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秦漢哲學史的研究中，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與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極為重要的文獻材料。《要旨》立足於先秦時期學人對思想觀念接近的二三位思想家的討論，而從諸子百家學術中摘出六家，首次以“家”為單位整齊了哲學史面貌。《漢志》則以文本典籍為基礎，進一步釐清各家學術的劃分界限，最終在歷史上形成先秦學術“九流十家”的認識格局。
兩書總結了先秦以來各家學術流派的主要學術特徵，闡明各家學術的價值體現，均為中國哲學史的記錄與衍變貢獻出了沒世之功，也是後世學人研究上古思想的重要資料。
我們從兩書的本來面目著手，弱化其思想意義，而更加重視其文本意義，以漢人著作見漢人意識，比較兩書的異同，再參考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或許可以發現一些饒有趣味的問題。雖然對於學術沒什麼貢獻，但也可以用來陶冶下個人情操。
第一，先秦以來思想格局的總結趨勢。
從先秦諸子百家蜂擁而起，中國就迎來一場浩大的思想變革。隨著秦帝國的統一，在思想層面，經歷了五百多年的嬗變，似乎也有一種果實要孕育而出的傾向。這種傾向早在戰國時期即已出現，當時諸子或為攻訐、或為取補，開始對百家思想進行總結反思，這一活動的成果，便是《莊子》之《天下》、《荀子》之《非十二子》與《解弊》、《韓非子》之《顯學》等，他們代表了思想格局尋求統一的最初萌芽。到了戰國末期，這一趨勢變得更加明顯，它從文本討論的層面下移到了學術系統本身。
這一時期，諸子百家學統錯雜不一的特徵進一步公開化，各家思想出現明顯的血親現象。例如儒法相通的荀況、李斯、韓非，道法相通的申、韓。這至少可以表明儒、法、道三家之間的融合，同時，也可以推測更普遍的諸子間的交匯現象已然發生。到了秦相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匯合百家思想已經進入了自覺階段。但是因為呂氏學術氣魄的不夠，只弄成了一個東拼西湊的雜家，他也使得後來者門相繼走上了折衷調和的道路。
司馬談所著《要旨》便是這一工作的繼承者。梁啟超說：“其檃括一時代學術之全部而綜合分析之，用科學的分類法，釐為若干派，而比較評騭，自司馬談始也。”
《要旨》提出了“六家”的概念，相比起早前莊荀等人只討論一兩個代表思想家的方式，反映出了先秦思想開始產生進一步的總結。在這裡，他分諸子為六家，總結他們主要的學術特徵，展開褒貶不一的評述，然後放在一篇文章裡面。繼而又引《易傳》謂六家“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則可以窺見當時人對這一總結的態度。
具體來說，《要旨》推崇道家的“無為無不為”，講究以道德的清虛來馭使各家之法術，“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與呂不韋神似，其實是在表明一種取六家之長補各自之短的思想融匯傾向。
我們再來觀察司馬談的學術背景，他是漢初黃老學專家，但也跟從楊何學《易》，當然也是這種思想融合下行到學術生活的表現。然而，我們從他將六家作出並列，雖然以道德為尊，但是尚未產生一個有機的、粘合的思想體系，可見他的總結工作還在走雜家的老路，停留在材料的整理與孕育階段。
到了《漢志》中，我們見到一儒獨尊的格局出現，則代表了這一五百年來的思想結晶完全形成。《漢志》中亦有
“殊途同歸”之語，但是與《要旨》相比，卻已經是勝利的宣言。《漢志》中百家皆有，還包括詩歌辭賦。班固繼承了漢初各派交流的舊觀念，謂“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但他以儒家為尊，說“（諸子）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應“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於是，隨著董仲舒雜收各家之長，建立新儒學，則先秦諸子思想的氣象最終形成一個“內聖外王”格局，《漢志》中也就隨之出現了這種體系化的學術認識。
第二，先秦以來儒家勢力重佔主流地位。
《要旨》寫作時正在子學時代的末期，而《漢志》則出現在中國邁入經學時代之後。將《要旨》與《漢志》進行對比，最為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儒家勢力的消長。
前者概述六家之要，對各家的態度大致處於一個平衡的地位。它以道家稍稍為尊，用以統攝其餘五家。正如文中所言：“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就是這個用意。其中，司馬談又將儒、道兩相對比，評價儒者“主勞而臣逸”、“形神騷動”，卻不見對比其他各家，實則表現出儒家勢力在漢初黃老學中漸而抬頭的跡象。
到了《漢志》中，以儒家六藝之學開頭立基，隨後在“諸子學”一目中，又以儒家當先，便意味著儒家勢力已躋身主流正統的地位。
再次，《漢志》中的“九流十家”都以相關典籍作為表現，我們比較各家典籍書目的數量，發現六藝之學一百三十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子學中還有儒家五十三，一八百三十六篇。而反觀諸子，將儒家拎出來，其他九家諸子共一百三十六家，二千四百八十八篇。這個數量不過是儒家的一半，則更為儒家盛勢的有力確證。
我們無法否定這種現象的出現和作者個人的學統存在密切聯繫，但我們更要認識到當時社會背景的深刻影響。
秦朝立國，吸取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哲學遺產，以儒法兼用為治國的指導方針，這為子學在漢代政治的運用提供了借鑑。漢初建國時，苦於長期戰亂，漢朝統治者選取了利於修養生息的道家學派，以“無為而治”作為理政思想。因為道家思想的容納性，則又不可避免地吸納各家進來。於是，這個以道家為本、各家為用的思想形式成為漢初思想界的主流，正如《要旨》中所見。
經過幾代人的積蓄後，漢朝國力漸強，各種治理需求如雨後春筍野蠻生長，則講究“無為”、“因循”的道家學術逐漸不能適應形勢，社會上迫切需要一種更為精密、穩定與全面的治國理想與手段。顯然，相比其他百家思想更偏向政見發聲，直接承襲西周禮制、研習三墳五典、重視博要知行的儒家則更能滿足這一要求。於是就有了董仲舒聚各家之精華，總結出一個漢代新儒家，又有漢武帝罷黜百家，而獨尊六經，經學時代便自此開啟。
到了《漢志》時，或者說《七略》時，西漢經學已經盛行了一百多年，便有了《漢志》中儒家佔據半壁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