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崇敬名人
於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
卻忘記了他所以得名
是那一種學問和事業
——魯迅
紅塵亂世，以筆為刀
9月25日，是魯迅先生137年誕辰。
提起這位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人們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是啼笑皆非的《阿Q正傳》，是振聾發聵的《狂人日記》，是麻木不仁的《藥》，是頑固迂腐的《孔乙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祥林嫂”。
但鮮少有人知道，魯迅之所以被稱作“民主鬥士”、“左翼先鋒”，不單單是因為他留下了無數發人深省的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
魯迅一生都在為民主自由吶喊，且言辭辛辣犀利，直指癥結要害，絲毫不留情面。為此，魯迅自“五四”時期開始，便樹敵眾多。
說“文人相輕”也好，“政見不同”也罷，魯迅先生一生於筆鋒嬉笑怒罵，痛打落水狗，偏偏還叫人無從反駁，甘拜下風。可謂是用生命在詮釋，什麼叫做“槓精始祖”。
與徐志摩、陳西瀅相愛相殺
其實，故事要從徐志摩剛從英國留洋回來說起。
1924年，作為浪漫主義代表的徐志摩在《語絲》上寫了篇闡述音樂的文字，魯迅一看，認為此人太過矯情，對音樂的描寫太過誇張和扭曲，太“不接地氣”。加之魯迅對徐志摩崇尚的“浪漫自由”不敢苟同，認為徐志摩缺乏“戰鬥性”，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站在自己的小圈子裡無病呻吟，絲毫看不見人民的疾苦，於是便撰文諷刺。
魯迅《“音樂”？》一文，對徐志摩高深莫測的“音樂觀”加以調侃。魯迅說，能在生活中到處聽到“絕妙的音樂”的人應該是神經出現了問題，產生了幻覺，將其“送進瘋人院”也不足為奇。
徐志摩一看，當然很生氣。要知道，他最初對魯迅的態度可謂十分友好，不但向朋友推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還稱：我們一個朋友新出一本《小說史略》頗好，我也買一本送給你。
可惜徐志摩浪漫天真、無拘無束的個性和文學理念完全不被魯迅接受。
魯迅還創作了《我的失戀》一詩，意在“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據說，因他討厭“失戀詩盛行，故意作一首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
不過也有人認為魯迅的詩篇是在諷刺當時苦苦追求林徽因未果的徐志摩。
總而言之，這樑子算是結下了。
徐志摩
爾後，由於徐志摩的好友陳西瀅，二人之間的“愛恨情仇”便愈演愈烈。
陳西瀅
同樣是在1924年，通過胡適的支持，陳西瀅與徐志摩、王世傑等共同創辦了《現代評論》雜誌，主編該刊《閒話》專欄，發表許多雜文。事實上，主要就是反對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藝運動。
魯迅一看這幫政府的“御用文人”賊心不死，朝左翼潑髒水，當然也撰文多次反擊。當然，均以魯迅先生一馬當先，大獲全勝。
陳西瀅對魯迅作如此評價：“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陳西瀅、徐志摩與魯迅的矛盾達到白熱化，還是要從1925年的北京女師大風波說起。陳西瀅為了好友楊蔭榆女士，與魯迅針鋒相對，相互筆戰。
他還寫信給徐志摩，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犯了學界的大忌。
魯迅一聽大怒，你罵我可以，罵我抄襲？絕對不行！
陳西瀅的信由徐志摩編輯，並發表於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魯迅見文章登報，反應相當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反駁，痛罵陳西瀅和徐志摩。
魯迅表示，陳西瀅糾錯不是目的，報復才是本意。陳西瀅為什麼報復他呢？魯迅在《不是信》中說，陳西瀅懷疑他揭露了自己老婆凌叔華“剽竊”比亞茲萊的畫，於是懷恨在心，才說他也“剽竊”了日本學者的文。
魯迅罵陳西瀅，主要還是因為他和他那幫“留英博士”不支持學生運動，對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等發起的“七教員宣言”也看不慣，認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陳西瀅把學生運動看成是一種對學校秩序的破壞，而不是一次對反動勢力的反動，這就決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便不是敵對的，至少也是膚淺的、平庸的。
面對劉和珍與楊德群兩位女學生的慘遭屠殺，陳西瀅除了表達悲憫之外，更為了自己立論，減輕學生們的革命熱情和衝動，把她們的死說成是一種無謂的死亡，這就犯了魯迅的大忌。
這場罵戰最後，徐志摩不得不出來當和事佬，當然又被魯迅劃分到敵對陣營，撰文一通諷刺。
陳西瀅事後說：“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
“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
據說，魯迅曾當著葉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後來葉將魯迅的話轉告郭沫若，郭說：“當然，魯迅除了自己，什麼人都罵。”
郭沫若本人沒少被魯迅罵過。
魯迅曾說過：“遠看是條狗；近看是一條東洋狗；仔細一看，原來是沫若先生。”不僅如此，魯迅還公開評價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無獨有偶，當時的胡適也對郭沫若做出了評價：“此人反覆無常，我一向不服”。
同一個時期被兩位學術大師聯合diss，郭沫若到底是有多“罪大惡極”？
郭沫若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三觀不同，立場相異。
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魯迅和郭沫若兩人的文學主張和政治態度是不同的。兩人曾經打過幾次筆仗。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樁公案。
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新銳分子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竟然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
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
稍事鎮定之後，魯迅看出了“盟友”陣營的微妙變化，便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回答。殊不知這些回答卻更加激怒了創造社諸君子，他們把魯迅比作中國的Don－Quixote（堂·吉訶德），把魯迅的回答稱之為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
為了聲援這些年輕的朋友，作為創造社元老的郭沫若也披掛上陣了。他用筆名杜荃，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稱魯迅為“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無疑問，這三頂帽子是全然的汙衊，可以說，杜荃嚴重侵害了魯迅的名譽權、榮譽權。
按理，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魯迅完全可以將郭沫若告上法庭。然而，魯迅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寫文章進行答辯、反駁。
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中，他稱創造社為“新才子派”，還稱他們為“新才子＋流氓”，說他們“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
顯然，這些說法也汙衊了創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將魯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樣沒有這樣做，他也只不過在《創造十年·發端》等文中加以反駁、辯白而已。
面對“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魯迅陷於孤軍奮戰之中。雖然他偶爾也罵創造社一夥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創造’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持了理性的批判精神。
縱然屢次三番被魯迅痛罵，當魯迅逝世時，郭沫若還是審時度勢地在日本寫出一篇悼文，說魯迅死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替自己“挽尊”。
非但如此，魯迅逝世後，他還以“魯迅後繼者”自居，不知魯迅先生泉下有知，內心會作何感想。
“痛打落水狗”
魯迅的一生，是剛直不阿，為自由民主吶喊的一生。面對他的”敵人”，他只有一個態度——“痛打落水狗”。
誠然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被國民政府四處通緝，他也不改本色，運筆如刀，刀刀見血。
王蒙曾經這樣評價魯迅：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麼？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
可見魯迅的文字殺傷力之大，破壞力之強，一個人就能抵過千軍萬馬。不過，即便是他的“敵人們”，與他唇槍舌劍一番之後，恨不得把他碎屍萬段，也依然不得不承認：是在下輸了。
魯迅的才華、氣節、睿智和深刻，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人。他的種種言論，放在當今社會，也依然具備驚醒世人的用處。
他在人人說假話的年代講真話，在人人麻木的年代擁有充實的心靈。即使離開了我們半個多世紀，魯迅也依舊在另一個時空，用洞察一切的目光，審視著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