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管理方面的書，但更是一本哲學人生的書。在這裡曾仕強先生將中國文化稱為中道，強調以人為本，重視中庸之道。中道把安人作為管理的最高目的，就是以人為本；在安人的基礎上持經達變，與時俱進；在變革的過程中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
中道是什麼？中道不是中間路線，也不是折中，應該是合理的道路，就是一切合理，恰到好處。朱子曰，“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即無一事之不合理。”
曾仕強說，“安”是人生的根本要求。我們早上互道早安，晚上各道晚安，送別親友說一路平安，祝福朋友必說康安。一個家庭、一個集體，乃至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就是讓每個人都心安理得，先小安再大安，先局部安再整體安，先短暫安再長治久安。如何做到讓人安？就是要關心他人，關心就是把心關起來，將心比心。臺灣王永慶創業賣米時不僅把米送到顧客家裡，還將米倒進米缸，如果米缸中有陳米，就把陳米倒在自帶的報紙上，把米缸擦乾淨，將新米倒入，將陳米放在新米上，陳米不會存放過久而變質。這就是將心比心，也是王永慶成功之道。
對於一些常見的詞彙，曾仕強有自己的體會。譬如說“太”字，是什麼意思？曾仕強說，太就是一個“大”和一個“小”，我們說太極就是既是大極，其大無邊；也是小極，其小無裡。我們把夫人稱為太太，就是既要能大也要能小，該大的時候大，該小的時候小。我想這就是“道”。我們日常說知道不知道，但實際上我們很多時候是不知“道”。中國人說的道，其實就是易、變，包括不易（不變）、簡易（大道至簡）、變易（變是常態）。什麼都可以變，變化要簡單易行，萬變不離其宗，持經才能達變。
經不是四書五經，而是共識，需要大家一起念，經就是“常”，不能輕變；“權”就是權宜應變，最好以不變應萬變，有所變有所不變，凡事最好先想不變，不變不行才來想變，以微調防止突變。經為方，為規則，權為圓，內圓外方還是內方外圓，抑或圓方交疊或相離，需要仔細斟酌。守住常規才能求應變。
中西文化中，西方求“真”，如亞里士多德時代西方就倡導“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可見科學產生於西方有其根源。中國求“善”，講究仁義禮智信。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人對深入骨髓的仁義禮智信、中庸之道奉為圭臬，深信不疑，從不動搖。當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時，我們至少還在思想上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進程，當西方列強放下堅船利炮，又有多少中國人徹底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裙下，成為徹頭徹尾的西洋文化的追隨者、吹捧者、宣揚者。在西方文化日益東漸乃至有吞食中華文化的今天，重整中華文化之精髓，重建中華文化之自信，成為新一代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