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夹处在祁连山脉与北部的群山之间，是唯一能同时衔接中原、草原、西域和高原的走廊地带。这里在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同时，也因各方向文化的交融而成为“文化走廊”。
征战-王朝更替的悲欢离合
儒教在西汉时期成为帝国的官方思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当中，中原大地陷入一片血海。
彼此争权夺利、精疲力竭的司马家王爷们引入胡人以为外援，终至天下大事不可收拾，长安洛阳两京荡为丘墟，作为帝国精神内核的儒家伦理也在一阵阵杀戮声中遭遇重创。
传承儒家学脉的大家族四处流散，他们除了南迁逃难以外，相对来说隔离于中原、秩序安定的河西走廊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逃亡方向。
当时诸多儒学世家带领家人和弟子逃亡河西走廊，其中重要的一个汇聚区是张掖，河西诸郡逐步形成几个著名的大族，被称作“河西望族”。他们的到来使河西走廊儒学之风盛行，很多河西子弟慕名前来求学。
即使接下来的时间河西走廊政权更迭频繁，但在历代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下，河西儒学异常繁荣，文化得以保全发展，凉州地区逐步成为当时的儒学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北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立即着手把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迁到帝都平城（今大同），这些熟悉儒家礼仪律令的河西学者在北魏后续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之后的隋唐承袭这套政权系统，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最终，河西学脉融入大唐之魂，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在隋唐盛世落幕之后，河西走廊仿佛就逐步淡出中原统治者的视野。例如，霍去病开创的山丹军马场是任何据有河西走廊的政权都要重视的要地，北魏经营山丹军马场的数十年间，光是出产马匹就高达200多万匹，到了唐代，极盛时期的军马场出产优质军马7万匹以上，而到了晚清时期，仅有数百匹马养在这片草原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帝国首都在长安的时候，河西的安危直接关乎帝国生死，而帝国定都北京的时候，河西地位大大下降，只关乎西部的拓展。关乎生死的时候打仗肯定是大仗，而仅仅关乎拓展的时候，战争的投入产出比就会成为统治者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战争规模和烈度就会下降。迁都后，河西走廊重要性的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自然就没有之前引人注目。
另一个原因就是历史叙述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的河西让人血脉贲张的历史，通常是霍去病的故事，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原中心论的叙述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更多的东西就被遮蔽了。我们需要突破中原中心论的视角，在新的史观下彰显出那些被遮蔽的部分。
求法-古人精神的至高追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中原陷入了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中，政治崩溃，文化衰退。帝国精神无法简单地通过恢复传统儒学思想而复苏，更需要异质文化的输入和刺激，游牧精神和佛教文化因此开始融入到中国的精神中。
没有游牧精神的注入，隋唐那种雄视天下、气吞万里的气魄就难以展开；没有佛教的传入，中国的文化也难以充分展开为后来的样子。
佛教和游牧精神两者还有着深度的联动关系。佛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的历史大环境直接相关。
当时雄踞北方的统治者们都是胡人，在儒教华夷之辨的角度看来，胡人统治汉人，这个事情在正当性上总是有哪里不对劲。
胡人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正当性，除了儒教之外，有充分的动力再去寻找到其他文化来提供正当性基础，结果就是大力弘扬佛教。
当时南方的皇帝们虽然是汉人，但是他们大多属于篡位上台，这在儒教君臣大义的角度看来，同样正当性大有问题，南朝皇帝们便也需要在儒教之外另寻正当性基础，所以他们也会大力弘扬佛教。
结果就在这样的乱世当中，东汉即已传入中原的佛教，开始深刻进入到中国的精神世界当中。
到了隋唐两代，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这时的佛教流派分歧众多，为了核实汉译佛经与佛陀箴言的差异，玄奘决定西行天竺取经。
他从长安出发，途径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进入西域，接下来他需要穿越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再登上帕米尔高原，翻过兴都库什山脉，最终到达天竺那烂陀寺。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玄奘回到故土，在此后的20年里，他潜心翻译佛经。玄奘对佛教典籍的翻译使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的兴盛之地，佛教被推上了顶峰。
汉传佛教的兴盛，以及后来藏传佛教被边地民众普遍接受，佛教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这一切的起点，就在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共生中。
孕育-走廊发展的生存依托
打开地图，你会发现祁连山是被干旱区包围着的高地，北边和西边都是戈壁和沙漠，东边是以降水稀少著称的黄土高原，南边则是干旱的柴达木盆地。如果没有这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山脉，这里将完全被沙漠包围。
正是因为祁连山脉高大的山体截住了气流和雨水，山上的冰川和山区的降雨才发育出来一条条河流，围绕着水源地，祁连山北麓形成了一连串大小不同的绿洲，这就是河西走廊。
祁连山孕育出的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原和西域最重要的生命线，这条生命走廊深刻影响着东亚大陆的命运。对这个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青藏高原等多个亚区域的这个体系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亚区域之间，尤其是作为秩序主轴的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能够衔接起各个亚区域的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
哪怕是在被拖入近现代海陆秩序结构下的中国，河西走廊这种确保东亚大陆持久和平的作用都有显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中，广义的河西走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先是坐镇兰州，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为此，他在甘肃组织屯田，以便筹措粮饷。又兴建了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兰州织呢局、兰州军装局等，基本上满足了入疆平叛大军的武器和后勤需求，并为西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准备开战之际，左宗棠又从兰州移驻肃州（今酒泉），以掌握全盘情况，新疆前线的指挥权则授权出去。在整个过程中，河西走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中国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多个亚区域所构成的一个体系，所谓中国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
从体系史的角度来看，衔接着各个亚区域的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中国的基础所在，它们使得作为体系的中国，真正连接为一体。河西走廊是唯一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过渡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河西走廊才定义着中国。
文化-多元互构的复合缩影
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亚欧大陆多种文明互动的前沿，无论是贸易还是战争，底层都有着文化的潜流在穿行。河西地区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多族群聚居之地，数十个族群曾经在这里活跃，十多种神灵偶像共处一室，同享供奉。
莫高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它的开凿始于中国北方最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走进莫高窟，你就会发现文化的共生杂糅现象，可能洞窟本身由鲜卑人出钱开凿，却有汉人式的洞窟屋顶，其中的壁画又有浓郁的印度风格和胡人气质。
这种文化高度融合的洞窟在莫高窟里比比皆是，相距遥远的中亚和江南，南方的印度和北方的伏羲，都在河西走廊的洞窟里被联系在了一起。
儒学向河西的“文化西行”也使得佛教通过河西实现“文化东行”获得了重要助力。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异域宗教，它要想传入儒学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原，必须先与儒学发生某种交汇，恰恰是河西使得这种交汇成为可能。
西行而来的儒学在河西无法获得政治上强大的支撑，在文化格局中并不占据压倒性优势，它就必须与异文化共处，佛教因此获得了与儒学形成某种融合的机会。河西走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继站，才让佛教得以传入中国。
颇为有趣的是，汉传佛教得以发展的这些历史过程，经常又是与非汉人的群体相关。比如，汉传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胡人，他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带到凉州停留17年，并在这里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罗什在此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译经事业。
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以及后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是羌人，后来鲜卑人建立了北魏，北凉的建立者则是匈奴人。长期穿梭于河西走廊的游牧族群，如月氏人，熟悉汉人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成为佛教传译的中间力量。
胡人与汉人的历史活动形成了各种互动关系，最终促成了汉传佛教的兴盛。在佛教的传播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多元共生并不是抽象存在的，是在多种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当中展开的。
河西走廊在成为文化熔炉的同时，也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种子，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11月25-29日，学者施展，茶马古道，继续出发！
“走廊”考察线路设计
政治走廊：太行山脉的南端上党地区在古代被称为“天下之脊”，居此可以俯视各个方向，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隐藏着中国的历史密码，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政治走廊；
文化走廊：祁连山脉北边的河西走廊，在狼烟烽火与贸易商人之外，还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文化走廊；
民族走廊：祁连山脉南边的河湟谷地，是连通中原、西域、高原三个方向的要道，中国一系列民族在这个方向展开其历史，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民族走廊；
贸易走廊：穿行在横断山脉间的茶马队伍，以贸易为基，凝聚着中国大西南的文化、政治与民族，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贸易走廊；
历史走廊：秦岭隔绝又沟通着关中与蜀中，见证了中国历史一系列的关键变迁，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历史走廊；
军事走廊：阴山山脉，古代农牧人群间互动的重要界面，这里是各种大战与贸易的场域，深刻参与了中国历史的塑造，我们对这条走廊的关注聚焦在其为军事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