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7日，江苏淮安，运河水面雾气升腾。明清两代，漕运总督一直驻于淮安，这里的清江浦拥有“九省通衢”“天下粮仓”等美名，也是小说《北上》重点提到的地方。
近日，作家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被称为“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小说，将京杭大运河作为主角，写出了一百多年来大运河的命运变迁。
大运河对中国的意义何在？不同人寻找出不同的答案，它是古典中国繁盛的顶点，是民间中国汇流的沃野，是文化中国活的博物馆。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70后代表作家，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其所著《耶路撒冷》《水边书》《天上人间》《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等小说影响广泛。
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前台
2010年，我第一次去运河边采访，顺道带了一本和运河有关的书——长篇小说《水边书》，作者徐则臣。
我去了聊城、临清，荒草萋萋的运河，大多以古迹的形式留存，隐藏在历史的缝隙里。偶尔有幸运一点儿的，成为城市中的人造风景。我坐在著名的临清塔旁边，望着运河里浅浅的一汪静水，想象数百年里此地千帆相竞的情景。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曾到过这里，后来留下的一批描述大清国风貌的画作里，就有这座临清塔。河那边是河北省。我身侧是几个浇地的农民，为河床上的麦田提供水源成为此时运河唯一的功能。
《水边书》把我带到了大运河畔的小镇花街，少年陈小多满怀对远方的向往，在出走与回归中度过了青春期。运河上南来北往的驳船，带走了陈小多的少年往事，那个曾经的姑娘也到河上漂泊去了。坐在北方枯死的运河边，我读完了这本书。
直到8年后，今年夏天，在北京见过几次徐则臣兄。闲聊中，我问他最近在写什么。他说，在写一部有关运河的长篇小说，历史跨度一百多年，差不多快写完了。还是运河，他的文学坐标里恒久不变的一条大水。到了冬天，长篇小说《北上》出版。
徐则臣说：“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
一直以来，“到世界去”是徐则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他说：“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腿脚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才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在早期的花街系列和北漂系列小说中，这种情绪就已经奠定了。“花街”代表原点，也是“到世界去”思想的起点；北漂就已经身处世界，时间久了也成为新的原点。
运河畔的小镇花街，不是单纯农耕意义上的小镇，逐水而居的小镇，是信息流通的聚集地，离“世界”很近。“它靠着京杭大运河，是流动的，运河的人可以来来往往，里面的人也可以沿着水路到世界去，这个世界越来越宽广，花街也就越来越宽广。我以前说这个世界有多辽阔，花街就有多漫长，这个世界多复杂，花街就有多完整。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花街上看到，所以我笔下的花街也就越来越长。”
最早，我是先看了徐则臣一系列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啊，北京》《居延》《西夏》……主人公无一例外是漂在北京的底层年轻人，也无一例外有一种不安分的生活节奏，不断探索不断尝试。我对两个女性印象深刻，居延和西夏，没来由的爱和恨，没来由的一个决定用一生来实现。后来我又读了他的许多花街系列小说，才真正理解了那些漂在北京的年轻人，身上强烈的“运河气质”。那是一种稀释了远方和现实的气质，既复杂又单纯，既有乌托邦的个人想象，又有失败后继续探索的勇气。花街上的故事多了，到世界去的人也多了，那些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办假证的流浪者，偶尔想起花街，如同想起另一个世界。
作为其个人小说的“集大成”之作，2014年出版的《耶路撒冷》同样聚焦在花街，主人公从北京回到花街，与几位儿时伙伴相遇，各自回忆起曾经的理想。这部小说被誉为“70后群体的小史诗”。
文字在花街和运河之间不断流淌，新的故事从世界而来，又回到世界上去。
在此基础上，《北上》跳脱开个人经验叙事的窠臼，大运河作为唯一的主角登场，中国人百年荣辱随水流淌。
▲作家徐则臣。
“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
简略讲述一下《北上》的故事梗概：
本书以历史和当下两条线索展开，各自的线索中又有新的线索。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洋人的北京使馆被包围了，多国部队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意大利人马福德就是其中一位。腿受伤后，他和一个喜欢多时的中国姑娘结婚。两人隐姓埋名，住在通州运河畔，以在河上摆渡为生。
第二年，北中国阴云密布，风雨飘摇，马福德的哥哥保罗·迪马克（外号“小马可·波罗”）为了寻找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沿运河北上。知识分子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的2014年，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孙宴临、周海阔、邵秉义、胡念之等人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每个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每个人的命运，以及各自家族的命运和运河紧密相连。小波罗以马可·波罗为偶像，立志研究大运河，对中国文化和风物无比热爱，性格随和、开朗，但欧洲人傲慢和优越感的小尾巴总是夹不紧，一不留心就露出来。将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视作知己的谢平遥，是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悲凉黯淡又夹杂了挫败之伤痛的中年心境，于个人，于国家都有一种现实中的暮气消沉。
投射到一百多年后，谢望和、孙宴临和胡念之等新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早已不是家国命运，而是作为文化母体的大运河，在文化意义上新的形态。此时，运河仅有的一点儿航运功能，早已与国家命运脱节，随着运河申遗成功，它更多地以文化遗产的形式继续存在。
运河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孙宴临所说：“只有我们这样每天睁开眼就看见河流的人，才会心心念念地要找它的源头和终点。”每天能触摸到世界的人，对世界充满向往，运河就在面前，说：“我带你走。”离开，很简单，跳上船就可以；又很复杂，一个决定，一趟旅行，往往会用去一生的时间。
而以河为生的人呢？
当代船夫邵秉义说：“除了跑船我不会别的，现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在他看来，老祖宗就在天上、水上、这一千多公里长的大运河上看着自己。
在临清，我穿街过巷，到元代运河和明代运河的分叉处，参观著名的鳌头矶、钞关。这座城市的文化风俗，尤其是饮食文化，兼具南北特色，既有天津、北京风味，又有江南特色。当地有一种特色狮猫，眼睛呈蓝色，相传是波斯猫和本地猫的杂种。《金瓶梅》中潘金莲用狮猫吓死了李瓶儿的儿子，间接导致了李瓶儿的死。许多证据表明，《金瓶梅》所写的就是临清，也与这里的运河文化有关。
运河山东段是个坎儿，作为海拔最高点，如何把水提上来是一个难题。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南旺分水闸，将大汶河的水引入运河，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海拔高、闸口多，也就意味着船要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长，就有了消费，有了沿运河一系列的繁华都市。
然而，随着漕运的废止，济宁以北段运河逐渐结束了航运史。那些河上飘来的城市慢慢陷入沉寂，勾栏瓦舍一点点倒塌。鲁西地区的一些小镇，张秋、寿张甚至临清，那些普通的名字和普通的建筑，破败间拂去尘埃，会不经意间偶遇一些历史遗迹，过去的辉煌从瓦砾中流露出来。
这条河，曾经不仅有运输功能，还有军事、水利、兴市、巡游、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功能。《北上》中所涉人物，和临清等一系列沿河城市一道，构成了运河文化的不同侧面，许多丰富多彩的画面，从运河里汲取各自的营养。
▲1805年，英国人绘制的京杭大运河生活场景。
“河流文学”与运河的文化传承
“我的灵魂像河流一般深邃”，美国“黑人桂冠诗人”兰斯顿·休斯在他的成名作《黑人谈河流》中说。流水约等于时间，是立体的、量化的时间，面对流水，时间就停滞下来，面对时间，流水就飞扬起来。
我想起了自己的几句诗：“我常常以河流为兴奋的起源/没有谁能描绘这么多绿色的小蛇/在丘陵的缝隙苦苦挣扎。”
河流，作为文学的恒定主题，一直在被书写。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从《诗经》开始，几乎每一个优秀作家、诗人都会写到河流，长江、黄河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地标。就当代而言，张承志《北方的河》、苏童《河岸》、张炜《古船》等都对河流进行了书写。可以说，一个没写过河流的作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被河流影响的作家，很难抵达自然的深刻命题。
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在赞美河流？土地上长出的文学基因，之于水是怎样的存在？如果画一幅作家与河流“相爱”地图，该是何等辉煌。
台湾学者吴明益提出“河流文学”的概念，并对其作了界定：指涉的应是一种以河流为主要题材的文本表现，应该是跨文类的；河流至少是该篇(部)文本中的重要象征，而不是偶一带过的背景；意味着对自然的一种观看姿态，同时也会呈现人与河流互动时所产生的文化(包含环境伦理观)意义，是一种心灵的认知地图。
以这个概念来审视《北上》，也是可以的。
小说中，所有人皆以运河为活动中心。不同阶层的人汇聚在北上的小船里，航行在1901年的中国，在衰老的运河，寻找各自的归宿。
小说又有公路小说的某些特点。行走的意义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行走，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如此奢侈，又是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小波罗的行走，真正目的是寻找失踪的弟弟，他的死很突然，宣告了此行的最终失败。他们最后距离已经很近了，在通州，一个死在船上，一个住在岸上。如果他活着，见到弟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而谢平遥呢？他的寻找必定贯穿接下来的历史，在后辈谢望和的印象中，“我高祖父会四门外语，袁世凯花了大价钱要他的人头。那得是多伟岸的大人物，可我在相关的史书里就没见着老祖宗的名字。听着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时间穿透一切，所有的挣扎和努力被淹没，就像运河一样。
20世纪初的意大利人和13世纪的意大利人相会在同一条河上。马可·波罗带给欧洲一个想象的中国，即理想中的乌托邦，运河就是乌托邦里的“圣河”。小波罗看到的中国，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孱弱烙印，运河依旧，却即将寿终正寝。
一条流动的河，其文化的外延是不断拓展的。以小波罗为中心的这群漫游者，正好行走在新旧交替的关键当口，他们不经意间影响了接下来的历史走向。起码几个家族一百多年间与运河纠结的关系，其源头都指向这次行走。小波罗的几件遗物，罗盘、相机、日记分别被不同同伴收藏，各自又传递给各自的后代，并在后代中产生影响。也可以说，他用另一种文明投射在大运河上，两种文明交融，接下来几代人的命运与时代关联，有了新的走向。
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大运河申遗成功。漕运废止一百多年后，一条文化的河逐渐清晰起来。“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徐则臣说，“这对小说《北上》的作者很重要，对现实中运河沿线的居民和建设者们更重要。我们都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只是我在一己天马行空地虚构，沿河的建设者们却要步步为营地落实与践行。”
他看到，打造运河文化的行动在沿线轰轰烈烈展开。然而，沿线走过来，看到的运河尤其是运河故道，多半花花绿绿：“水中的游船和各种游乐设施花花绿绿，岸上栉次鳞比的仿古商铺也花花绿绿；在运河上乘船走一段就算体验了当年的航行，商铺里吆喝声四起就算还原了当年码头上的烟火人间。对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还是过于简单和直白了。从此地到彼地，所见者大同小异，都是商业旅游的统一制式，有种庸俗琐碎的繁华。”
在他看来，“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当然，这样一个‘运河与人’的局地史志中，也必要草蛇灰线地暗含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风物流转，人员徙迁，不管你有多鲜明巨大的局地特性，你也只是滔滔大河北上和南下间，一直在相融相合的有机一环。”
历史的运河、现实的运河、文化的运河、小说的运河在此相会，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现实的文化挖掘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功能不断变化的运河，本身就是多彩的。不断以新的形态呈现在大地上，运河，是流动的中国，也是未来中国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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