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世紀中葉始,隨著吐蕃進據河隴,隔斷絲路,漢地金銀器的異域情調日益減少,到晩唐五代,已是中國風格的一統天下了。此後,異域之風雖仍會吹出波紋,卻沒有掀起浪潮,元代應是例外,但在今見的器物中,仍是以中國風格為主。
兩宋經濟的繁榮令金銀器更廣泛地融入社會生活,連汴京的酒樓也在大量使用和外借銀質餐飲器。官府的生產以文思院為代表,民間的製作主要在城市。南宋時,長沙銀茶具精美異常,超過內廷,而工價也能與所用白銀相埒。金器少,銀器多,金多做飾品,銀常造器皿,這在各朝代是共同的。
而今見宋代金器皿之少又是突出的,因此,銀器皿便愈顯重要。今見的宋代銀器皿的工藝方法是創新多於繼承,新氣象也因此產生,如夾層法雖僅以銀片成形,但兩隻銀片的間隔卻令造型產生了厚重之感;鏤空和銀絲編結的裝飾令器物頗顯精巧,高浮雕式凸花則使裝飾有了立體效果。
鏨刻仍是常用的裝飾方法,但多與其他裝飾方法結合。模衝更加普及,它使圖案顯得規整和類型化,但不夠細膩,較少生動之氣。鎏金已較前代減少,且常常施之通體,它使器物失去了金銀交輝的效果,增添了簡素平和的氣氛。
銀容器的造型和裝飾集中體現了時代風尚,仿古的器物為數不少,而形如花朵、瓜果更是層見迭出,素面的器物也頗常見,它們特別注重造型的洗練和勁挺。裝飾題材以花卉為主,動物紋中禽多於獸,人物紋也有出現,但它們大多表現出世俗化的傾向。銀器皿材質較高貴,故其造型和裝飾也常為流器和漆器仿效,如斗笠碗、托杯、花口盤、酒注等都能在瓷器中找到同類,而別犀漆器的紋樣全然是以銀器為楷模。
與唐代相比,宋代銀器似已退步,製作的考究、器物的華美都相形見絀。原因主要是器物的不同品格,今見的唐代銀器有大量的皇家用品,而同樣的宋代作品卻未曾發現,已有的出土物似不足以代表宋代的水平一從政府頻頒的禁令看,那時的金銀細工極其發達。
今見宋代銀器的風貌還與唐迥異絕殊,蓋因它們多屬南宋後期的作品,而北宋文獻的記述也同它們有定差異與唐代金銀器有明確承傳關係的是遼,如金器較常見,裝飾較多地採用鏨刻手法,鎏金多見於裝飾部位,仍是唐代金花銀器的傳統。這不僅是因為唐、遼的時代幾乎銜接,還因為遼代作品常得自貴族墓葬。遼代金銀器可分為兩類,一類的風貌如同漢族,如杯、碗、盤、盒、執壺、荷包、帶等。它們或產自遼地而受中原影響,或直接得自南朝。
另一類則富於民族特色,如面具、冠、枕、靴、馬具、皮囊壺。它們大多出土於貴族墓葬,常以動物紋裝飾,製作頗多考究。當時的契丹馬具聲譽極高,曾引出後漢等朝的普遍仿效。契丹鞍還與各地名產道被宋人推為“天下第一”。
從出土物看,契丹馬具常以精美的銀製品裝飾,確實名下無虛。金銀器材料價值高,既是易攜的物質財富,又是精美的欣賞對象,故遊牧民族對它們鍾愛非常,契丹族如此,蒙古族更甚。
元代的金銀器數量空前,統治集團對它們尤其熱衷,除了大批的餐飲器外,內廷炊具“甕盎之類,皆銀為之,極其侈糜前代之所無也”。民間也表現出很高的熱情,甚至會“偽造金銀器皿”。那時的金銀器已有多批出土,但除合肥窖藏和蘇州曹氏墓外,其他多系民間的製作。而今見的官府的產品多造於元晚期,故見不到較多的異域影響,這在蒙古族鍾愛的工藝門類中是很特殊的。
史籍記錄的早期情況卻是另一番景象。波斯史家稱,大汗喜愛伊斯蘭世界的產品,歐洲教會使者則說,貴由汗登基用的寶座是俄羅斯金銀匠製造的,和林的宮殿裡還有巴黎人制造的特大的樹形銀酒具。
元代金銀器從質料看,金器較多從用途看,酒具較多。器皿的造型常仿植物,這與宋接近,但仿古的較少,而獸形稍多。這至少從窩闊臺汗時便已開始,又延續到元后期,但已轉化為漢族傳統的靈禽瑞獸了。
文獻記錄的大型酒具多已無存,但仍有長逾半米的大銀勺出土。素面器為數不少,帶裝飾的則多取花卉紋樣,動物紋中最突出的是雙風,它們都出現在考究、精緻的器物上。圖案常團作圓形,折枝花也較多見,而纏枝花甚少。裝飾技法以鏨刻和模衝居多,鎏金除施之通體之外,也較多地恢復了“金花銀器”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