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金融危機給高校畢業生帶來了就業困難，北京市化危為機，從2009年開始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本報及時跟進，於2009年3月19日刊發了長篇通訊《“大學生村官模式”從農村包圍城市》，該報道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十年過去了，記者再次深入北京市基層，跟蹤瞭解北京市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的情況。
2009年夏天，當年輕的程子夏從北京林業大學的校門走出，到北京南城的廣安門外街道報到，正式成為一名社工時，她也沒想到，自己見證並親歷了一項事業的發展壯大。
2009年、2010年，5000名首都高校畢業生像程子夏一樣，奔赴北京市2500多個社區居委會，從事一種新鮮職業——社區工作者。他們被稱作“大學生社工”。
11年後的2020年9月8日，人民大會堂，程子夏榮獲“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稱號，接受黨和國家的表彰。程子夏所在的廣安門外街道樂城社區，緊挨著北京6月疫情的暴發地之一——天陶紅蓮菜市場。
“這個榮譽不僅屬於我個人，更屬於首都基層的每一名社區工作者，是對所有社區防疫一線工作人員的最高褒獎。”程子夏這番話不是客氣，是掏心窩子的真。
她背後，是北京5.8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他們未必每個人都有程子夏一樣的高光時刻，但是，他們共同鑄就了一項新的事業——社區建設，他們是北京“大學生社工計劃”走過十年的成果。
起步
2007年秋，黨的十七大開幕前兩天，宋貴倫被任命為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書記、北京市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主任。那時大多數人不知道社會建設為何物，宋貴倫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光桿書記”“皮包工委”闖新路。
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確把社會建設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四位一體”總佈局。
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委社會工委、市社會辦對外宣佈成立。這個新機構的設置，在這一宏大背景下，意義深遠，在全國都是前瞻性、標誌性事件。
北京奧運會之後，北京市召開社會建設大會、出臺“1+4”文件，初步形成社會建設的基本思路，特別提到以黨的建設為龍頭，夯實社區建設和社會組織建設兩個基礎，建設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兩支隊伍。
彼時，北京市共有2512個城市社區。“我們調研發現，社區工作者中相當一部分是下崗再就業人員，老化問題嚴重，他們敬業精神可嘉，但專業化職業化不夠，文化水平不太高。”宋貴倫說。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性經濟衰退，這對中國的衝擊和考驗也是嚴峻的。2009屆611萬名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突然收窄。
一邊是大學生就業難，一邊是社區工作者隊伍不足，受大學生村官計劃的啟發，北京市社工委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議：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從首都高校應屆畢業生中，選用5000名本科生、研究生到社區，基本做到一個社區兩名社工，分三年招錄。這些社區服務崗位由北京市財政出資“買斷”。
北京此舉在全國是首創，消息甫一發布，引發關注。尤其是在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宋貴倫作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在會上提及此事，社會各界頗覺新奇。在當時的公眾認知裡，社區還是大爺大媽工作的地方，社工還只是貼貼通知、蓋蓋章、勸勸架的崗位。
招聘啟動，大學生蜂擁報名。全市統一組織考試，2009年招聘3000人，超出年計劃1000人，2010年招聘2000人，提前一年完成招錄。
事實證明此舉確有遠見。大學生社工進入社區後，契合了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延伸到社區的改革大勢，效果非常好。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將政策的執行權下放到各區，由各區繼續根據實際情況面向高校和社會招聘大專以上學歷人員進入社區，確保大學生社工持續不斷“進得來”。
11年後，北京市現有社區3309個，社區工作者5.8萬人，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佔90%，平均年齡40歲以下。而在2009年，1.6萬名社區專職工作人員，年齡在40歲以下的僅佔29.2%，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僅佔9.8%。
很難衡量，也無法說清這個隊伍的鉅變對每一個普通北京市民的意義，但是歷史進行了一次無意中的檢驗。
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暴發。作為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疫情在各國表現不同。中國以科學的方法、嚴密的組織、快速的行動控制了疫情，顯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和負責任的大國風範。
“抗擊疫情有兩個陣地，一個是醫院救死扶傷陣地，一個是社區防控陣地。堅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關鍵靠社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赴武漢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時說。
在社區防控陣地，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的表現不僅得到高層的肯定，也收穫了數以億計普通市民的嘉許。僅就北京而言，今年6月疫情局部暴發，短時間內得以有效控制，社區工作者、志願者的表現可圈可點。
波折
任何一項新的事業都很難一帆風順。“大學生社工計劃”遭遇的波折，經歷過的人記憶猶新。
2009年年底，大學生社工流失的新聞就開始見諸報端。
至今還在北京門頭溝某社區工作的社工小劉記得，當時跟他一起進入社區的大學生社工陸續離開，尤其在2011年到2013年，幹滿三年合同期、拿到北京戶口，一些人就走了。2009年，門頭溝區第一撥“嚐鮮”的大學生社工共有42人，但幾年之後留下的只有小劉一人。
張璐2009年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研究生畢業，通過招考進入西城區金融街某社區，雖然在不到兩年時間裡，她升任該社區服務站副站長，但還是選擇離開，去了一家國有銀行。
“當時選擇這份職業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對這個國內新鮮的職業有興趣，二是能獲得非常好的基層工作經驗，三是能解決北京戶口。”張璐也坦言，社區工作遠比想象中的瑣碎繁雜。
報端消息稱，北京大學生社工政策實施兩年間共流失1111人，再加上部分未報到的，流失比例約20%。“大學生社工遭遇水土不服”“避免大學生社工臨時就業”等聲音此起彼伏。
“大學生社工計劃”還能不能繼續？當時，天津、南京、青島、寧波等地也開始招聘大學生社工到社區工作。北京的動向牽動人心。
壓力最大的當數北京市委社會工委。那幾年，各種質疑紛至沓來，甚至網絡上，有人點名指責宋貴倫是“騙子”，“把我們忽悠來了”。
大學生社工為何離開？
時任北京市朝陽區職工大學科研處主任白新睿，對朝陽區大學生社工工作狀況做了問卷調查和訪談，結果顯示，該群體對工作的滿意度比較低，滿意率僅為23.4%。
調查發現流失原因集中在幾方面：一是社會認可度低，很多人認為，大學生社工做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沒出息，這讓他們感到尷尬和失落。二是薪酬待遇低，扣除五險一金後，到手不過千把塊錢，在北京，這個收入連保障基本生活都做不到。三是對社區工作缺乏瞭解，心理預期與現實差距太大。此外還有身份的尷尬，“大學生社工”既不屬於公務員，也不屬於事業單位，既不屬於慈善機構，也不屬於企業管理人員，身份、待遇模糊。
大學生社工流失的狀況也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
為了回答疑問，北京市社會工委在全市範圍內做了實地調研。宋貴倫說，經過調查，當時北京各行業大學生流失率平均為15%，大學生社工的實際流失率在18%左右，總體上處於正常範圍。
“當時有個情況，社區每三年一換屆，三年合同期滿，雙向選擇。嚴格說來，大學生社工走的不能全算流失，許多是正常流動。我們不能有這樣的導向，一味埋怨流動的大學生社工，也不能形成紮根社區幹一輩子的思維定式。社區不僅是鍛鍊人的地方，也應當是培養人的地方。”宋貴倫說。
暴露出來的問題需要直面。就拿待遇來說，如何確保“留得住”？
“我開始時每個月到手也就800多元，到了2015年，從1000多元漲到了3000多元，翻了一番。”小劉回憶，2015年真是一個分水嶺，從那之後，大學生社工流失率很低，“說實話，在北京，1000多元不能生活，3000多元就能，就是這個差別。”
據宋貴倫透露，2008年到2018年，全市社區工作者先後五次調整工資待遇，十年間工資漲了10倍，由原來的每月人均800多元提高到8000多元，達到了全市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使社區工作者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最近三五年，社區工作者的招聘非常搶手，招聘比例不是幾選一，而是幾十、幾百選一。
既要“留得住”，還要“流得動”。2016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實施了“十三五”時期社會治理規劃，明確提出打破“天花板”，按照有關程序，優秀社區書記可以直接選聘到機關事業單位。
2019年，全市首批40名優秀社區書記進入公務員隊伍，徹底打破了社區與機關、事業單位的人事關係壁壘，使社區不僅成為社區工作者幹事創業的平臺，也成為培養鍛練幹部的渠道。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北京市已經形成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區工作者隊伍，許多大學生社工已成長為社區黨委、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站領導班子成員，有的已成長為全國和市、區的黨代表、人大代表。
奔跑
深秋的北京市房山區蘇莊大街上，西潞街道蘇莊三里社區服務站二層，記者找到楊雪時，她正在處理一起居民與商戶間的糾紛，不時被此起彼伏的電話聲打斷。
她背後的文件櫃裡，整齊地碼放著標籤為“徵兵”“消防安全”“社會福利”“綜合治理”“接訴即辦”的文件夾，旁邊的矮桌上，是還未整理完的“疫情防控檔案”。
糾紛的兩方是社區口腔診所和診所樓上的居民。兩名診所工作人員在敘述原委，居民沒到場。原來是居民投訴底商的醫療設備有輻射，會影響生育。即使口腔醫院出具了專業報告，居民也不認賬，非要讓其搬走。
“這樣，再跟人家好好溝通一次，看有無協商的可能。實在不行，就由人民調解介入，到603室找社區的公益律師，請他們進行訴前調解。”作為社區服務站站長、居委會副主任的楊雪嘗試了幾種調解方式無效後，語氣輕柔但果斷地給出最後處理意見。
蘇莊三里社區有個大名鼎鼎的“許順人民調解工作室”，成立於2014年，以退休法官許順的名字命名，在轄區內為居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務，幾年來，調解社區居民、轄區商戶以及相鄰社區的矛盾糾紛300餘件，實實在在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第一道防線”。
“人民調解工作室”只是社區治理工作中的一項。楊雪說，社區的工作概括說來是“三駕馬車”：以社區黨建引領，居委會、服務站齊頭並進。具體到居委會來說，下設六個為民服務的委員會，涉及社會福利、綜合治理、人民調解、文化共建、計劃生育、公共衛生等。
“小巷總理”所言不虛。北京市對社區職能做了規範化，歸這“三駕馬車”的就有100多項，涵蓋經濟社會多個領域。“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我們就是那根針，所有的線都要過這根針。”楊雪笑著說。
2008年大學畢業後，楊雪在北京當了一名大學生村官，三年屆滿後，她又報考大學生社工，從此紮根在蘇莊三里社區。
蘇莊三里面積0.9平方公里，有30棟居民樓、280多個底商。隨便問一個地方，楊雪都能像定位儀一樣指出具體位置，這張在心裡勾畫的社區地圖，承載了她的事業和青春。甚至走在街上，人來人往，她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管轄內的社區居民。
楊雪見證了北京社會建設的十年變化。她剛到社區時，社區裡還是大喇叭廣播，老百姓對社工的印象還是“吃飽等天黑”，而現在，轄區居民拿他們當貼心人，基層自治也如火如荼，“居民協商議事廳”定期召開。作為社區服務站站長、居委會副主任的她，已經在積極參與北京市基層治理體系的改革：比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12345接訴即辦”“一刻鐘社區服務圈”……
程子夏也有同樣的感受，她從一個細節上發現居民自治的進步：疫情卡口值班需要志願者，但社區距離紅蓮市場那麼近，參與疫情防控要冒很大風險。讓她意外的是，微信群的通知發出後，好幾十人踴躍報名，大家都想出份力，哪怕值班就兩個小時，也是一份心。
程子夏所在的樂城社區服務站只有120平方米，但是每次變化都蘊含了服務站管理的變遷。這一陣子，她在忙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垃圾分類、接訴即辦等，明年服務站又要改革，改為社區會客廳，實現居民“一窗受理”，這120平方米軟硬件都要改，辦公面積要縮小，給居民留出辦事諮詢的空間，社區人員也要培訓……
如今，北京3000多個社區的骨幹很多都是大學生社工，他們的確發揮出眼界寬、文化水平高、年輕有闖勁的優勢，在社區大膽創新，為基層治理創新發揮帶頭人作用。
劉玉偉，門頭溝區大峪街道龍山三區社區黨委書記、社區居委會主任，北京首批大學生社工。他所在的社區大部分居民是拆遷戶，來自78個平房區組織，農民居民混雜。“中國是個熟人社會，怎麼讓居民熟起來、有歸屬感？”劉玉偉早上找遛彎大爺，晚上八九點跟下班的年輕人聊，從工作、家庭聊到社會關係甚至寵物，兩個月下來跑完了2508戶，自制了一張社區信息表，設計了多種多樣的“破冰”活動。
他自創把社區居委會入黨積極分子放到支部，成為“社區黨建助理員”，既輔助老同志開展工作，也培養、考驗積極分子，8個助理員根據每個支部的特點開展活動，打造黨建品牌。社區成立4年以來，從92名黨員發展到228名黨員，社區黨委不斷髮展壯大。
“現在社區共有3個支部，大方向由黨委引領，但每個支部都有自己的樣子。”劉玉偉說。
劉玉偉還借鑑大學校園的社團經驗，針對老年人、青年人、兒童、流動人口等成立不同的興趣組織，比如，老年人的象棋、書法、太極拳等，青年人的手工絹花、相親活動、跆拳道等，兒童的繪本閱讀等，每個社團還設有主席。“我就是想用他們喜歡的事把社區自治的精神滲透下去。”他說。
“大學生社工計劃”實施之初，曾經頂著社會公眾“大材小用”的質疑。近幾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像劉玉偉這樣的大學生社工在慢慢改變人們的認知。
在宋貴倫看來，“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基是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城鄉社區處於黨同群眾連接的‘最後一公里’，社區工作者處在處理複雜問題的一線，要有能力去處理，有專業、有水平地為老百姓搞好服務。社區的專業化、職能化、社會化和法治化水平能力，決定著我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
挑戰
雖然在西方，社工作為職業存在了六七十年，但在中國，對這個2004年才被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驗明正身”的新職業，人們的認識還需要過程。
“社會工作者是專業化的、廣義的慈善工作者，把社會善的理念通過科學的方法傳達給需要幫助的人。一定要明白，在現代社會，有愛心和有愛的能力是兩回事，所以專業化恰恰就是要培養一個人愛的專業化能力。”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趙孟營說。
1917年美國學者理查曼的《社會診斷》一書出版，把這種助人的工作作為一套獨立的知識系統加以研究和傳授，從而成為社會工作專業建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他用了一個診斷的醫學概念，也就是說社會的問題也需要診斷。從那之後很多人就認為社會工作者是一個社會的工程師，是一個社會的醫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說。
“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發生了很大變化，70%的人群和70%的組織、70%的經濟貢獻率都在社會領域，都在傳統體制之外，社會服務也應當適應這種新變化，來滿足各類人群的需求。”在北京從事社會建設十幾年之後，宋貴倫如今在國家高端智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從事社會建設研究教學工作。
中國社工的職業化、專業化這幾年有喜有憂。隨著2018年人社部和民政部出臺《高級社會工作師評價辦法》，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高級社會工作師的職業序列初步建立。據統計，北京市持證上崗的專業社工有3萬多人，社工持證比例居於全國第一。但很多地方，每個社區只有一兩名專業社工，更談不上持證上崗，全國各地社工專業化、職業化程度差距很大。
“十幾年裡，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實現了從工作到職業的轉變。以前有人可能覺得大小夥子怎麼去社區工作，但是現在社工是很正規、很朝陽的職業。在很多重要的場合，社區一次次被提到，我覺得這個職業能幹，而且能一直幹。”劉玉偉說出了很多大學生社工的心聲。
“供需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有些高校的社工系被取消，其實應該根據國家發展大計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建設。多方面加強社工教育，未必是設立多少社工系和社會學院，而是增加選修課，特別是與社會打交道的專業，應該對社會工作有所瞭解。另外，教材建設也不夠，應當形成更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學教材體系。”宋貴倫說。
針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宋貴倫建議，借鑑北京經驗，在全國城鄉社區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化“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之危為“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之機。他闡釋了這個建議的原因：今年全國應屆高校畢業生874萬，創歷史新高。行政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經濟下行壓力，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使我國當前就業市場萎縮，許多高校畢業生嚮往的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大門收窄。
“而有一個廣闊的就業市場應當引起重視，那就是城鄉社區居委會。”宋貴倫說，據民政部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全國有65萬個城鄉社區、400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這樣，現在平均每個社區才有6名工作者。從具體實際看，每個社區應當至少有10名社區工作者才能滿足基本工作需求。不難看出，全國社區力量嚴重不足。如果按平均每個社區10名工作者計算，缺口有250萬人。如果今年平均每個社區吸納兩名高校畢業生，也能解決130萬人就業，可有效緩解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
“這是一個廣闊的就業市場和大有用武之地。從更長遠的意義來說，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將有力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社區建設還存在許多短板和弱項，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城市社區工作者不僅力量嚴重不足，而且素質不高、能力不強的問題尤為明顯。在全國社區持續實施‘大學生社工計劃’，將使全國社區工作者力量顯著增強、隊伍素質發生質的飛躍，將有利於加快推進社區治理現代化。”他說。
《中國教育報》2020年11月17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