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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霸权之战：日本的路线
本文摘自于《2019年战略年度报告》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背景下，注意力集中在先进技术上，关于技术霸权的斗争已经浮出水面。技术竞争的最主要形式是争取简单技术优势的竞赛。首先，每个国家都将其技术能力直接与其自身的安全利益联系起来，并以更直接的方式将其视为硬实力的来源，并追求相对的技术优势。每个国家都期望 和/或 担心引入颠覆性创新，这些创新将尖端技术引入军事领域，改变游戏规则。其次，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并不仅决定其军事实力的优劣。技术也被用作外交工具。一些国家可能对关键技术的获取施加限制，这是产品的瓶颈，并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价值链的国际化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使这种治国之道成为可能。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武器化的相互依存”。中国追求国内半导体生产的目的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已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已经指出，结合人工智能（AI）的先进技术可用于支持威权国家的政权。已经指出，语音识别技术和配备深度学习技术的自动翻译技术用于操纵舆论，而生物识别技术（例如面部识别技术）用于监视和压制人们。此外，已经注意到，这些技术通常由专制政权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使用，以形成舆论和监督公众。以当前信息技术为后盾的先进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大规模和快速流通，同时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可以说，信息通信技术在传播和加强专制政治模式的同时，在传播自由民主规范方面发挥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软实力 和/或 锐实力来源的技术竞争已经开始。
在这种背景下，在争夺技术优势的过程中，政府争先恐后地进行研发（R＆D）以产生技术创新。例如，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创新的本质在于基础技术、先进的人力资源和高质量的数据。关键的基础技术包括计算、算法、实现高性能信息处理的半导体以及先进的信息技术。各国正在争夺这些技术、人才和优质数据。此外，从基础研究到社会实施，军事与民用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过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军转民”（将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工业）和“民参军”（将民用技术转移到军用）上。但是，目前正在实行“混合”和“军民融合”，超越了军事和民用部门之间的界限。众所周知，许多先进技术具有双重用途。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第13859号行政命令，宣布“美国AI倡议”，这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为了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领导地位，对AI的研发给予了优先考虑。此外，美国国防部（DOD）的国防创新部门（DIUx）正在努力加强与硅谷私营高科技公司的合作，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在继续努力，以期支持包括外国大学在内的民用机构的研发。
从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可以看出，中国将重点放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此外，中国的军事研发似乎正在从“军民结合”转向“军民融合”。加深与民间部门的合作。尽管尚不清楚上海证交所将于2019年7月开业的STAR市场的前景，但新市场的确表明了北京有意支持半导体材料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技独角兽，该国鼓励国内生产。此外，为了促进开放式创新，以国际联合研发项目为例，在聘用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源方面正在进行竞争。在中国，来自硅谷的称为“海归”的高科技工作者为提升中国的先进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上所述，技术研发框架的灵活性，价值链的全球化以及高技能人才的流动性正在发展，并且国际间对技术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加深。
另一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促进“脱钩”的运动。这意味切断技术互连以保持技术优势。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获取先进的美国技术，例如强迫技术转让、工业间谍活动、网络间谍活动、联合研发、人员交流、学术交流以及企业并购。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8月签署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包括禁止政府机构从五家中国公司采购产品的禁令。《国防授权法》瞄准的中国公司是电信设备巨头、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它们都是高科技公司。参议院和众议院对《国防授权法》的压倒性支持表明，华盛顿在先进技术方面与中国脱钩得到了广泛支持。
在技术层面上，一种重要的“脱钩”工具是出口管制。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DOC）欢迎公众讨论对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讨论的新兴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例如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工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例如深度学习和语音处理；量子技术，例如量子加密和量子计算；以及先进的监视技术，例如面部表情和声纹技术。这些都是基于先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尖端技术。此外，美国政府在2019年5月和8月把主要的中国电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及在同年10月把与中国AI相关的公司加入了受其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很明显，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范围已从传统的航空航天和国防部门扩展到了AI和信息通信技术。
作为安全问题，高技能人员的控制也引起注意。这是因为高技能人员是创造先进技术的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在人们担心先进技术和高技能人力资源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并购而流失的背景下，出于安全原因，各国正致力于加强对内直接投资的监管。典型的例子是根据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批准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改革。这些努力背后的现实是，目前由私营部门领导着先进技术的研发。尽管需要从外部获得大量资金来进行当今的研发，但也存在安全方面的要求，以防止通过参与公司管理而导致技术外流。这些努力还旨在防止高科技初创公司被外国实体收购。此外，即使对入境签证的限制有所收紧，防止通过高技能人力资源进行技术转让的措施也变得明显。最近很明显，中国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被严格限制进入美国。这样，技术优势的政策就与开放式创新（相互依赖）和脱钩（截止）的相反力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技术霸权之战的另一个方面是与技术有关的国际秩序和制度。管理技术的国际秩序和机构决定着国际技术如何开发、使用、转移和管理，并影响着各个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各国正在努力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塑造国际秩序管理技术。例如，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将致力于开发和扩展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5G）的标准化流程。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5G标准化的中国企业领导层，有望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形成起到补充作用。特别是在美国，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将为5G制定国际标准。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中国公司也将在5G基站国际市场上发挥积极作用。不仅新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而且先进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接受中国公司的5G基站。关于中国5G的技术和安全隐患尚未达成国际共识。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的中国联通宣布，将于2019年10月在50个城市推出面向公众的5G服务。（图片Imaginechina/AFLO）
因此，中国正致力于通过扩展5G标准流程和在海外安装5G基站来形成数字丝绸之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后盾的数字丝绸之路的形成，将补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为国际秩序和管理技术机构做出贡献，不仅体现了经济和安全利益，还体现了价值和规范。当前正在各个领域探索国际制度安排，例如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反托拉斯和税收。例如，数字数据流被认为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直接相关，并且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国际机构来管理数字数据流。欧盟制定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从隐私的角度保护数据，而中国制定了国内法（《网络安全法》），允许政府访问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数据。前者将个人隐私权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而后者则将其视为社会稳定的次要考虑因素。此外，在拒绝政府控制的人与在互联网治理中重视国家主权原则的人之间存在冲突。前者由西方国家提倡，而后者则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支持。以此方式，正在尝试建立用于管理数据流和因特网治理的国际秩序，这导致了与数字治理有关的规范和价值的冲突。
因此，在涉及技术的国际关系方面，技术霸权竞争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技术至上的维度，另一个是国际秩序管理技术的维度。但是，这些维度不是相互排斥的。国际社会中围绕技术的力量、利益和规范定义了国际秩序管理技术。同时，技术管理的国际秩序和机构影响着每个国家围绕技术的力量、利益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正在为技术霸权展开激烈竞争。
日本现在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尽管日本着眼于中国这个大市场，但日本重视与美国的联盟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但是，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正在增加，而美国的影响力则相对而言在下降。此外，一些欧洲国家尚未决定如何在5G等问题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亚洲和大洋洲的国家也正在国际社会中增加其存在，并不总是在这些问题上保持团结。尽管正盯着5G时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誓要阻止中国参与，但是在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授权中国公司建造国内互联网电缆。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采用了中国的低成本、高性能电信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力已集中在日本的立场上。现在，行业对数字转换（DX）的兴趣与日俱增。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数字社会是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日本在物联网（IOT）必不可少的传感器、机床和机器人技术方面实力雄厚。日本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展示其在数字社会中的存在。同时，日本政府于2018年改变了其有关政府采购电信设备的运营政策，并于2019年要求负责14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公司和组织不要采购可能导致信息泄漏的电信设备。据报道，出于安全原因，日本对《外汇与对外贸易法》的审查旨在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尽管这些措施并未直接涉及任何特定的国家或公司，但通常认为它们实际上是排除中国公司的措施。日本的举动似乎与美国的举动保持一致，美国在技术上一直与中国脱钩。但是，日本越来越倾向于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这也可能意味着日本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减弱。日本的技术创新也有可能放缓的风险。
国际秩序不仅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力量和利益，还反映了其价值观和规范。国际争夺技术霸权既是争取技术优势的竞赛，也是建立管理技术的国际秩序的竞赛。日本将必须决定是只与自由国际秩序（LIO）的成员建立价值链系统，还是继续与渴望采用其他国际秩序模式的国家合作与妥协。在先进技术的世界里，日本在自由国际秩序（LIO）中的地位正在受到关注。
以上内容节选自《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2019年战略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