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样评价李鸿章的？

漠北扶苏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监利市百姓之声

听人说：李鸿章也是替人‘背了黑锅’？

冰柔共济

许多国人对李鸿章的印象，来自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国如果不按时收回香港，

李鸿章个子很高，有1.78米，身材匀称，仪表堂堂。上图与两个洋人站在一起，丝毫不落下风。跟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国力孱弱以外，日本人对他评价甚高，带着几分敬意，可以从多处史料得到证实。

美国共和党人，1868年当选总统的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美国的国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格兰特送给李鸿章的手杖，他用了几十年。1896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李鸿章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不但亲自前去格兰特墓地祭奠这位老朋友，还亲手将手杖还给了格兰特夫人，可谓是有情有义。图为李鸿章1879年和格兰特在天津。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磨店乡，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后来也官至总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听父亲命进京乡试。当年做诗《入都》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时20岁的翩翩美少年，腹有诗书，意气风发，颇有做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从广西克湖南，自武汉顺江东下攻破安庆。咸丰帝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吕以李鸿章是安徽人，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同年底太平军破舒城，吕贤基自杀殉国。次年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庐州城破自尽，李鸿章投入新任巡抚福济幕下，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官至道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以上海为“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以中立国名义通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宁长江江面抵达上海，自成一军，是为淮军。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与湘军一起剿灭太平天国，后几乎独立平捻军，可谓战功不小。

同治九年（1870年），民间诬指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被蛊惑的民众打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以凶残手法杀死了10名修女（被剥光衣服强奸、挖眼割乳，后被烧死）。直隶总督曾国藩查案认为民众未核实便凶残杀人，责任在民众，判处死16人，被大量官民指责为“曾国贼”。李鸿章受命接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此后三十年，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总理外交事务，兴办北洋水师，成为权倾一时的晚清重臣。

同治十一年（1872年），朝中多有重臣建议停止制造轮船，认为多有耗费。李鸿章据理力争，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史学家多以此折为晚晴最重要文献，推崇李鸿章目光如炬，洞悉国家安危与民族前途。

这个折子是洋务运动中期，面临众多反对时很关键的文章，促使清廷继续推进洋务运动当然由于国家整个体系还是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光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远不足以改变国运。

现代史学家芮玛丽所著《同治中兴》云:“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而李鸿章正是这些杰出人物的代表。

自1860年至1894年，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和短暂的战争间隙，居然经济大踏步发展，北洋水师也被视为亚洲第一，中国的国力更有恢复以往的良好趋势。但此时虽然数字漂亮，但中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革新。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孙女回忆，俾斯麦曾断言将来亚洲霸主必为日本。“清国人来咨询必问如何买到便宜又好用的战舰和武器，其他都不关心；而日本人不但对买军舰很关心，还仔细研究他们的制度和文化，了解德国的教育普及状况。”

日本人对朝鲜觊觎已久，虽然十年前（1885年），袁世凯勇猛异常的带着枪冲进朝鲜皇宫，将日本大使赶走，但日本人对于朝鲜的渗透一直没有停止。甲午战争前，清朝清流派更是群情激昂要求与日本决一雌雄，清朝认为欧美人欺负我们也就算了，日本人弹丸小国，怎么也敢侵犯我大清国的国威，必定要与之一战，朝中也许只有李鸿章知道日本人的国力，清朝并不一定能战而胜之，而且北洋水师已经六年没有购进新战舰了。然日本步步紧逼，李鸿章本想让俄国人从中调停，被日本人识破，私下与俄谈判，令其退出，李鸿章再下决心一战，准备就不很充分了（当然，准备充分也会输）。甲午战争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李鸿章大哭一场，愤从心来，几十年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他也深知，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肯定比欧美人更甚，果然，清朝派去日本讲和的两路人马都被以不够资格不够诚意退回。朝廷只能电令李鸿章进京商议与日本讲和要事，明摆着就是准备让李鸿章去日本议和了。

72岁的李鸿章只能启程前往北京，他自己想好了此去必定前途难测，毁谤满天下，向朝廷提了几点要求，一是请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同去议和（翁是朝廷信任之人），翁同龢一反战前一定要战的态度，坚称身体不佳难以赴命。二是李鸿章知道割地求和，兹事体大，要朝廷想好条件，当时猜测日本可能会要求台湾和东北，最后朝廷决定如果日本一定要，这两个地方都可以给日本。所以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有失公允，因为去日本之前，早已和朝廷商量好了议和条件。三是基本确定了赔款的底线---2亿两白银。

一些截取72岁已愈古稀之龄的李鸿章和年富力强五十出头的伊藤博文，在谈判中的一些交锋片段来回顾这段令人心酸的历史吧。

1、伊藤博文：贵国的委任状，行文挺好，就是缺了光绪皇帝的签名。

李鸿章：我国风俗与外国不同，我们用个人盖章，效力与签名一样。

伊藤博文：这次我就不较真了，但是贵国既然诚意与外国交好，为何不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指签名）？

李鸿章：我国皇帝从来不亲笔签名的，我也不好强求皇帝签名。

伊藤以光绪没有使用国际通行的签名敲打中国没有和世界接轨，李鸿章以惯例回应，虽有些尴尬，也没有失分。

2、李鸿章：那时候听到您说这个，很佩服，也佩服您推动日本改革，使日本成为今天这样，但我中国的事情，受旧俗牵绊，未能如愿以偿，当时您劝我说中国地大人多，改革应以渐进为宜，转眼间十年了，我国还是老样子，我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贵国日本的军队，以西式练兵，兵精马壮，内政各项也日新月盛，这次我去北京和很多同僚聊天，也说到我国必须要变法才能自立啊。

伊藤博文：天助有德之人，如果贵国锐意奋发，老天一定会帮你们的，老天对待世人都是平等的，关键在于各国要自强。

李鸿章：我今年 73 岁了，真没想到在这里和贵大臣重逢，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逍遥自在啊。

伊藤博文：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容易治理。而且日本有国会，办事很棘手。

李鸿章：贵国的国会，相当于我国的都察院。（这个差别就大了，完全两回事，而李鸿章已经是清廷最有见地的官员了，可见两国之差距）

这段对话可看出当时的处境，甲午战败，日本扬言要打入北京，清廷一片恐慌，城下之盟。李鸿章以两个亚洲大国还是要和平，虽然无力，但凭他72岁的长者身份，倒也令伊藤只能听着。李鸿章羡慕了伊藤的做事环境，伊藤表示天助有德之人，委婉的表示了日本的制度更符合德性，更有生命力。转眼十年，中日两国从国力相当，到相距甚远，其中奥妙，岂是一场海战所能包含的。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年54岁。

第三轮谈判（公历1895年3月24日）

伊藤博文：我们招聘朝鲜人做挑夫，他们都不肯干，我军现在攻打台湾了，不知道台湾人的品性怎样？

李鸿章：台湾主要是潮州、漳州、泉州的移民，最为强悍。

李鸿章：生番大概占 60%，其余都是移民，您提及台湾，是想永久占据台湾吧， 难怪您不愿停战了，但是我想英国是不会甘心你们占据台湾的，我之前跟你说过，和平条款不要牵涉他国的利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守不住台湾，又怎样呢。

伊藤博文：对中国有害的，未必一定对英国有害。

李鸿章：你们倘若占了台湾，就与英国治下的香港为邻。

伊藤博文：我们两国打仗是我们的事，与第三国无关。

李鸿章：我听说了，英国不愿意别国占领台湾。伊藤博文：贵国如果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肯定笑纳的。

李鸿章：我国已经在台湾设置了行省，不可能送给他国的。

清廷早想到日本要台湾，伊藤先提台湾，李鸿章严词拒绝，毕竟刚立了行省，而且台湾远离大陆，分割出去将来很难处理，可惜日本人早把台湾作为预定目标。

当天 3 月 24 日散会之后，李鸿章在返回住所途中，遭到日本愤青小山六之助的枪击，昏迷后经救治苏醒，竟然昂首走回住处，令人钦佩之至。后住院治疗，当时令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朝野都对冒失的刺客气愤不已，日本皇室慌忙安排医治并慰问，因此下一次谈判已经是 4 月 10 日，李鸿章身体康复之后。

在李鸿章养伤期间，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通过文书来往，伊藤开价赔款三亿两，李鸿章还价一亿两，此轮谈判，伊藤博文再还价二亿两，并且声明不能再降，主要原因是伊藤博文破译了中方代表团的电报密码，已经掌握了中方的底线，而中方的底线正是二亿两，此时李鸿章全然不知自己的电报被破译，仍然试图垂死挣扎。

李鸿章：我国割让给俄国的土地，其实是少数民族的边疆地带，不但荒凉贫瘠，而且人烟稀少，台湾不同，我国在台湾已经设置了行政省份，人烟稠密，二者根本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任何一寸土地，都是你们皇帝的土地，根本不分什么荒凉与繁荣。

李鸿章：你这样是不是欺负我老了、分不清世间事物的区别了？

伊藤博文：哪里？你谈起这个话题，我不能不作答。

李鸿章：总之，现在就是三件事：1、二亿两白银太贵，请您减一些；2、营口不能割让；3、台湾也不能割让。

伊藤博文：这样就算我们两人意见不合了，我今天将改订之后的条款交给贵方审阅，能减的就这么多了，时间仓促，不能再折腾了，如果贵方能答应就好，如果不能答应，那么我就当作你们拒绝和平条约了。

仗打败了，没法谈啊。二战胜利了，不要日本赔钱也就算了，居然没要求日本归还这次的赔款，也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想的。

呜呼哀哉，我看这份谈判实录的时候，想着72岁的李鸿章，眼泪控制不住了！

当然对李鸿章也有很大负面的评价，比如收过俄国的贿赂，比如对外太软弱。受贿赂一事没有查证，对外太软弱的说法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我基本同意梁启超的评价：“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看看当前中国的外交处境，我想加上一句：今天的人们仍然需要好好研究研究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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