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創始人柳傳志40歲創業、65歲復出、67歲退休
柳傳志：“我的目的是要辦一個長久的公司，在我卸任以後依然能發展得很好，這就是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讓這個事業基業長青，就像一個家族企業的血脈傳承一樣。”
“很多人老拿我跟（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比，我特別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術）走，我不行，我做不到；人的性格不同，我真的做不了這樣的事。我是走了100米，大家安營紮寨吃飯；休息完了，咱們再看好路，再爬100米。如果損失，最多隻能損失1/5，其他部分不能受損失。這種求穩的做法，就是適合我的性格，適合此刻在中國的環境。”
“改革開放以後，少數人先富起來了，我們就是受益人。我們真的肩上有責任，我們真得做好人。我的中國夢就是把聯想辦得更好，這裡邊也能夠為中國的富強出份力，讓聯想的員工生活得更幸福，也是使中國的老百姓生活更幸福中的一部分。”
馬雲直言柳傳志是中國企業家的楷模，亦是自己的偶像。“柳傳志在心力、腦力和體力上兼具三方面的優勢。”馬雲說聯想的創業史《基業長青》是他最早閱讀的管理學入門書籍。
王健林稱柳傳志為“大哥”，而當被問到“最欣賞的企業家是誰”時，王健林毫不猶豫地回答是柳傳志。王健林對柳傳志的評價很高：“老柳是真正有企業家領袖的範兒，正派、公正，而且對朋友有錯誤就敢於直言”。他強調，“這是很難得的，很多人只說恭維話，所以(柳傳志)得到了大家的擁戴。”
柳傳志，企業家、投資家、全球CEO發展大會聯合主席。1984年他帶領11個人創立聯想，被稱為企業家領袖、IT教父，中國政府給予他“中國改革風雲人物”和“全國勞動模範”的榮譽，《時代》週刊曾評選他為“全球25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領袖”之一。
1944年4月29日，柳傳志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鎮江。美國《商業週刊》說他是“銜著銀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貴。
祖父是錢莊的小職員，兢兢業業地幹到了經理，稍有點積蓄就把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送去上學。
父親柳谷書自幼好讀書，在上海大夏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考上了上海中國銀行的一個職位。他還曾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工作，任法律處副處長。1947年參加革命工作，195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63歲的柳谷書還創辦了香港中國專利代理公司。
父親柳谷書
母親出生於鎮江一個大戶人家，她的父親是孫傳芳屬下的財政部長。
柳傳志和母親的合影
柳傳志上初中時正是國家困難時期，母親在貿促會圖書館時，開始為柳傳志挑書，一拿回來就是30來本。一些歷史書和文學名著，如《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基督山恩仇記》等，還有傑克·倫敦、大仲馬的書。母親說：“就知道老大要看書，吃不上，就滿足他看書吧。”在那個吃不飽的年代，柳傳志如飢似渴的讀著書。
柳傳志的演講能力也是受母親影響。
柳傳志對母親的回憶：“現在一般人願意請我講些事情，認為我講演邏輯性強，也挺生動，那是受媽媽的影響。記得1952年前後，沒有誰重視講演，講演那時叫講話，但是我媽媽重視。她鼓勵我在課堂上舉手，讓我覺得講話沒有什麼可害臊的。也許是因為她在抗日戰爭時期看到了宣傳鼓動的力量，因此她對我說，你應該有講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靜的人，但1949年我們剛從上海搬到北京時，
我大概5歲左右，所在賢寧小學要開一個慶祝會，竟然邀請她作為家長講話，她還就答應了。開會時，看到媽媽走上主席臺，把我嚇一跳。後來想，她那是要給我做樣子。我是聯想主要創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聯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佔2%左右的股份，我覺著這和媽媽對我的影響分不開。
媽媽特別善良，困難時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飢餓之中，吃飯時，媽媽總是默默地把飯分成幾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儘量把有營養的和多的留給父親和孩子們，特別是我。因為我那時馬上就要考大學了，總覺著吃不飽。
記得父親到香港開闢一片事業，家裡為照顧父親請了一個阿姨。每天早晨，為了讓阿姨休息好，母親會先起來把荷包蛋煎好。過年過節，要先給阿姨、司機、大夫包好紅包。所以，我們是從爸爸身上學到正直、求實、誠信，在媽媽身上學到善良。
柳傳志和母親
媽媽公私分得清楚，隨著事業逐漸做大，爸爸有時因工作允許想帶媽媽到國外去走走，媽媽卻總要問清是不是經過對方允許、費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媽媽決不會去，這對於我很有觸動。我在香港辦公司時，她一度擔心我愛錢財，後來看我對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辦，才放心。
2008年，爸爸和媽媽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媽媽的住所用一個房間作紀念室，擺滿了媽媽曾用過的東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時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間裡駐足，看著媽媽慈愛的目光，我便會感到媽媽還在身邊，對於她的孩子們，還在給予，給得很多很多。”
1949年秋，柳家搬往北京，雖失去了往日的富裕，但仍屬殷實人家，父親在中國銀行工作。
柳傳志童年照片
柳傳志很小的時候就熟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和《三國志》等名著，“我在少年時期就把整套《水滸》和《三國》翻了個遍，基本是爛熟於心，這兩本書對我影響比較大。《三國志》裡令我最傷感的人物是諸葛亮，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卻落得個淒涼下場，讓人不勝唏噓。”
1953年，9歲的柳傳志
“父親是我的榜樣，父親給我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斷地追求，就是想做事兒。媽媽那兒更多的還是善良，我媽媽和我爸爸都非常善良，就是對比自己弱的、應該幫助的人，施以援手。
我覺得我受我父親、母親的影響都還是很大的，他們還是以身教為主，也有言傳。舉個例子，像我們住的中國銀行的宿舍，是一個大的四合院，有一個趙大爺，是傳達室的工作人員。他去世以後留了一個老太太，沒孩子，那時候我們家裡頭就一直每個月給老太太15塊錢，等於她的生活的唯一支柱。
後來一段時間，我父親工資減得不到三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叫我們一定要堅持給老太太最起碼每個月5塊錢，讓這個老人一直能生活下去，最後一直到給這個老人養老送終。老太太對我們也挺好的，尤其對我小妹妹都挺有感情。
所以做人要正直、要善良，父親既跟我們說，同時也給我們做了榜樣。我覺得我的孩子要跟我學的地方，比如做人要誠信、要正氣，有時候在家裡談及一些事情，他們也知道我為人的準則。”
柳傳志依然記得並努力實踐父親送給他的一句話：人有兩樣東西誰也拿不走，一個是知識，一個是信譽。
1955年，柳傳志初中照片
1955至1961年，柳傳志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原育英學校）學習。
“1961年，我是北京25中的一名高三學生，我們中學生是早上8、9點鐘的太陽，所以享受著最高待遇，一個月32斤糧，半斤油，半斤肉。知道什麼叫一個月半斤油嗎？那是在一鍋熬白菜煮熟的時候，油瓶口順著筷子點入幾滴油，使鍋裡漂著油花，一個月下來，這半斤油就用完了。知道什麼叫餓嗎？那就是耗乾淨你身上的脂肪，然後再耗你的肌肉。有一天夜裡，我餓的實在受不了，想起抽屜裡有一盒中藥是羚翹解毒丸，我就吃了兩顆，幾小時後藥性發作，抽筋斷腸，頭痛欲裂。”
時至今日，柳傳志還愛逛食品商店，就為了過眼癮：“一個捱過餓的人和一個沒有捱過餓的人，對一碗紅燒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柳傳志17歲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讀書時的照片，“這是我當時讀書的照片，那時作為學生，個人的感覺跟真實的歷史的感覺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先談談我自己當時個人的感覺。我當時自我的感覺，66年以前幾乎完全就是這樣，天天向上，充滿朝氣，理想堅定，堅決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這是完全真實的想法，這是當時那個階段，從小到大始終是這樣的。”
1961年柳傳志高中畢業，那時候軍人很神聖，年輕人無論男女都想當兵。柳傳志經過飛行員招考一輪又一輪的考核，成為全校唯一的入選者。
“我17歲高中畢業那年，受到一個重大挫折。我們高中畢業的前一個學期，就開始挑飛行員，200多人裡楞就把我挑上了。哎呀把我得意的!軍官到我家裡，跟我媽也說了，轟炸機是金子做成的等等。我認為我已經被選上了，所以那一學期整個就沒看書，瞎玩了半年。
但是高考報名以後，忽然間空軍找到學校，通過老師跟我說，我的耳朵有些問題，因此被淘汰了。班主任那天跟我說的時候，我一下就懵了。我招誰惹誰了!我考清華沒把握，考北航還不手拿把攥嗎?真的是考大學，我相信稍微用用功，成績會很好。結果那一下就耽誤了。
我回到家特別沮喪，學校已經通知我父親了，他那天早早回家，晚上跟我母親和我談，其中有一句話讓我牢記心中。
父親說，只要你做個正直的人，不管做什麼行業，都是我的好孩子。這句話當時感到很溫暖，覺得父親特理解。第二天父親還是找了學校，學校發現西軍電，就是今天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招兵的還沒走，我就去了西軍電。
柳傳志
到學校後’兩憶三查’，我才從指導員那知道，根本不是因為耳朵問題，是因為我有個舅舅是右派。但當初要是當了飛行員就辦不出聯想，頂多是開飛機，開不了多久就地勤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人生就是這麼神奇，挫折也許就是未來的機遇。”
柳傳志成了西安軍事電子工程學院雷達系的一年級學生，學校最著名的專業是原子彈和導彈。校方雖然接受了這個學生，但還是認為他的政治不夠清白，所以不能接觸原子彈和導彈，只能去學雷達（西電二系）。
在西安軍校每個班裡都配備有班主任和指導員，他們掛著少校的軍銜，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戰鬥英雄。班主任王岱成給他們講了很多他們早年打仗的故事，經常聽得人熱血沸騰、激情澎湃。在西安，柳傳志接受軍事化管制、嚴格的體魄訓練和思想教育，成為先進分子，還當上了小組長——相當於軍隊中的班長。
柳傳志在入黨時還遇到了麻煩，那些來自農村的同學說他缺少工農感情。
“1961年我到了軍事學院，那時候我17歲，積極要求入黨，怎麼要求也入不進去。當時有一個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因為淘糞淘得很好，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於是我回北京後約了在北京的幾個同學去掏大糞，整整掏了一個星期。當時並不覺得是為了表現，真的也是覺得我是不是工農感情差，在當時還是真的是決心要改造自己的，改造自己的思想，解決缺乏中農感情的問題，這樣的話就去掏糞去了。”
柳傳志（前排右一）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時與校友和老師的合影
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這裡柳傳志認識了他未來的妻子。在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來自湖南的龔國興和柳傳志相識了，兩人是同班同學。
柳傳志後來回憶大學生活時說起，龔國興（妻子）的學習成績特別好，從來不會掉出班級前三名，也是不少同學甚至老師的傾慕對象。 可那時他們讀的是軍校，讀書期間是不允許談戀愛的，龔國興還拒絕過不少暗地裡的追求。
青年時期的柳傳志英氣逼人，非常帥
做畢業設計時，柳傳志給龔國興寫了第一封情書：“如果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就在胸口別一枚毛主席像章……”
第二天，排隊打飯時柳傳志發現龔國興並沒有戴毛主席像章，當時就覺得挺受打擊。不過好在這個打擊並沒有持續很久，洗碗的時候，龔國興給他塞了個紙條，大概的意思就是說這麼重要的事情，用別個章來表示似乎不太合適。雖然沒別上毛主席像章，龔國興與柳傳志感情還是越走越近。
19歲的柳傳志與父母的合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學畢業的柳傳志被分配到成都國防科工委十所。
文革初期，當時學生們開始分裂為兩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兩派經常辯論，22歲的柳傳志能言善辯，一度成為造反派的靈魂人物，
柳傳志他們最初經常幹些不講理的事說些不講理的話，直到父親以及身邊的長輩被批鬥，他重新思考，發生了轉變，從一個堅決的造反派變成了逍遙派。紅衛兵司令部的司令跑來批評他“革命意識衰退”。柳只哈哈一笑，說自己已經墜入情網，“不搞革命了，搞對象。”
“我在文革開始時是積極響應，66年10月開始受到多方面影響，比較懷疑和迷茫。我比較特殊，大多數人那時候比較堅定，很快有一個迷茫，覺得可能有很多歷史遺留的矛盾通過文革爆發，很快有了自己的想法，心如死灰，自從鄧小平出來以後又開始心中活躍，批鄧開始以後悲哀轉為了憤怒。
個人體會有這麼幾點，第一點體會就是無政府主義是很可怕的。第二點體會，個人崇拜，外人覺得好笑，當事人是迷在其中的。
我們當時每天要早請示晚彙報，這是每天都必須進行的。第三，人性有善的一面有惡的一面，人與人又有不同。”
柳傳志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1966年、1967年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包括研究生）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
於是柳傳志在成都工作了2年之後，和龔國興一同被分配到了廣東珠海白藤農場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到那裡勞動。
柳傳志回憶說，1968年到1970年繁重艱苦的勞動是“痛苦不堪的事情”。“生活上很艱苦，那時男生就穿一個褲頭，穿衣服幾乎等於不穿，還要在腰裡經常別上一塊塑料布，為了防雨，自己多年難愈的溼疹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
在那個年代柳傳志是知青中“叛逆”的另類，當年不少戰士“一心想著保衛毛主席，半夜還起床割稻子表現”。而他很痛苦很矛盾，坦言自己和很多同齡人心裡都“很牴觸”上山下鄉，尤其是不願意在農村待上一輩子。他說：“那時沒有想到以後具體會做什麼，但在暗暗積蓄力重，等待為國出力顯示價值的機會，那是段難忘的磨鍊。”
柳傳志說，現在的社會口號明顯少了，他當年最害怕的是口號。柳傳志還記得當年的兩句口號，一句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一句比較可怕，領導本來說割完一塊田就完成任務回營了，但累個半死好不容易幹完了，領導發話：“毛主席說了，情況是不斷變化的，前面還有一塊。”柳傳志說，現在想想，真的可笑。
柳傳志說相比以前生活在極“左”的路線下，今天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很好的時代，“一定要珍惜”。“那個時候，國家真的走到了一個非常恐怖的極端，你這個年紀的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也沒法理解。””
柳傳志和龔國興在珠海白藤農場
1969年，柳傳志和龔國興的感情瓜熟蒂落，兩人結為伉儷，在白藤農場舉行了簡單而質樸的婚禮。最初夫妻倆都住在集體宿舍，六個人住一間。兩口子分居兩處，生活甚是不便。
1970年柳傳志的兒子柳林出生，柳林後來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了碩士學位，現在自己做投資與互聯網金融。
柳傳志兒子柳林
柳傳志在談及兒女時，他稱兒子特別怕別人知道是父親是他，給他帶麻煩，但是他教導子女：“你們要是對人謙虛、平和、能做事情，就是給我加分的，說是我孩子，我一點也不緊張。 ”
1971年柳傳志夫婦被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所工作。在那裡，他們度過了13個春秋。柳傳志對於研究並不是很感興趣，但通過這份工作他可以調回北京。
柳傳志和妻子住在計算所東牆根的小區，終於有了一個小屋，那是機房裡一個6平方米的小房間，屋中只有一張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無所有。
後來計算所造起了一排自行車棚，大家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們把自行車棚分成一間間方格子，用籬笆摻著蘆葦稈填補四圍縫隙，一面牆打出方洞當做窗戶，另一面牆開出缺口安裝門框，就這樣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宿舍。這樣柳傳志夫婦就有了這個12平米的新家。
“70年代我和太太上街，曾經夢想老了以後能買輛三輪，我拉著你去旅遊，我當時的最高儲蓄才80塊錢。早前是貧窮，貧窮到無法想象。我在科學院工作的時候，冬天大概1個月只能洗1次澡，當時為了省煤，爐子封得比較嚴，冬天早上室溫只有4度——就是現在家裡冰箱冷藏室的溫度。家裡還有小孩，你想那是什麼感覺？而更苦的是大多數人的迷茫，不知道將來要往哪兒去。”
“記得以前逢年過節，男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到菜市場去買菜，要起大早在菜市場開門之前就排在前面，一開門就往裡衝，以便在憑票定量供給的豬肉和雞蛋之外還能買到一隻雞。”
1978年，柳傳志女兒柳青出生，為了在門口違章搭建一個像樣的廚房，他們經常推著板車到外面拉沙子，幫忙的有後來成為聯想11個人之一的馬文豹、李勤。修房子的水泥是從計算所院裡料廠裡“偷”來的。為了這些材料，柳傳志和他的同事們沒少花時間跟裡料廠的看門人老戴搞好關係。終於，12平米的小房子又多了一個4平方米的小廚房。
柳傳志和妻子龔國興以及女兒柳青
就是在這樣一個小家裡，最多的時候住了7個人。除了夫妻倆和一對兒女，還有岳父岳母，妻子的外甥女芳芳。於是，一層床不得不變成了上下鋪，然後又增加了摺疊床——晚上攤開白天收起。
“1978年女兒出生，我一邊給孩子洗尿布一邊抓緊學習，感覺春天真是要來了。”那時，他還是計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師，為了推廣技術成果，第六研宄室專門成立了一個課題組，把他們的技術成果推廣到各地。“這是我涉足商業的最初階段，既給所裡掙了錢，也改善了個人生活。”
柳傳志和兒子柳林女兒柳青
“柳林（兒子）上小學、中學的時候，我還沒辦企業，我有時間跟他折騰，爺兒倆一起去玩玩，或者研究什麼。柳林上小學的時候要想考重點中學，提前兩年開始我跟他折騰作文，折騰完了以後作文有很大的提高。今天柳林寫東西不錯，我就讓他牢牢記住這跟你爸爸是有關係的，他承認這一點。
到柳青（女兒）小時候，尤其上學以後，我幾乎沒有參加過她一次家長會，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辦公司了，她媽媽關心的更多一點。”
左上柳傳志和兒女，左下全家福，右為柳青和哥哥柳林
柳傳志走上創業之路，是因為“憋得不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大學畢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幹什麼好，想做什麼，都做不了，心裡非常憤懣。”
“我們確實是不甘心當時的憋屈，我是一個科學院計算所的技術人員，以前一直是文化大革命，整個是應該講烏煙瘴氣，極度貧困的生活，打倒完四人幫以後，十屆三中全會是要發展了，科學院又是國家重點發展科學的地方，大家格外的高興，確實也提工資了，分房子倒沒有，但是提工資開始了，生活好轉，但是我還是覺得憋屈，因為在那以後連續大概做過了三個科學成果，都還得了獎，但是這些科學成果做完了以後，又沒有複製成更好的東西推到市場上去，又開始做新的研究，我們寫了論文，評了職稱，提了工資就完了，這個時候我心裡就有一些不甘，我就想幹什麼呢？國家為什麼要做這個事呢？”
創業之前，柳傳志在科學院計算所外部設備研究室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的研究。柳傳志說
“雖然也連續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卻什麼用都沒有，一點價值都沒有。1980年我們做了一個雙密度磁帶記錄器，送到陝西省一個飛機試飛研究所，用了起來，我們心裡特別高興。但就在這時候，我們開始接觸國外的東西，發現自己所做的東西，和國外差得太遠。這使得我堅決地想跳出來。”1984年計算所的財務狀況越發糟糕，來自政府和軍隊的訂單幾經絕流。所長曾茂朝告訴柳傳志：“政府對我說，他把錢都放在用戶的口袋了，有本事就去拿吧。”
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曾朝茂
當時中關村街上辦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計算所也有人出去辦公司，或者給人打工，驗收機器，驗一天收入三四十元，當時計算所一個月的獎金也就30多元，這對計算所正常的科研衝擊很大。
圖為80年代中關村，當柳傳志下海的時候，中關村已經有40家科技企業，並在北京城裡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
八十年代的北京中關村
另外國家《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即將頒佈，其中計算機被列為應用科學，財政撥款在五年中會逐步減少20%，這意味著5年之後就不會再有財政撥款。面對於此，計算所所長曾茂朝想：能不能計算所自己辦個公司，積累點錢，上繳給所裡，解決所裡急需的實際困難。柳傳志以往表現出來的組織能力使曾茂朝覺得他是最佳人選。
那時候有教養有志氣的人是選擇去做科學家，經商的名聲並不好聽，“科學院畢竟是神聖的殿堂，象牙之塔，大多數人會覺得辦公司的人，我們是被銅臭燻的，想掙錢了，各種各樣的說法。”
柳傳志回憶創辦公司：“記得曾所長是這樣跟我講的，他說，院裡要削減事業經費，五年之內要削減為零，成還是不成，現在都說不清楚，不如咱們先埋伏下一支軍隊，你們先做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們接回來。萬一這條路能走通，將來我們所裡也不至於沒飯吃。當時我們這些人，包括比我們年歲大的人，畢業以後一直在一個單位工作，沒有換工作的，換工作比離婚還難，人人到一個地方就紮下去了，不要說出來辦公司，連離開這個事業單位，那時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長說的這番話和我們當時的實際行動，覺得是一種壯舉。”
柳傳志早期工作照
“突然來了這麼個機會，特別想做事。科學院有些公司的總經理回首過去，總喜歡講他們從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領導硬讓他們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柳傳志開始的時候已經40歲了。
“我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80年代科學院裡最有想法，有奔日子勁頭，年紀最輕的是我們這批人，從歷史環境來看，當時的40歲跟今天的40歲情況有所不同，當年40多歲就相當於現在的22、23歲的人。”
所長曾茂朝將計算所的傳達室的兩間房子交給柳傳志使用，又給了20萬元（2.5萬美元）作開辦經費，還給予了很多支持：可以使用所裡的技術成果，可使用計算所裡的辦公室、電話以及所有資源等。
聯想前身（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的牌匾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並排掛在計算所大門
中科院院長周光召說你們要好好幹，爭取變成年產值200萬的大公司。20萬在當時搞計算機只能買兩臺半電腦。曾茂朝承諾他們，如果公司辦不成依舊可以回計算所。當時計算所還給予公司三項政策：
1 公司可以到所裡挑人，不要的人可以退回計算所
2 實行總經理負責制，經營、人事、財務計算所不干涉
3 給一塊計算所的金字招牌
1984年11月，40歲的柳傳志和11個同事在中國科學院的支持下，在中科院計算所一間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計算所傳達室，北京中關村科學院南路2號）裡成立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前身）。
柳傳志後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面是深灰色的，裡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牆壁，房子裡沒有寫字檯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角一字排開，裡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全公司有11個人，全數超過了40歲，唯一的技術專家是副經理張祖祥。
當時公司由王樹和任總經理，柳傳志、張祖祥任副總經理。
公司總經理王樹和（左）與副總經理柳傳志（右），王樹和沒多久就退出了公司，柳傳志接任總經理
但中科院計算所給聯想的20萬啟動資金，不到一個月，只剩下6萬。
公司初創，想從廣東倒騰收音機、錄像機這些到內地賣錢。柳傳志聽說江西省婦聯的一位女同志手上有一批彩電的時候，決定進貨回來，那年代賣出去一臺彩電能賺1000多塊。
1984年柳傳志在深圳
雖然特意讓業務員跑了趟江西，親眼看到了彩電，才把14萬匯出去，但是結果錢給了，彩電沒拿到，上了當，“騙子比彩電還多”。
公司開了幾個月，倒彩電被騙了14萬，入不敷出，賺不到錢，但大家都要生活，沒辦法，他們只好幹起了“倒爺”的活，拉著平板車倒賣電子錶、旱冰鞋、電冰箱等，總之就是什麼能賺錢就幹哪個。
他們賣電子錶、滑冰鞋、褲衩也都沒掙到錢，最後大家還是利用起了專業技能：電腦組裝、培訓、維護。
1984年秋，公司的開創者們決定共同戒菸，原因是買不起好煙，而又不能把低檔香菸遞給商業上的夥伴。
11個創業者中6人吸菸，柳傳志說最有效的戒菸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窮苦。許多年後，當年的戒菸者裡，張祖祥沒能堅持下來，王樹和偶爾會抽上兩支，只有柳傳志和李勤果真從此與菸草絕緣。
那一年柳傳志的月薪105元，比他資格更老的研究員是115元，比他年輕的工程師則是97元。
柳傳志（右一）在開會
1985年，中科院購買了500臺IBM電腦，等著開箱驗收，電腦驗收、安裝、培訓和維護都需要專業團隊。在以計算所名義提出申請和公司各種爭取下，柳傳志終於拿到了這項業務。
這時他們賺到了第一桶金：70萬元。公司員工有20多人，但這些月收入兩三百塊錢的人們決定，不分利潤，而是投向未來的事業。
公司新的辦公地址
柳傳志雖然已經下海辦公司，但柳家仍住在16平的計算所宿舍。1984年柳青只有6歲。在她的記憶中，父親一直都很忙，同在聯想打拼的母親也很忙。這個時候，年長8歲的哥哥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不僅送她上學，還替父母去開家長會。
柳傳志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一年以後柳家才離開這裡搬進了一處公寓，那棟樓在中關村排序“902”。柳傳志的新房子在12樓，50多平方米，有2個房間和1個小衛生間。此後，他們又搬了幾次家，每一次都會更加寬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買下“萬泉新新家園”那套三百平方米的公寓，已經屬於豪宅。
柳傳志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幸福就是每個週末帶著妻子圍著頤和園散步，抑或是陪著妻子逛商場。對他來說，妻子甲亢手術時他沒能陪在身邊，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柳傳志和妻子重回珠海白藤農場，當初兩人相戀結婚的地方
“大概是1986年，龔國興得了甲亢，後來嚴重到要動手術。當時我在深圳要錢，催賬。我們有兩萬多美元，合作方公然賴賬，兩萬多美元在當時確實是一筆很大數目，而且掙得很不容易。對方在香港，我又過不去，只能給他寫封信。真的一邊寫，一邊忍不住要掉眼淚，詳細告訴人家這錢一筆筆是怎麼掙的。後來這封信還真打動他們了，同意把這筆錢還給我們。”柳傳志說。
那年新成立的聯想公司剛開始做IBM的PC代理生意，找了香港中銀合作，生意很好，但最後結算利潤分成時對方少算了2萬美元。柳傳志想去香港要錢又沒資格過關，只能寫信交涉。
他趴在深圳一家8塊錢一晚、蟑螂滿地爬的招待所裡，含淚寫下一封長信。信中細數了聯想創業的很多小事：自己如何被人拒之門外、40多歲的中年男人如何給小夥子拍馬屁、省錢的同事在機場捨不得坐出租，雨天走路趕公交，結果失足掉進窯井差點送命……
他接著寫道：“大家這樣節衣縮食，拼死拼活，連尊嚴都不要了，還不是為了公司這點利潤嗎？”
雖然錢最終要回來了，可妻子龔國興手術時並沒有丈夫的陪伴，柳傳志：“爸爸、媽媽沒在家，我姑姑和妹妹去的，結果我一回家，我妹妹就說，‘得了，王國福回來了。’王國福是文化革命以前的一個英雄人物，家裡出什麼事都不管，我妹妹說我是王國福。”但是龔國興沒有什麼怨言。
“我出來創業非常感謝我太太，從來沒有給我一點壓力，我們兩個人都在科學院裡工作，她知道當時出來確實有風險，她知道把我按著不出來，她自己安心不了，所以她會積極支持我。 後來在外面工作的時候，不管有什麼難處，那個時候我很少回家說，所以家裡一直很平穩。當然像對子女的教育的責任可能更多就在她身上。”
一家四口，柳傳志對於兒女的發展，他保持著高標準的期待，但又尊重兒女獨立的想法。“孩子們的事情，具體問題談得很少，基本都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具體情況我不瞭解的時候，發言比較少，瞭解得比較清楚了，我才敢說。”
“她（妻子）是一個非常嚴謹，絕不在外面作任何表露的人，不會干預我的任何工作。但有一些事情有的時候我還是跟她說的。一些重要的講話稿，我也會認真地念給她聽，因為她可以最無情地幫我挑出毛病，她的分打得挺嚴格。”柳傳志如此描述，“其他同事都給我留面子，說挺好，但是我心裡沒數，她會尖銳提出批評，給我徹底推翻。”
那麼，龔國興給柳傳志這個丈夫打多少分呢？
“她對我的評價我覺得不太公平，我給自己打80分，她給我打70分，我覺得我儘量客觀了，她還壓低一點，她給孩子們說的時候可能是90分或者更高，但孩子們並沒有轉告的義務，所以真實情況我也弄不清。”
女兒柳青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父親最在意的人就是母親。他們是大學同學，真正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沬，有著非常深的感情。父親很少煲電話粥，如果發現他不停地講電話，那肯定是在跟母親聊天。父親經常把做成的以為得意的事講給母親聽，不過，愛較真的母親聽完之後往往還會挑剌。
柳傳志夫婦恩愛白頭
1985年公司開始代理銷售IBM、AST、惠普等品牌PC，積累資金，瞭解市場，當時他們也拿不到生產自主品牌PC的批文。
最初給IBM做代理的時候，柳傳志參加代理商會議，在長城飯店。他想應該穿件西裝，但買不起，就回父親那裡拿了一套。到了長城飯店，發現水果點心擺在那兒，可以隨便吃，心想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啊。那天他是坐公交車去的，快到跟前那段路才打的，顯示自己的身份。每當談到這段經歷，柳傳志就感慨萬千。
年過四十風華正茂的柳傳志
1986年7月柳傳志正式擔任公司總經理，他們決定在計算機西文漢化的方向上尋找突破，邀請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的同事，發明了計算機漢字系統（後來的漢卡）的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加入公司。
倪光南，1961年從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後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所。1981年，倪光南應邀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擔任訪問研究員，他利用這個機會掌握了C語言和微處理器技術。1974年倪光南就提出在漢字輸入時，應充分利用計算機的處理能力來輔助漢字輸入，比如輸入一個“中”字，計算機就應該提示“國”或者“國人民”，以此提高效率，他將這種方法稱之為“聯想式漢字輸入方法”。倪光南很快就將聯想式漢字輸入等漢字處理技術整合在一個微機系統上，這就是LX-80。IBM的PC用軟件CCDOS來處理漢字，每秒只能顯示幾十個漢字。而LX-80用硬件處理漢字，每秒可以顯示1000個左右的漢字，LX-80在處理速度上完勝，後來LX-80移植成為PC上的漢卡。加入聯想倪光南提出的要求是：一不當官，二不接受記者採訪，三不出席宴請。柳傳志對他承諾是：“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
倪光南（左一）在電腦前視察工作
倪光南的加入讓聯想有了第一個自主研發出的拳頭產品聯想漢卡，最早的聯想漢卡，成本不到2000元，每塊售價是4000多元，銷量最大的七型漢卡，成本是1260元，售價則是每塊2500元。
聯想漢卡，柳傳志回憶當年創：“公司引入漢卡技術後，迅速產生經濟效益，上下都很振奮。當時，產品質量既有新產品推出週期的問題；也有對配件進口的諸多環節不知水深水淺，匹配不當的問題；還有手式作坊式的生產流程，無法保證工藝的標準化問題；公司沒有也來不及建立一套質量檢測體系，使問題在到達用戶之前就能發現並提前解決。後來，公司在各個環節及時進行了調整，在大家的努力下，漢卡生產逐步工程化、規模化，公司在經營理念上也進一步搞清了技術驅動與市場驅動的關係，對‘市場永遠是對的’形成了統一認識。隨著新技術的進步，漢卡在取得短暫的輝煌後，也逐步淡出了市場。公司獲得的寶貴經驗是，任何一項技術即使在設計方面完美無缺，也不能算最後的成功，必須要接受市場的檢驗。而把一項技術化為商品，是個系統工程，從研發、採購、生產、銷售到服務，缺一不可。”
但物價局認為漢卡定價過高，要罰100萬元。當時海淀區的一些領導對創辦高科技企業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物價部門找上來認為超利潤要罰款。
“在聯想創辦之初，物價局認為我們漢卡定價過高，要罰我們一百萬，因為他們認為定價依據就是原材料成本基礎上增加20%，完全不考慮其中人的智慧積累的部分。當時一個小公司剛成立怎麼能承受啊，所以拼了命爭取最後定的還是罰款四十萬。這種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屢有發生。”
圖為當年聯想漢卡在中關村的銷售價格
柳傳志：“當時我們還面臨兩個選擇，到底是以代理品牌為主，還是做自主品牌的PC。做代理能掙很多錢，而做自己的PC是要貼錢的，如何兼顧，這在當時有不同意見。如果不是當時有些遠見，決定做自己品牌的電腦，就不會有現在的聯想，因為從當時來看，做自己的品牌，又累，又賠錢，還要冒很大危險。大部分人很同意我的觀點，因為我們出身於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有自己品牌的電腦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念想。”
柳傳志站在當時的歷史節點選擇了“貿工技”路線，而不是倪光南的“技工貿”的路線。時至今日在技術上有造就的華為被美國技術封鎖，成為媒體的焦點，而聯想也被嘲諷為賣塑料殼的美國良心企業（國內外同樣的電腦售價不一樣），那麼當初柳傳志為什麼選擇“貿工技”路線呢？
倪光南是公司“技工貿”的路線的擁護者，後來與柳傳志分道揚鑣
柳傳志：“貿工技指的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做事的順序，而絕不是權重，說貿重要技不重要。在那個歷史時期，如果不先做貿易就沒有資金積累。加上科學院是事業單位，意味著當公司向銀行貸款時，事業單位不能做擔保。我們從來沒有讓科學院向銀行作擔保貸過錢。
第二，我們到底該怎麼在市場上賣電腦，這些東西當時都不懂。所以“貿”有兩個意義，一個是真的能活下去，能積累自己的品牌和資金基礎，二是學到的本事。
到1992年、1993年，聯想這樣一個小公司能和其他大型公司抗衡，就是因為我們比其他中國國企懂得了什麼叫市場，客戶是誰，如何滿足他們的需要。今天大家覺得這不是事，但在那時很少人知道。
外界之所以質疑聯想為什麼當時不做核心技術，就是完全不瞭解當時的情況。因為當時在國內想生產，國家不會給我們批文，不像今天辦個公司就生產。我們在香港買的小車間也就十幾個人，一年賺的都得貼補進（設備裡）去 。
現在的風險投資公司不僅會投錢，還會教你怎麼做，而那個年代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相當困難。企業有了積累以後，再談把多少錢放在技術領域，方向是什麼，權重肯定不一樣，會重新安排。如果是現在的高技術產品的公司，不會是貿工技這樣的權重。”
聯想第一代個人電腦586
“在當年我不貿工技怎麼辦？當年公司都拿不到生產批文，我只能先從貿易開始，後來拿到生產批文以後，我得有錢，當年又沒有風險投資，我需要做大量的AST代理掙了錢以後來養活技和工。貿既給我們積累了資金，也給了我們發展自己的產品提供了經驗，所以才有了工和技的發展，貿工技對於聯想，是當年一個必經的一個歷史過程。
聯想通過為IBM、AST等做PC代理，給HP做激光打印機的代理，給東芝做筆記本電腦的代理等。通過做代理瞭解市場、學會企業管理、積累資金，再開始開發自己聯想品牌的產品，這樣循序漸進地再來做設計和生產，這就是做‘工’和技‘技’了，這條路線就是所謂的‘貿工技’。”
聯想1＋1獅子5-100家用電腦
柳傳志說，在西方的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是先掌握一項技術，然後形成產品，然後再形成銷售，這是所謂“技工貿”的路線。而在聯想，由於不懂市場不懂銷售也沒有開發產品的啟動資金，中國當時也沒有風險投資公司，這就使聯想先給外國企業做代理，學習和了解市場，而後才開發產品形成自己的品牌和技術。（但這個解釋目前仍為人逅病）
1987年時，柳傳志在深圳被一傢俬人的進出口公司騙走了300萬元。當時柳傳志甚至有拿板磚拍他的心，在他們家蹲守了很長時間，最後這筆錢追了回來。
柳傳志在公司創辦初期性子急，脾氣大。做聯想漢卡時，公司同事在中關村採購了一批電容器，回去發現全都是壞的。柳傳志就讓退貨，可同事反映對方說賣出去的東西不能退換。柳傳志急了，他在計算所工廠找了幾個跟他一起踢球的工人，每人給了10塊錢，讓他們去換，如果能夠提前換回來還給獎勵。問到結果，柳傳志說，那還不簡單，都不用教，他們到了門口就使勁喊，一喊就給換了。“由於要適應形勢，我的性格本身，會將需要變成興趣。”柳傳志說，假定他還年輕，接著做企業的話，“由於性格的改變，可能公司還會再接著有別的變化。”
柳傳志也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只要定了規矩就一定要遵守。外界最為熟知的一個例子是他關於遲到的規定——聯想高管開會，誰遲到誰罰站，而他自己也被罰過三次。
“開會遲到的問題，很多單位都無所謂，遲到三分鐘、五分鐘都可以，但是在我剛創辦聯想的時候，八幾年，大家的時間觀念真的不強，所以往往就有這種情況，比如八點鐘開會，九點鐘最後一個人才到。我後來就定了一個規矩，開會遲到是要被罰站的。這個罰站不是說一邊開著會，這個人在後面站著。而是他進來以後，主持人要把會停下讓他站一分鐘，這是很尷尬的局面，有點像默哀似的。”
柳傳志與楊元慶
柳傳志在公司內部也經常發火，有一次還批評了楊元慶，後來他給楊寫了那封有名的信，說自己也是有脾氣的和發脾氣背後的殷殷期待等。直到有一天，柳傳志意識到公司的年輕人有樣學樣，公司裡火藥味十足，因為他們認為柳總都這樣了，顯然發脾氣是一種有魄力的表現。他堅決讓自己緩和下來，不允許自己再瞎發脾氣，“（外人眼中）和藹可親、老成持重大概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聯想的年輕同事，包括像你們和一些記者，覺得我這個人很和藹可親。但是老聯想的人都見過我猙獰的面目，因為當年企業小，要努力辦大，中間要做很多很多事，脾氣會很急。後來，我是把脾氣收斂回來變成現在這樣了。”
“在公司裡面，我對他們要求挺嚴格，大家還都信我，甚至離開公司的人，想自己發展的人，也不會出去說聯想不好。這其中，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決不搞宗派，決不給自己謀私利。不僅是不謀私利，對人處事還要公正。今天我把A訓了一通，明天當他發現，其他人犯了錯誤也一樣挨訓的時候，他就不會感到委屈。”
“要部下信你，還要有具體辦法，通過實踐證明你的辦法是對的。我跟下級交往，事情怎麼決定有三個原則：同事提出的想法，我自己想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按照人家的想法做；當我和同事都有看法，分不清誰對誰錯，發生爭執的時候，我採取的辦法是，按你說的做，但是，我要把我的忠告告訴你，最後要找後帳，成與否要有個總結。你做對了，表揚你，承認你對，我再反思我當初為什麼要那麼做。你做錯了，你得給我說明白，當初為什麼不按我說的做，我的話，你為什麼不認真考慮；第三種情況是，當我把事想清楚了，我就堅決地按照我想的做。”
聯想通過漢卡挖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4月到1987年12月，聯想公司出售聯想漢卡所得到的利潤為1237.5萬元。
1987年聯想面臨著幾種選擇，一種選擇是繼續推廣漢卡，但市場有限；二是開發自由品牌電腦，雖然有利可圖，但一無資金二無實力，又無電子工業部的生產許可。三是代理國外電腦積累資金，學習技術，建立銷售網絡。
隨著公司經營狀態的好轉，公司辦公地址變得越來越好
1988年，柳傳志和幾個人攥了30萬港幣來到香港，和香港另外兩家一共90萬港幣成立香港聯想公司。通過貿易積累資金瞭解海外市場。聯想選擇了板卡業務，為聯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香港聯想成立開幕式，柳傳志（中），1988年4月1日，香港聯想公司在柴灣的一棟破舊的大樓中誕生，它的英文名字叫Legend，中文的全稱是“香港聯想電腦有限公司”，柳傳志成為香港聯想主席。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這個香港聯想誕生之日，後來就成為聯想新財年開始的日子。
1988年，柳傳志之所以選擇在香港建立香港聯想，是因為他發現從香港直接進口電腦要比內地便宜得多。
1988年香港聯想宣佈成立,中科院院長周光召(左二）和柳傳志（左三）
藉助各種關係，香港聯想拿到了美國AST電腦的總代理。當時AST在電腦業並不是一個強勢品牌，這就讓聯想在談判時掌握了許多主動權。由於聯想在內地強大的銷售力量，AST在內地市場的聲勢甚至超過了康柏。
AST電腦
柳傳志將代理AST業務變成了“金礦挖掘機”，香港聯想負責進貨，北京聯想負責銷售。香港聯想在內地瘋狂擴張，幾乎壟斷了AST在中國的銷售。毛利超過20%，第一年便賺了1200萬港幣。
“其實當時許多企業都在香港有派駐機構，做國外品牌代理，一些企業的實力比我們只強不弱，為什麼他們最後做得沒我們好？”柳傳志說，“是因為我親自在香港把關，避免了其他公司的員工與外國企業串通矇騙內地公司情況的發生。”
柳傳志（右二）在開會，右三為倪光南
1988年冬天，聯想營業額達到了2.5億，算是一個突飛猛進的奇蹟。
柳傳志認為，學會做貿易是實現高科技產業化的第一步。“不把貿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產品你也不知道怎樣賣，不把製造業搞精良了，好的科研產品的一些特點也會被製造業的粗糙掩蓋了。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貿易，主要是這段苦，他沒吃過，一定要幹下去，一定要對市場有個理解。會做貿易以後，看問題才會有穿透力。”
“中國IT教父”柳傳志——“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下），請看下一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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