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偏安一隅的趙家王朝以妥協和屈辱，換來了暫時的苟安。以臨安為中心，風景秀麗、物產豐富的江南地區，成了理想的安樂窩。北宋末年那種趁歌逐舞的“宣、政風流”，再次成為了達官貴人們生活的必需品。這樣的土壤，為南宋滋生自己的“周邦彥”提供了溫床，在豪放派詞人們泣血吶喊了數十年後，南宋詞壇再度誕生了兩顆婉約派明星，那便是同屬“格律派”的姜夔與吳文英。
對於齊名的姜、吳二人來說，兩人有著大量的共同點，首先他們同屬於遊徙於豪門貴族之間的清客詞人，又都精通音律，各自創制了不少的新腔調。比如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中所記載的十七支自度曲，為現在唯一留存的宋詞音樂文獻，雖吉光片羽，但仍彌足珍貴。其次，姜、吳二人的詞，又都恪守“婉約”詞的宗風，以詠物言情為主。第三，姜、吳兩人都學周邦彥，承周邦彥之技法風格，格律嚴謹、音韻響亮，措辭高雅，造句新奇。但雖然有這諸多的共同點，但由於機遇、所處環境和個人性格的不同，兩人又分別在類型、詞風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和分野，甚至走向了不同極端。
姜之哀嘆，吳之靡靡
雖然同恪守“婉約”宗風，但姜夔年長於吳文英數十歲，且個人遊歷極為廣泛，自少年時代起，他便在江西、湖北等地輾轉，而在姜夔年輕之時，曾到過飽受戰火摧殘的邊城揚州，親眼目睹過金人入寇淮上的暴行遺患；中年旅居合肥，也曾因為金兵的日益迫近，而與愛侶悽然訣別，難再相見；而在他暮年之時，更與因“開禧北伐”調任鎮江知府的辛棄疾交遊唱和。故而，在姜夔的詞中，我們可以看到如“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這樣的興黍離麥秀之哀嘆；“庾郎先自吟愁賦，悽悽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這樣國破家亡的悲鳴；更可以看到他，應和辛棄疾時“前身諸葛，來遊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徵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的長淮金鼓之鳴。
而與姜夔相比，吳文英生活在南宋中晚期，且終身足跡未出江浙之地，詞作晦澀深豔，套語堆砌，或懷夢感人，或傷春悲秋，抒發旅情。在吳文英的筆下，不僅能看到當時從江南看到臨安，再從臨安縮影到西湖的豔麗，更能看到諸多如吳文英一樣，沉醉在這偏安生活中，醉生夢死的南宋士人。他們或“乘風邀月，持杯對影，雲海人間。”或“修竹凝妝，垂楊駐馬，憑欄潛畫成圖。”亦或“人去鞦韆閒掛月，馬停楊柳倦嘶風。堤畔畫船空。”唯獨堪堪過去百年的靖康恥，國仇恨和對蒼生百姓命運的哀嘆，消失得無影無蹤。
姜之孤傲，吳之落俗
在南宋中晚期的諸多詞人中，唯姜夔清麗高華，卓爾不群，儘管畢生沉淪下僚，但卻從不肯苟且做阿諛之詞，即使唱和友人，也是志同道合、肝膽相照之輩。縱觀姜夔所唱和之人，如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張鑑等人，無一不是當時著名的文人雅士，詞壇領袖。比如在與張鑑的相交中，家財豐厚的張鑑見姜夔才華橫溢卻無處施展，便打算要用錢為姜夔買官。孤高的姜夔拒絕了張鑑的好意，但卻不影響二人的交往。
但同樣是一生沉淪，吳文英卻難以免俗，所傳三百餘首詞作中，不乏大量應酬唱和之作。吳文英一生結交了許多權貴，充當他們的幕僚以謀取生機，這其中關於他和吳潛、賈似道的先後交遊唱和，也成了他人品忠奸的爭議之處。
故而，同為江湖遊士，情懷操守，姜、吳二人卻涇渭分明。
姜之峭拔，吳之深華
雖然姜、吳二人同學周邦彥，但姜夔的詞作中，參照了大量“江西詩派”的生硬，得到了周邦彥的峭拔；而吳文英則側入晚唐李商隱、溫庭筠詩歌中的密麗，得到了周邦彥的深華。並且在這基礎上，二人都加以深入，卓然成家，在風格上走向了不同的極端。
在技法上來說，姜夔詞多用虛字提唱，故結體清空，層次的演繹和轉換較為顯豁，筋骨全在明處；吳詞卻每每排比藻繪，體質實顯，脈絡卻都藏在暗處，所謂潛氣內轉，空際翻身。而就風格論，姜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張炎《詞源》），吳詞則如“萬花為春（《香東漫筆》），蝶舞蜂忙。如果以群芳為喻，姜夔詞便是疏梗白荷，幽香冷豔，吳詞則是千葉牡丹，復瓣濃黛。
自李清照後，一蹶不振，被豪放派詞作和詞人們壓得喘不過氣的“婉約派”營壘，由於姜、吳的橫空出世，再度有了中興之象。南宋末期的不少文人雅士，也沿著他們的道路繼續往前走，一時間效姜學吳蔚然成風。但悲哀的是，這些人大多卻只學到了吳文英“鼓吹春聲於繁華世界。”卻難有白石的孤高與稜角。而南宋王朝和傳承三百多年的宋詞，也在這靡靡之音中，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