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盛夏的太陽照在上海的馬路上，酷熱滿和在空氣當中。就在這悶熱的晚上，一些代表陸續來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庫門——李公館裡，他們將參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會議，也就是最後的閉幕式。不料會議開始不久，就有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不速之客從弄堂進來直接推開後門，闖入了會場。他藉口尋找社聯的王主席，張目四探，隨即匆忙離去。富有地下鬥爭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立即提出中止會議，馬上轉移，從而改變了中共一大的會議進程。
多位一大代表對密探闖入會場有過回憶。出席中共一大閉幕式的總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瀉沒有出席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兩人。綜合各位代表的回憶，關於會議場所，各位均認為在李公館的樓上，取得了一致。關於時間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體鐘點上有小的分歧。而闖入者的服裝，包惠僧的回憶最具體，“穿著灰色竹布長褂”。陌生人的態度很好，“對不起”是幾乎所有回憶者都聽到的，顯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驚蛇。
這個“陌生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代表們撤離後不到15分鐘，巡捕房開來兩輛警車，包圍了李公館，然後衝進公館翻箱倒櫃，嚴密搜查，並盤問了留守的李漢俊和陳公博。最後因為沒有搜查到有價值的東西，只好怏怏而去。
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於1882年3月3日，初中畢業後，因家庭貧困，不得不請人介紹在鎮江的米店當學徒，因為天天拎米包，練就了強壯的身體和過人的臂力，為他日後當巡捕提供了身體上的條件。1900年前，為了開拓更大前程，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
他在那裡結識了幫會首領兼“包打聽”黃金榮和丁順華，他們三人因氣味相投，結拜為青幫弟兄，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
黃金榮於1892年進入巡捕房。有資料表明，1908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那年他才26歲。程子卿儘管不懂法語，但為人機警，辦事能力強，很快獲得了上司的賞識。
程子卿是怎麼闖入一大會場的？人們又是何時認定程子卿就是闖入會場的密探？
作出這一貢獻的是作家葉永烈先生。1990年，葉採訪知情者——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薛畊莘後揭開了這一謎底。葉在《名人歷史現場》詳細記載了調查的經過：
“我於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訪薛先生。薛先生已經八十有六，看上去卻只有六十來歲……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翌年，進入這個巡捕房的社會科工作。他談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種種見聞。
我問及他是否瞭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館的情況，他說，他聽上司程子卿講起過。
那是上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館搜查——當時只知道一個外國的‘赤色分子’在那裡召集會議。首先闖入李公館偵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後，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學者也對薛畊莘進行了口述採訪，並公開發表。
那麼，法租界的密探怎麼會這麼快知曉中共開會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馬林這位世界職業革命家於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領取前往中國簽證時被捕，獲釋之後就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標。他在動身來華後，行蹤處於嚴密監視之中，所以他在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都受到了嚴格的檢查。這些情況迫使馬林在6月3日到滬後就向荷蘭總領事館登記（否則就有被驅逐的危險），並以《地方經濟學家》雜誌駐上海記者身份公開活動。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蘭總領事一信，報告馬林的行蹤，馬林已乘船到達上海，並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東方飯店。
因此，馬林到上海後，密探們已把他的行蹤查得清清楚楚，並記錄在案。所以馬林來到李公館開會時，就已經引起了法租界當局的警覺。
於是，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進入李公館偵察見機行事。
薛畊莘也在他的法文版回憶錄裡說，闖入會場的事情程子卿對他說過很多遍，因此記憶非常清晰。他甚至認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產黨人。
他曾經為此事問過程子卿，而程子卿的解釋比較特別：
1921年6月底的一週，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薩坡賽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邏時，攔下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他們操著一口北方話，緊接著在他們身上搜出兩顆手雷。帶回巡捕房政治組後，我們對這兩人進行審問，最終了解到，這是北京政府派來的殺手，並許諾，如果他們能將這兩顆手雷扔到共產黨開會的地方，就賞給他們一萬大洋。他們還透露，即將在7月開會的12位紅色政權領導人中的一人，將開會的信息出賣給段祺瑞元帥，而這天被認為是共產黨的成立之日。根據這些情況，我將此事報告刑事組長查扎爾先生，希望能夠通知共產黨領導人，轉移中共成立大會召開的地點，以免出現人命關天的爆炸案。
闖入會場的插曲載入史冊，說的就是“一個穿灰色長褂的法國巡捕密探”打斷共產黨事先準備的會議議程！事實上，很可能就是這個密探挽救了他們。法國巡捕們都很清楚，如果那個密探想抓住那些開會的人，他們一個都逃不掉。而事後人們津津樂道那個穿長褂的密探，薛畊莘是十分了解的：就是程子卿！程子卿終年身穿舊式的長褂，夏天單穿棉布長衫，冬天在裡面襯上雙層棉夾襖。
由於程子卿的闖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後移至嘉興南湖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程子卿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闖入中共一大的事情卻使他在歷史上出了名，相對地改變了中共歷史的歷程。
解放後程子卿命運如何？
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歷史上的政治問題，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審查，他便向宋慶齡求助。因為程子卿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參與了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並予以保護；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國民黨特務曾在法租界綁架鄧演達，被巡捕房破獲後，程子卿曾請宋慶齡轉告鄧演達：“切戒一人隨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護，以防不測。”為此，宋慶齡出面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沒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於他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解放後被審查時，幸蒙宋慶齡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間，才未予關押”，“也沒有被懷疑是帝國主義買通的間諜”。此後他賦閒在家，所以解放後登記的職業為“年老無業”。程子卿雖沒有職業，但兒女均學有所長，成為醫生、技術人員，孫輩環繞膝下，安享天倫之樂。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於上海建國中路家中，終年79歲。（張崢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