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使“天下英雄盡入吾轂中”的科舉制度終於逐漸完備起來了，遂使大量文人通過科舉滲入統治階層。“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到了中唐，為官者甚至恥於不由科舉入仕。正是科舉，為文人知識分子介入政權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也是科舉，使大量文人進入社會上層，促成了文人的士大夫化。他們思想上依傍儒家經典，政治上委身皇權，從而也失去了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和根據內心準則自由行事的特點。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就是減少了理想與熱情的成分，增多了現實的觀察與理智的思考。正是這種情況促使文學至中唐為一變。其實這種變化大曆時期已經開始了。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文人靠自我奮鬥以求出路，不少人在幕府中當過僚佐，還有的人取得了較高的政治地位，做過州刺史的便有元結、韋應物、李嘉祐、劉長卿、戎昱、戴叔倫。
古代科舉制度
總的來看，他們的政治地位已非盛唐文人可比，但作品卻失去了盛唐時期的骨力和氣勢。元結出於“憂黎元”之心，要求文學作品“救時勸俗”（《文編序》），“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是韓愈、白居易功利主義文學理論的先驅。皎然《詩式》則推崇高逸，把風韻、閒放看作詩歌創作的典範，反映了另一群政治失意的文人們的審美情趣。大曆時期是盛唐向中唐的過渡，因而具有雙重特色。中唐是文人廣泛從政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量文人作家既是文學家，又是重要的政治活動家，如劉禹錫、柳宗元、韓愈、元、白居易、李紳、李翱、姚合等。一些地位較低的文人作家則聚集在地位較高者的周圍，因而形成了一些趣味相投的文人群體。作為文人從政的一個顯著的標誌便是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主張的大肆鼓吹與倡導。
劉禹錫雕像
韓愈是古文家，又極熱衷於功名利祿，鼓吹文道合一，以儒家道統的繼承人自居。於文學方面韓愈強調“道”，具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性質；於政治方面他又強調“文”，藉以抬高文人的地位。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韓愈看到佛教的流行對於封建政權的腐蝕作用，於是打出道統的旗號反佛；看到藩鎮割據對於中央政權的危害，又大倡君臣之道以圖鞏固皇權，所以他的文學主張明顯地具有政治功利的色彩。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同樣貫穿著一條為政治服務的主線。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說“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的《秦中吟》與《新樂府》也確實實踐了上述主張，先作《秦中吟》，“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又作《新樂府》五十首，“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以期達到“易諭”、“深誡”、“傳信”的目的。
韓愈雕像
可見白氏是把詩歌看作向皇帝反映情況、進行諫淨的工具的。這一理論在中唐被大力提倡，而且形成一股潮流，正是文人走上政治舞臺的必然結果。文人擔任要職自然意味著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即捲入政治鬥爭也必然使所冒的風險增大。劉禹錫、柳宗元隨著永貞革新的失敗而連遭貶逐，柳就此一蹶不振；韓愈也兩次遭貶，第二次因諫迎佛骨觸怒唐憲宗，險些送掉性命，所以他一到潮州便趕緊誠惶誠恐地上了一道謝表，說自己“狂妄意愚，不識禮度”。白居易為諫官時，敢於當著皇帝面說“陛下錯”，憲宗老大不高興，說他“小臣不遜”。白居易事後回想起來心有餘悸，說是“志未就而悔已生”；“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
潮州古城
故在屢遭挫折之後，這位“唯歌生民病”的新樂府詩人，也就逐漸變成一個“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的“中隱”了。封建統治者一方面要起用文人，一方面又要防止文人給他搗亂，防止的辦法莫便於以文治罪。一方面誘之以利，以致很少有人能在高官厚祿的誘惑面前無動於衷；一方面脅之以威，使其行為乃至思想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封建統治者這兩手是逐漸完善起來的。中唐處於文人從政之始，但已肇文禍之端了。劉禹錫元和十年（815）自朗州被召至京師，因作《戲贈看花諸君子》，“詩語譏忿”，觸怒當權者，於是又被貶逐。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上書言事，為執政者所惡，遂說白母因看花墮井而死，白作《賞花》及《新井》詩，有傷孝道，貶江州司馬。王建作《宮詞》，多言禁掖中事，險遭彈劾。
白居易像
上述皆是以文字惹禍之事。韓愈作《毛穎傳》，寫毛穎（筆）於秦有功，老而見疏，責秦“少恩”，是一幅絕妙的文人自畫像。文人在從政之後，大概也感到了統治者對自己的利用，所以對政治既熱衷又害怕，既關心又不感興趣。他們的文學思想無不具有兩重色彩。如白居易論詩，既主“美刺懲勸”，又說“釋恨佐歡”；韓愈論文，既要載道，又說“不平則鳴”，後者便不是載道而是緣情了。這種深刻的內在矛盾是中唐詩歌走向退縮和蕭瑟的重要原因。科舉制度固然開啟了文人入仕的大門，但是躋身於統治者行列之中的畢竟是極少數，科舉之門並非容易邁進。韓愈連試三次不第，第四次因梁肅的舉薦才算及第，所以勸告他的朋友孟郊“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獲”（《孟生詩》）。
科舉制度
孟郊年近五十始得一第；賈島則終生不第。李賀因父名晉肅而不能應進士試，其遭遇更帶傳奇意味。唐代進士科每年只錄取三十人左右，而應舉者則近八九百人，其登科之難可由當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看出。甚至有老死科場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見《唐挺言》卷一）這種情況自然導致文人的分化。躋身於當權者中的志得意滿，被拒於仕門之外者則難免牢騷怨憤。兩者之間的生活情況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與“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怎能同日而語！論中唐詩者常將其分為兩大派，一是元白的“坦易”，一是韓孟的“奇險”。
孟郊像
尚坦易者大多仕途較順，尚奇險者大多仕途多舛。孟郊為求一第而死守長安，屢遭挫折，其詩苦澀拗折，侷促不伸，自不足奇。李賀構思奇絕，嚮往鬼神，其詩好用啼、泣、血、死等字，是其心靈嚴重畸形的產物。其他如盧全、劉又之怪異，也是因困於科舉而心情激躁的體現。至於劉禹錫、柳宗元，二人科舉及前期仕途皆較順，後來被貶逐，柳宗元在失意中去世；劉禹錫後期仕途又轉順，所以柳的詩文冷峭峻潔，劉則較平和。二人哲學思想相近，都認為天無意識，不能賞善罰惡。柳宗元論文也講“明道”，他所說的“道”其實是包括“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以及浮屠在內的。正因為從政的失敗，才使他們保持著一些獨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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