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強:疫情後全球進入“三去”時代,我國發展節約型經濟的四大支柱是什麼?

邢自強:疫情後全球進入“三去”時代,我國發展節約型經濟的四大支柱是什麼?

邢自強:疫情後全球進入“三去”時代,我國發展節約型經濟的四大支柱是什麼?

邢自強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邢自強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6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268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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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在座的專家學者對節約型經濟做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分析,我想基於剛剛公佈的“十四五”規劃的要點和2035年遠景目標,結合疫情後中國和全球出現的一些新格局來分析,要實現節約型經濟,打造雙循環格局,主攻四個方向:數字經濟再上臺階,消費向服務消費轉型,新型城市化,和低碳經濟。我就聚焦這四點展開。

首先,數字經濟。從疫情以來2月份到現在,我們的經濟論壇開了這麼多場,越來越習慣用這種遠程數字化的形式召開。這本身也是符合節約型社會和雙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不少會議其實都可以線上形式取代,省掉了出差、集聚等等帶來的碳排放和其他資源浪費,但卻能給大家提供了及時諮詢和交流的虛擬舞臺。這在疫情以來得到了加速。數字經濟不僅體現在商務和學術場合,在生活中也在體現,疫情後老百姓出去旅行,尤其是坐飛機高鐵旅行,顯然比往年人數少了很多,譬如今年十一黃金週期間,旅行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將近三成,但是線上的文化娛樂、社交則更為流行,這個背後反映了大家心態和行為模式的一些變化,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今年全球的空氣質量特別好,藍天白雲,四季分明,這也反映了疫情後的數字經濟發展更上層樓,人與自然的關係反而可能更加和諧。

二是中國消費向服務業轉型。經濟學者喜歡講GDP等大數,但我們不說大指標,就從今天參會的很多學者、業界人士實實在在的感受講起,疫情以來最重要的變化之一,當然就是過去白領滿世界跑,在境外消費購買洋貨的熱情驚人,現如今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中西方之間的心態也有變化,所以這種中產階級嚮往去海外高端消費的傾向,日趨理性。與此同時,中國自身的服務消費企業也比較爭氣,美妝、時尚、文娛,國內自身產業鏈結合自身的優勢和研發的提升,從新式的網絡營銷,從網紅經濟到社交媒體,越來越通過創新和創意提升了本土企業的形象和吸引力。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老百姓每年兩萬多億人民幣的境外消費,可能會逐步地轉向到國內高品質的文化、服務、娛樂類、深度體驗類的消費上。當海外當前為疫情再次反彈後,到底是該封城還是開放,刺激政策要不要再來一輪而糾結之時,中國已經出現了服務消費轉型的新格局,這是很重要的趨勢。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左右,而十四五結束的2025年,有望達到1.4萬美元以上,這個過程中,實物消費佔總體消費比例會繼續下降,而服務類消費乘風而上。這也對於發展節約型經濟產生推動,譬如過去買買買的快速消費品如衣服,可能沒穿多久,過季就不穿了,每年全國有許多廢棄衣服處理,也造成了浪費。但現在越來越講究供應鏈的智能化,根據消費者的品位實時訂單彙總,連接給產業鏈上優秀的生產者,就省掉了以前先生產、再營銷、消庫存的週期中的低效性。這種智能製造,也是下階段中國供應鏈轉型、實現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助力節約型經濟。

三是城市化進入下一階段:城市化2.0,以都市圈城市化和數字城市相結合為特徵,進一步對節約資源發揮重要作用。比如新基建加速推進,以5G網絡、新醫療、智能電網、電動車充電樁為代表,而不是傳統鐵公基的重投資,這有助於提升經濟集聚效應的同時,使城市緩解交通擁堵、汙染、安全隱憂等大城市病。智慧城市已經在控制疫情中顯示出優勢,各種超級應用裡內嵌了像健康碼這種大數據的功能,促進了疫情受控和消費復甦,也驗證了,城市越大,也可以管理得更為有效便捷安全。這也有利於下一階段的都市圈城市化模式,而不像以往那樣過於重視東部、中部、西部平衡發展,到處撒胡椒麵式的小城鎮化,未必能有效配置資源。

四是十四五規劃中重點強調的綠色低碳經濟。十年之內,碳排放量見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都是非常強有力的目標。在下一個五年裡,首先是煤電消費量在初次能源佔比中要降低;其次,碳交易機制要啟動;第三,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和對企業績效的評估,低碳、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重視。關於碳排放、汙染物的數據可能會納入地方政府的KPI,而隨著中國市場融入全球,外資加大配置中國資產,對於中國企業的ESG評估(環境保護,企業治理、社會責任)也將愈加重要。這個過程中,中國的非化石能源能從目前只佔整個能源比例的15%有望上升到2025年的20%左右,風電、光伏等能源產業繼續顯著發展,新能源汽車保持大力發展勢頭。

以上四大支柱:數字化經濟加快,消費向服務轉型,實物類消費佔比降低,城市化2.0和綠色減碳經濟,是實現下一階段節約型社會的主要經濟動力。

楊教授剛才提到了整個節約型經濟的背景是“十四五”強調要實現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剛才金所長也介紹到,雙循環主要是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提出來的。這裡我重點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們作為國際上最大的投行,怎麼分析疫情後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如何重塑,以及對經濟和產業有什麼影響?

這次疫情之後全世界有很大的後遺症,加速出現“三去”,即去貿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導、去企業巨頭化。全球出現政策上越來越民粹主義,經濟上越來越平庸的局面,中國面臨的外圍環境和風險,當然就和過去幾輪全球經濟下行週期截然不同。首先,發達國家這次疫情普遍採取了貨幣大放水,財政大舉債,這些政策的特點都是易放難收,即便未來一段時間後經濟回到疫情前的狀態,這些政策也不會及時退出,相反,目前在疫情中反映出的民粹主義、貧富差距問題,可能會導致西方世界長期保持貨幣寬鬆,財政高舉債的方式。再疊加全球貿易中出現了逆全球化的壓力,以及西方針對科技企業更強監管的態勢,全球化的資源配置,與大企業的研發推動生產力進步的狀況,亦有可能顯著弱化。“三去”最終的結局可能是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流行,政策易放難收,生產率日益平庸,通貨膨脹捲土重來,這是我國要實現雙循環和節約型經濟的外部背景。

轉到國內本身,雙循環主要是做大做活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堅持開放來留住產業鏈,促進產業鏈持續升級,才能實現節約型經濟。不是靠關起門來搞發展,而是繼續靠國內消費市場對全球資本和企業開放,來穩住在中國的絕大部分生產鏈。與此同時,部分敏感戰略性的行業則是全力以赴進行自主研發,進口替代,設法發展替代性的解決方案。這裡,我想補充一下,今天在座的專家提得少一點的是金融領域。由於我們研究視角的關係,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也會走上快車道,才能使雙循環齊頭並進。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才能使得中國在人口老齡化和逆全球化的逆風中保證資金供給,為國內城市化、科技自主化、低碳經濟提供資金上的支撐,尤其在現在中美關係不明朗的情況下,需要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確保資本的流入和融資需要,人民幣國際化的緊迫性提高,依託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和監管提升,吸引外資流入,這是內外循環相結合的金融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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