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遼寧記憶。
目擊人：孫宇輝
九一八事變的當年，筆者家住營口日本附屬地新市街附近，時年只有十歲。父親在此開小鋪。在這日本附屬地裡，目睹了日軍侵佔營口經過。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記下，以饗讀者。
1931年9月上旬，新市街內各道口就增設了武裝日警和華人巡捕特務，晝夜放哨盤查，限制中國人出入。從事變前四五天開始，一些一直活動在新市街內的日本商人、碼頭和鐵路員工，就慌忙奔走於“大日本帝國在鄉軍人會”(管理日本退役軍人集會、活動的機構，原址在現營口人民公園北)。就在這時，也發現了新市街小花園內有許多槍架、桌案、三八步槍和各種箱子，約有三四十名在鄉軍人在這裡擦拭和搬運槍支武器。又過了兩天，其中一些年紀大的都換上了軍裝，並佩戴了軍銜，為首的是桶口中佐。這人是“在鄉軍人會”會長，當年五十多歲，參加過日俄戰爭，退役後在新市街開設了一個東京新聞、讀賣新聞等日本各大報紙經銷處。聽說換上軍裝的人都被召集到牛家屯關東軍駐營口日軍守備隊訓練去了。
1931年9月18日，新市街內一片陰森氣氛。我早晨一上學就被日警堵回。這一天，除了“大衙門”(位於營口海關路北，建於日俄戰爭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營口人民的專政機構，擁有日警五六十人，華人巡捕、特務、腿子三四十名，馬隊一支，大約二十匹，還有可收容關押人的班房)的日警巡邏，幾乎看不到日本人往來，中國人更不得隨便活動，日本婦女和兒童也顯得很慌張，換上了如”阿信”式的短衣靴鞋。
夜幕降臨，街上死一般寂靜。突然在八點鐘左右，聽到“大衙門”前的東西馬路上傳來急促嘈雜的摩托車、汽車聲和馬隊行進的吵鬧聲，斷斷續續地喧囂了一夜。次日(9月19日)早晨，人們風傳昨晚日軍只用守備隊的一個小隊，加上在鄉軍人，總共不到一個連的兵力，一槍沒放，輕而易舉地解除了營口中國駐軍練軍營的全部武裝。
此後，營口置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但營口人民不甘心當亡國奴，時有反抗，遭到日本特務、巡捕的鎮壓。據來我家小鋪給日警買菸的“大衙門”雜役董桂林透露，被抓的人都是有來無回，或押解到日本憲兵分遣隊，或送到大石橋日本守備隊喂狼狗。
九一八事變不久，有一支近萬人的馬隊連續進攻營口，據說是遼南義勇軍。當時見到“大衙門”派出馬隊和軍警四五十人開往牛家屯，聽說是配合日本守備隊進行抵抗。雙方在市東郊激戰四五個小時，市內能聽到槍聲。日本人為了維持所謂治安，在東郊設路卡路障，又在附屬地外修了土圍牆。事後見到“本願寺”(日本人專用追悼亡靈的寺院，位於現市中心醫院東)的老和尚和高級軍警、紳士七八十人在此聚會，對著“殉國”軍警骨灰盒唸經。“大衙門”後院裡還擺著幾口大棺材和花圈，等待被打死的巡捕家屬來認領屍體。
日本人為了紀念這些“殉國”軍警、巡捕，特立一座忠魂碑，上面刻有二十多名死者姓名。碑立在現化纖廠附近東側。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見證，這座碑雖然已不復存在，但這段慘痛的歷史卻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裡。
目擊人：魏景業
九一八事變時，我在邊業銀行營口分行做職員。這個分行成立於當年七月，由於剛剛建立，辦公地點是租借的(現人民銀行後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層樓，樓下有個小院，輪換著由兩名守衛持槍把守著大門，院內還有個小車庫，三間伙房。
1931年9月19日晨，天剛放亮的時候，我們照例起床，打開窗戶後，則發現了意外情況：樓下的小車庫、伙房的房頂上，站著一些頭頂鋼盔、身著軍裝、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有的可能被我們開窗的聲音驚動，向我們投來了兇狠的目光。我們緊忙關上窗戶，來到了副經理高仲平的辦公室。剛打開門，又嚇了一大跳，一個日本軍官正在屋內與高副經理說話。高副經理快步走出來，低聲對我們說：“不要隨便走了，日本人把營口占了。”
我們回到宿舍時，於寶英、崔德新、陳濟川等同事已湊到一起，都面帶驚慌的神色。憑感覺，我們知道現在發生的情況非同一般。
過了一會，我們幾個結夥去吃早飯，發現每天站在大門兩側的銀行守衛不見了。那些日本兵仍然豎立在那裡。一位同事還偷偷地指著一個日本兵說：“這個人好面熟呀。”還有的說：“那個人以前和我兒子有過來往。”我們過後才知道，這些人大多是以前活動在營口市面上的“買賣鬼”,臨時穿上軍裝，成了軍人。
上午，經理李元良上班後，打了一通電話，告訴我們日本人昨天晚上襲擊了瀋陽北大營。現在，把我們營口也佔了。你們不要亂走了。這一天，我們也就沒敢出去，只能從窗戶向外張望，看到有的道口被日本兵放了卡子，時而傳來摩托車的突突聲，我們的心也隨之咚咚地跳個不停。
從這天起，街上的商店都關門了，我們邊業銀行也隨之停業了兩個多月。
以上是九一八事變當天我的所見，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行徑。
目擊人：楊際明
1931年9月19日，早六點鐘，我由家到學校去，剛到東雙橋子大街口時，就看見有三輛載重大汽車滿載日本兵向西飛馳而去，笛聲嘶叫，令人恐怖。我當時見此情景，心中懷疑，遂跑至學校打電話。電話不通即派人到街上去打聽，才知道大汽車先到營口練軍營，正值該營李營長率大部士兵到田莊臺演習，其餘部分被日本兵繳械。然後分三路到營口縣警察廳、漁業局等單位放置步哨，檢查行人。約八點多鐘日軍到營口縣政府(當時營口未設市)集會，召開縣內各機關首長會議，到會的有營口縣縣長楊晉源、警察廳廳長白銘鎮、漁業局局長李安人等。日本人宣佈，各單位要各安職守，不許妄動，聽候分配。散會後，將縣長楊晉源、翻譯孫金波帶到新市街日本地方事務所去開會，這是第一天的情況。由此以後每天早七點鐘即看見楊晉源和孫翻譯坐小汽車到新市街去報告縣內每日應行事宜，討論營口縣內各單位的人事問題。可見當時營口縣內行政權是屬於誰了。如此經過十幾天後，營口縣即行改組，除縣長楊晉源照常留職外，另派日本人左川為參事會議長，還有日本人參事二人(都是新市街日本商人)，該參事長期駐縣政府，掌握縣內行政事宜。縣內設有四局一科，其名稱如下：
總務科科長 閻錫榮
內務局局長 王蔭樸
財務局局長 周士章
警察局局長 白銘鎮
教育局局長 白銘鎮（兼)
其他附屬機關均設有日本指導員一人至二人，唯警察局派有指導員五六名之多，這是事變後營口縣政府機構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