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很多人講到康乾時期都會這麼說。特別是二月河的小說和清宮電視劇，諸如《康熙微服私訪記》《宰相劉羅鍋》等等出版播放以來，
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吹捧成聖明之君，把三代王朝形容成太平盛世。真實的歷史是這樣嗎？答案是否定的。
康乾時期不但不是盛世，而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間。與盛唐相差不止一大截。
首先看經濟上的情況。大唐的貞觀之治、開元天寶盛世，那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經濟發達，僅就農業看。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總耕地面積達到14,003,862頃（摺合今市制為12.197億市畝耕地）。農業工具的進步以及水利工程的發展促使糧食產量逐年提高。天寶八載（749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的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時，每鬥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鬥僅五文。五穀的豐盛直接體現在唐朝前期各地戶口與墾田數量的增長。據估計盛唐時期全國人口約9000萬人，有人說超過一億人。人均佔有糧食1450市斤。
雖然杜甫中安史之亂前寫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但那時一般百姓的生活還是不錯的，因為征服給了農民足夠的土地。“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還是杜甫的詩裡寫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手工業方面：絲織業發達，唐朝的絲織品廣泛沿用北朝的蠟纈法染色，並先後研發出夾纈、絞纈兩種新染色法。織品圖案亦受西域胡風影響體現出少許波斯風格。
陶瓷業發達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和唐三彩最為有名。
商業繁榮，大都市有長安、洛陽、廣州、揚州。長安既是當時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
文化繁榮，表現在科學技術、詩歌及藝術等方面。文學藝術門類多樣，有詩歌、散文、傳記、唐傳奇等。唐代文化呈現出兼收幷蓄、豐富多樣、大膽創新、高闊大氣、輝煌壯觀的特徵，構成了唐代文化的獨特個性。”
外交上各國紛紛來朝。南亞、西亞乃至非洲等國商人到長安，使長安成為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國船舶也到達中國沿海城市，使中國文化大量傳入朝鮮和日本，中國的造紙傳到中亞，以後數世紀中，由阿拉伯人傳入歐州，對西方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唐朝這時“武功文治”，政治開明，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的頂點。這才是盛世應有的力量。
反觀康乾時期，農業凋敝，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與唐朝相比人口增加了N 倍，耕地面積反而減少了。到了十九世紀初清朝全國人口約3億人，人均佔有糧食780市斤。
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的一百多年，江南的米價增長了四倍，田價更是瘋長了十倍，老百姓來買不起米，幸虧大明萬曆年間番薯引進到中國。雖然番薯味道單一，營養價值也不高，但是也可以用來果腹，所以有人把康乾盛世戲稱為番薯盛世，也是有道理的。
康乾時期人民的生活怎麼樣呢？有一個英國使團來中國，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給了使團極其豐厚的賞賜，甚至連船上的黑奴都有份，金銀珠寶、食品衣服不計其數。使者把吃不了都已經發爛的肉食扔進大海里，大清的窮人就圍在岸邊，見
到扔進海里的腐爛食物就跳進海里瘋搶打撈，帶回家做食品。使團中的英國人約翰·巴羅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康乾時期手工業也是凋零的，絲織業方面江南出織錦，但是由於宮廷大規模的徵調，遠遠超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的品種的錦緞甚至從此絕跡。《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輩就是管江南絲織業的。冶鐵是明朝經濟的重要支柱，據估計，在鼎盛時期，鐵廠的工匠在2000人以上。而年產鐵量也在70萬噸以上。但康乾時期政府嚴格限制，曾經在大明的時候欣欣向榮的冶鐵廠，清政府的態度就是關閉，對於不能關閉的，就抽之以重稅。橫徵暴斂再加上粗暴干涉使手工業大面積破產。
經濟的破落是滿清政權從圈地開始造成的。清初大規模地圈地導致“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勳舊所圈，民無恆產，皆賴租種旗地為生”。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生活悲慘，以致“人民背井離鄉，有父母夫妻同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旁，為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清初的圈地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給農業生產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八旗子弟根本不懂農業生產，土地圈到手也不會耕種，造成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圈地同時加劇了社會矛盾，不但加劇了漢滿之間的民族矛盾，也加劇了滿族八旗之間的內部矛盾。雖然康熙24年停止了圈地，但那時土地已經基本上唄圈完了。
由於滿清入關時大量屠殺漢族人民，“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據統計直接被屠殺的人民達千萬之數，加上各種死亡的，清朝初年比明朝末年，中國人口少八千萬以上。人口下降，土地減少，農業自然破財，糧食自然減產，這哪有一點太平盛世的樣子？
康乾時期不是盛世從文化上也能看出來。吹捧乾隆的人說他文治武功，十全老人。其實他文治方面的所謂成就就是編了“四庫全書”，其實他編書的目的上為了銷燬漢族書籍。乾隆以下旨修書為名，大肆從天下各大藏書樓中掠奪孤本書籍，藉此機會銷燬了大量對滿清不利的書籍。據不完全統計，僅這部分書籍就高達13600餘卷。焚燬的書籍，更是高達15餘萬冊。更可恨的是，乾隆還趁機銷燬了大量明朝的封存檔案，其中尤其以天啟和崇禎時期的兵部檔案為主，這些已經全部被燒燬了，很多歷史事件都無法查證，只能聽乾隆一個人說這段歷史了。
文化上最可恨的是大興“文字獄”，是清代統治者加強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歷史為止罕見，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何西來為周宗奇《文字獄紀實》所作的序中說：“清代文字獄，主要集中在前期，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綿延一百三十餘年。無論就時間之長，案件之多，還是規模之大，株連之廣，花樣之翻新，手段之殘忍來看，在中國的封建時代，都是沒有前例的。”
康熙時期有明史案、黃培詩案、南山案、朱方旦案；雍正時期有年羹堯案、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呂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風不識字”案、“維民所止”案；乾隆時期有王錫侯《字貫》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古稀罪”案等。
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目的是藉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實際上，大多數因文字獄受害人並沒有傳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時性起抒發對剃髮易服的一絲不滿，對明朝的一些眷戀，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統治者望文生義的結果。魯迅先生曾經對清代文字獄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
康乾時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距離，錯過了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機會。
中國本來應該最早進入現代社會的，早在宋朝時期商品經濟就有了發展，紙幣開始出現，市民階層形成。但由於元朝取代了宋，落後的遊牧民族代替了農耕民族，生產力倒退了幾百年。到了明朝末年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在中國出現，明朝時我國GDP佔全世界的91%。但進入清代，又一次讓中國的歷史進程 開了倒車。隨著歐洲各國都紛紛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 。工業革命紛紛到來， 我國GDP已經開始落後，加上政府機構腐敗，國家政策失利 ，西方大部分國家都已經走在中國前面。
乾隆在位六十年，英國人完成了工業革命。人類的創造力噴湧而出，工農業產值成百上千倍的增長。社會制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乾隆十三年，《論法精神》出版；乾隆四十一年，美國宣佈獨立；乾隆四十五年，法國爆發大革命；乾隆退位後第二年，華盛頓拒絕擔任第三任美國總統。
1765年，織工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織機”；1785年，瓦特製成的改良型蒸汽機的投入使用。這都是乾隆在位時間，這位中國皇帝在幹什麼的？康熙會見英國使者時問：“貴國在哪裡？ 是否與我國接壤？”可見大國天子不過是井底之蛙。
英國使團為乾隆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沒有對他產生絲毫的觸動。乾隆皇帝用文字獄為手段，通過六十年的時間，把民眾關進了他精心打造的牢籠裡。他把中國人變的馴服、聽話、忍耐力強，喪失了骨氣和開拓精神。在“康乾盛世”的外衣下，蠻夷變成了文明人，而我們卻退化成半野蠻人。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康乾時期根本不是什麼盛世，而是中國開始與世界大潮分離的開始，是中國走上衰敗的開端，是中國文化上醉黑暗的年代。奉勸那些為康乾皇帝唱讚歌的人醒醒吧，不要讓歷史重演，不要再錯過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好時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