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長假將至，出門遊玩還是要戴好口罩。說到口罩，它的外形使人聯想到一種兒童喜愛、遊樂場常見的娛樂設施——
鞦韆。
清代 陳枚《月曼清遊圖冊·楊柳蕩千》故宮博物院藏
“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杳，多情卻被無情惱。”蘇東坡的這首《蝶戀花》恐怕是描繪鞦韆嬉戲最出名的詞了。然而，鞦韆最早並不是用來嬉戲玩耍的。
山戎訓練兵將的器械 命名“鞦韆”為圖好寓意 後宮女子演繹仙女下凡
《事物紀原》記載：鞦韆之戲，“本山戎之戲也, 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鞦韆起源於春秋時期北方燕山地區的一支少數民族“山戎”，是山戎族用於軍事訓練的一種器械。
“鞦韆”名字的由來有兩種說法。其一，在齊桓公討伐山戎後，把鞦韆之戲引入了中原，時值春秋，遂稱為“鞦韆”。另一種，唐高無際《漢武帝后庭鞦韆賦序》: “鞦韆者，千秋也。漢武帝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鞦韆進入中原後, 得到了漢武帝的喜愛, 在宮廷中流行起來，並將長壽的美好願望寄託其中, 於是以鞦韆命名。除了娛樂效果，這美好的名字也促使鞦韆之戲在宮廷中風靡。
清代 任熊《姚大梅詩意圖冊·仕女戲鞦韆》 故宮博物院藏
南北朝時期鞦韆流傳到了民間。自唐代起，大為盛行。春季是玩鞦韆的好時節，且盪鞦韆的人多為女子，《開元天寶遺事》卷三載：“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 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 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我們不妨大膽想象一下：在唐朝的後宮中，婀娜多姿的宮嬪們身著彩色、飄逸的裙衫在鞦韆上高高蕩起，衣帶、裙邊、步搖、花鬢都隨著鞦韆的擺動一起在空中翩翩起舞，“人面桃花相映紅”，“牆裡佳人笑盈盈”。這美輪美奐的場景恰似仙女下凡一般，愉人心田、醉人神思，難怪帝王見了稱鞦韆為“半仙之戲”。
清代《雍正十二月行樂圖》 故宮博物院藏 （畫中左上部院內可見盪鞦韆）
鞦韆不僅贏得了皇室成員們的喜愛，更接地氣的“飛入尋常百姓家”。
宋代雜技“水鞦韆” 元代鞦韆重裝飾 明代後宮裝鞦韆
到了宋代，傳統的盪鞦韆活動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娛樂生活了，具有雜技性質的“水鞦韆”應運而生。“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作為耳熟能詳的北宋旅遊景點之一的金明池，既是“愛情聖地”，又是“水上公園”。在金明池“仙橋駱駝虹”附近常設有“水傀儡”、“水鞦韆”、“樂船”等水上百戲表演。
宋代 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頁》
《東京夢華錄》記錄了北宋崇寧年間的一次水鞦韆表演“有兩畫船上立秋千, 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侯、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表演水鞦韆的人員陣容龐大、設備齊全，以樂器伴奏、演技複雜又略帶驚險。“鞦韆之戲”在宋代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元代《日下舊聞考》記載：宮中的鞦韆活動更注重裝飾，其架系以彩色繩子，妃嬪們身著金絲線繡的鞦韆裝, 再配以荷包、花結等飾物, 雙雙對對在空中游蕩，其間金光閃爍，如五彩雲飛，令人目不暇接。
清代 焦秉貞《仕女圖冊》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明宮史》：“清明則鞦韆節......坤寧宮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明朝宮廷中，鞦韆活動的節日性、普及性，達到頂峰。
清代的後宮、行宮和民間鞦韆已能隨處見
清朝，鞦韆更被提升為合乎禮儀規範的活動之一。清初，康熙平定臺灣後, 查臺灣的御史黃叔璥巡著有《臺海使槎錄》: “今歸化生番習已盡易。番婦俱以鞦韆為戲，各社戶前因大樹縛藤縱送為樂, 日夕歌唱不絕於口。”可見，當地的民風已經改變，鞦韆之戲則成為了證明禮儀規範的標準之一。
清代 郎世寧等《萬樹園賜宴圖軸》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造辦處檔案中記載：乾隆十九年的記事錄中有“九月初九日: 內大臣奉旨熱河搭蓋大蒙古包，並安設轉雲遊西洋鞦韆。欽此”。足以說明在清中期，皇室大臣們在避暑山莊舉行宴請少數民族的活動時，盪鞦韆是既定項目之一，或許還有以鞦韆為道具的雜技表演。
翊坤宮體和殿樑上懸掛的鞦韆鐵環
哪怕是清朝末期, 後宮之中也要安裝鞦韆。《清宮述聞》載:“翊坤宮廊下有秋千, 今尚存, 遜帝時安設。”時至今日詡坤宮的廊下，仍留有過去懸掛鞦韆的大鐵環。
等您去故宮博物院參觀時，穿行於西六宮之時稍加留意、抬頭尋找，就能發現不止一處的宮中廊下留有掛鞦韆的原配大鐵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