一體、檢醫合作”的“一站式”辦案模式。2019年3月，重慶市檢察院與市公安局聯合印發通知，建立省級“一站式”詢問、救助工作示範點。
今年8月24日，四川天府新區檢察院牽頭與區黨群工作部、政法委、法院、社事局、公安分局共同會簽了《關於建立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取證和綜合司法保護救助基地和機制的實施意見（試行）》（下稱《實施意見》），搭建就醫綠色通道，一次性詢問、身體檢查、證據提取，簡化工作流程，及時快捷地為被害人落實法律援助、心理干預、經濟救助等綜合司法保護和救助。
“除了就醫的綠色通道，我們還考慮根據被侵害程度不同採用‘三級響應’方案。”王亮對記者介紹其中的一大工作重點，即突出心理介入在詢問取證中的作用。首先，在對被害人進行必要的身體應急處理和物證提取後，立即進行首次心理評估；其次，評估合格後再進行詢問，詢問方式和內容由心理專家參與設計，詢問過程由心理諮詢師在一旁監測，認為不適合繼續的立刻叫停；最後，詢問結束再次進行心理評估，視情況進行短期心理撫慰或長期心理跟蹤治療。
在王亮看來，被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應始終被放在工作重要位置，擦亮心理疏導的溫情底色。
更密的保護網
落實不力要追責問責
任何事業都像翻山越嶺，“一號檢察建議”一步一個腳印，走的每一步都是這項事業前進的動力。
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檢察院曾經遇到一些困難。2019年4月，該院向教育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明確指出個別學校的法治宣傳教育流於形式，缺乏積極的心理干預機制，部分學生法治意識淡薄。然而，時隔4個月後，檢察機關與教育局聯合督查暗訪10所學校，發現依然有一個學校抽查的5位老師全然不知道“一號檢察建議”。
“我們將督查時發現的問題列為清單，聯合教育部門一起進行通報批評，要求全市300餘所學校參照清單進行自查。”巴彥淖爾市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王介屏談到，他們組織多次“回頭看”行動反覆督促落實，通過教師大會、班隊會、家長會等輪番宣傳，還給每一所市直學校的老師都送上了普法讀物，如今學校對防範校園性侵犯罪十分重視。
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一起案件在湖北省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夏紅的腦海中久久縈繞。2017年11月，湖北某縣寄宿小學教師在宿舍猥褻女童，學校隱瞞了此事，直到幾個月後，女童家長打工歸來才案發。經過檢察機關監督，當地教育部門對事發小學校長及其他責任人員一併進行追責。
為避免出現類似情況，湖北省檢察院在出臺全省強制報告制度規定時，特別添加了追責條款：“不得瞞報、漏報、遲報。”“如果未依照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後果的，要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在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該區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方芸也介紹了一個類似的情況。14歲少女蘇某在學校兩次遭到保安猥褻，學校老師得知後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導致蘇某未能及時得到保護救助，身心健康遭受嚴重創傷。蘇某的姐姐、保安和老師三方在學校簽訂賠償協議“私了”，蘇某得知後不滿去報警才案發。
據此，蕭山區檢察院向區教育局制發檢察建議，要求督促涉案學校依法依規查處有關人員，切實查找校園安全管理漏洞並整改；嚴格落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強化教師群體的報告責任和對被害學生的救助義務，明確對不報、瞞報、漏報的處罰。
最高檢很快劃下了一條標準線。今年5月7日，最高檢與國家監察委員會、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門會簽下發了《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其中明確寫入了追責及問責條款。如果有單位執行、監管不力，檢察機關可以通過發出檢察建議等方式進行監督糾正。
日前，重慶市九龍坡區檢察院上線“強制報告App”登上微博熱搜，閱讀量達1.3億；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四川省廣元市等地檢察機關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入住旅館異常情況強制報告制度，將未成年人開房問題引入公眾視野……各地檢察機關進一步落實強制報告制度，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身心健康，讓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早預防，早發現，早懲治。
更寬的路
源頭治理撐起愛的保護傘
為未成年人撐起愛的保護傘，幫助、愛護、教育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從源頭治理，護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學校周邊公然售賣涉黃讀物、碟片？我們走，看看去！”近日，重慶市大渡口區檢察院莎姐“雲平臺”接到多名老師、家長舉報後，該院檢察五部主任梅玫與同事一起前往調查取證。她發現，孩子們放學後常常在學校周邊的小店、小攤逗留，被一些書攤、店面上擺放的涉黃讀物、碟片吸引，駐足翻看併購買。
一家鞋店門口擺放著數十張涉黃碟片，封面皆為不堪入目的畫面。而一些涉黃讀物以戀愛風格的卡通漫畫作為封面，看似只是一本普通的網絡言情小說，內容實則是以直白描寫淫穢色情內容為主。
“我也不知道不能賣呀！”一家文具店的老闆辯解稱，自己一直從有圖書零售經營許可證的地方進貨，並不知道自己也需要持有圖書零售經營許可證。梅玫忍不住發問：“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會讓他看這樣的書嗎？”老闆不再說話了。
8月15日，大渡口區檢察院向該區文化和旅遊發展委員會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要求深入清查校園周邊文化經營場所。此後，重慶市檢察院第五分院和大渡口區檢察院現場監督“校園周邊文化市場安全”專項檢查行動，該行動共檢查校園周邊出版物經營單位29家，清查出非法出版光碟1300餘張，收繳非法出版物1700餘冊。
記者採訪瞭解到，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多發生在旅館。為從源頭上減少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生，多地檢察機關開始研究“未成年人開房”問題的對策。
今年5月25日，杭州市西湖區檢察院牽頭區公安分局等10部門聯合會籤《關於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為處置制度的意見》，要求“發現攜帶未成年人特別是不滿14週歲兒童開房的，或者未成年人單獨或多人要求開房的，相關前臺登記部門除按規定嚴格履行登記手續外，需進行‘三詢問一報備’。”西湖區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鄭蕾說，9月11日，該院參與聯合管理小組深夜突擊檢查私人影院，發現存在未成年人留宿過夜等安全隱患問題。
今年6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扎魯特旗檢察院啟動自主研發的“防治校園欺凌蒙漢雙語工作平臺”，由各行各業的公益人士作為平臺信息員，深入汽車站、農貿市場、中小學校周邊旅店明察暗訪，發現部分旅館存在允許未成年人開房入住等問題。此後，該院向公安局發出檢察建議。“涉案的小旅館關停，老闆處理了，我們全旗掀起了整治小旅店的‘風暴’。”扎魯特旗檢察院檢察一部主任呂然認為，檢察機關要積極收集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線索，及時跟進，用多種手段來發揮檢察職能。
更深遠的影響
讓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深入人心
“第一次瞭解到‘一號檢察建議’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非常振奮。”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女童保護”基金管委會委員徐豪說，“一號檢察建議”在社會公眾意識啟蒙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讓整個社會都開始更加重視兒童防性侵教育。
“以前我們在一些地方想進學校普及相關知識被拒絕過，有的地方教育部門覺得性侵這件事離學校很遠，並沒有放在心上，也不希望有人誤解當地發生過類似案件。”徐豪對此表示無奈，但是如今的情況大不一樣了。“最高檢多次實地督導‘一號檢察建議’落實情況後，我們各地的講師力量供不應求，和許多地方檢察機關開展合作，許多學校都主動邀請我們去開展防性侵教育活動。”據瞭解，截至今年3月底，“女童保護”組織已在全國31個省份面對面授課，覆蓋兒童超過372萬人，覆蓋家長超過59萬人。
“‘一號檢察建議’產生了輻射效應，成為撬動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特別是未成年人檢察制度改革完善的支點，同時促進了未成年人保護整體體系的進步。”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姚建龍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發展的見證者與參與者。他認為，“一號檢察建議”明確了司法與行政之間的銜接機制，讓未檢職能的定位更加清晰，是非常有意義的探索。
姚建龍尤其關注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等制度的發展。“這些制度的落腳點不同，一環扣一環，補足了長期以來存在的短板，與此同時，還促進各個職能部門聯合起來，形成良好的銜接機制。”
在“一號檢察建議”的加持下，各地湧現出一批優秀的社會治理案例：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開展公益訴訟，為校園清理“一支菸”；湖北省襄陽市襄城區檢察院發出檢察建議，阻斷未成年人接觸網絡賭博平臺的路徑……
“從‘校園清煙’等檢察建議，可以看出檢察機關保護未成年人的意識在不斷提高，對未檢法律監督職能的理解更加準確。”姚建龍對記者說，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的檢察官就是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者，檢察機關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揮未檢職能，完善了現有制度體系的空缺，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真正讓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在每一個司法環節深入人心。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編輯：胡丹丹
審核：狄瑞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