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崇敬名人
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
却忘记了他所以得名
是那一种学问和事业
——鲁迅
红尘乱世，以笔为刀
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37年诞辰。
提起这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人们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啼笑皆非的《阿Q正传》，是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是麻木不仁的《药》，是顽固迂腐的《孔乙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祥林嫂”。
但鲜少有人知道，鲁迅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斗士”、“左翼先锋”，不单单是因为他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
鲁迅一生都在为民主自由呐喊，且言辞辛辣犀利，直指症结要害，丝毫不留情面。为此，鲁迅自“五四”时期开始，便树敌众多。
说“文人相轻”也好，“政见不同”也罢，鲁迅先生一生于笔锋嬉笑怒骂，痛打落水狗，偏偏还叫人无从反驳，甘拜下风。可谓是用生命在诠释，什么叫做“杠精始祖”。
与徐志摩、陈西滢相爱相杀
其实，故事要从徐志摩刚从英国留洋回来说起。
1924年，作为浪漫主义代表的徐志摩在《语丝》上写了篇阐述音乐的文字，鲁迅一看，认为此人太过矫情，对音乐的描写太过夸张和扭曲，太“不接地气”。加之鲁迅对徐志摩崇尚的“浪漫自由”不敢苟同，认为徐志摩缺乏“战斗性”，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无病呻吟，丝毫看不见人民的疾苦，于是便撰文讽刺。
鲁迅《“音乐”？》一文，对徐志摩高深莫测的“音乐观”加以调侃。鲁迅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徐志摩一看，当然很生气。要知道，他最初对鲁迅的态度可谓十分友好，不但向朋友推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称：我们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送给你。
可惜徐志摩浪漫天真、无拘无束的个性和文学理念完全不被鲁迅接受。
鲁迅还创作了《我的失恋》一诗，意在“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据说，因他讨厌“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
不过也有人认为鲁迅的诗篇是在讽刺当时苦苦追求林徽因未果的徐志摩。
总而言之，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徐志摩
尔后，由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便愈演愈烈。
陈西滢
同样是在1924年，通过胡适的支持，陈西滢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同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主编该刊《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事实上，主要就是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
鲁迅一看这帮政府的“御用文人”贼心不死，朝左翼泼脏水，当然也撰文多次反击。当然，均以鲁迅先生一马当先，大获全胜。
陈西滢对鲁迅作如此评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陈西滢、徐志摩与鲁迅的矛盾达到白热化，还是要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说起。陈西滢为了好友杨荫榆女士，与鲁迅针锋相对，相互笔战。
他还写信给徐志摩，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犯了学界的大忌。
鲁迅一听大怒，你骂我可以，骂我抄袭？绝对不行！
陈西滢的信由徐志摩编辑，并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见文章登报，反应相当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反驳，痛骂陈西滢和徐志摩。
鲁迅表示，陈西滢纠错不是目的，报复才是本意。陈西滢为什么报复他呢？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怀疑他揭露了自己老婆凌叔华“剽窃”比亚兹莱的画，于是怀恨在心，才说他也“剽窃”了日本学者的文。
鲁迅骂陈西滢，主要还是因为他和他那帮“留英博士”不支持学生运动，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陈西滢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肤浅的、平庸的。
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表达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立论，减轻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说成是一种无谓的死亡，这就犯了鲁迅的大忌。
这场骂战最后，徐志摩不得不出来当和事佬，当然又被鲁迅划分到敌对阵营，撰文一通讽刺。
陈西滢事后说：“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
“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
据说，鲁迅曾当着叶公超的面指斥徐志摩是“流氓”，后来叶将鲁迅的话转告郭沫若，郭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郭沫若本人没少被鲁迅骂过。
鲁迅曾说过：“远看是条狗；近看是一条东洋狗；仔细一看，原来是沫若先生。”不仅如此，鲁迅还公开评价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无独有偶，当时的胡适也对郭沫若做出了评价：“此人反复无常，我一向不服”。
同一个时期被两位学术大师联合diss，郭沫若到底是有多“罪大恶极”？
郭沫若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三观不同，立场相异。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鲁迅和郭沫若两人的文学主张和政治态度是不同的。两人曾经打过几次笔仗。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桩公案。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
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
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作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
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作为创造社元老的郭沫若也披挂上阵了。他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三顶帽子是全然的污蔑，可以说，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按理，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郭沫若告上法庭。然而，鲁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
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他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还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
显然，这些说法也污蔑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之中。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了理性的批判精神。
纵然屡次三番被鲁迅痛骂，当鲁迅逝世时，郭沫若还是审时度势地在日本写出一篇悼文，说鲁迅死去是不可测算的重大损失，替自己“挽尊”。
非但如此，鲁迅逝世后，他还以“鲁迅后继者”自居，不知鲁迅先生泉下有知，内心会作何感想。
“痛打落水狗”
鲁迅的一生，是刚直不阿，为自由民主呐喊的一生。面对他的”敌人”，他只有一个态度——“痛打落水狗”。
诚然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被国民政府四处通缉，他也不改本色，运笔如刀，刀刀见血。
王蒙曾经这样评价鲁迅：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可见鲁迅的文字杀伤力之大，破坏力之强，一个人就能抵过千军万马。不过，即便是他的“敌人们”，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之后，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也依然不得不承认：是在下输了。
鲁迅的才华、气节、睿智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他的种种言论，放在当今社会，也依然具备惊醒世人的用处。
他在人人说假话的年代讲真话，在人人麻木的年代拥有充实的心灵。即使离开了我们半个多世纪，鲁迅也依旧在另一个时空，用洞察一切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