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技術革命、資本主義轉型、國家主義讓位，（全球）經歷了集體認同強烈表達的漫天烽火。它們（集體認同）的表達是多元的、高度分化的，因每一種文化的輪廓和每一種認同形成的歷史根源不同而不同。它們包括了各種主動式的（proactive）、意欲在最根本的層面上轉變人類關係的運動，如女權主義。（P2）
作者|張弛
在“父權制的終結：信息時代的社會運動、家庭與性”這一章中，卡斯特提出在社會中個人人格因家庭結構和性範式的改變而轉型的命題。他認為，家庭構成了基本的社會機制，而性（sexuality）與人格是相關的。這就是結構變遷和社會運動的互動（即網絡社會和認同力量的互動）如何轉變了人們所作所為的證明（P198）。
一
網絡社會中的結構變遷：父權家庭的危機及其根源
父權制（patriarchalism）的特徵是在家庭單位中制度性地強化男性對婦女和子女的權威，這種源自父權制與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也在個人人格與人際關係中留下了痕跡（P195）。父權家庭的危機指的是家庭模式的弱化（P198），而這裡所說的促使家庭終結的趨勢，並非僅僅指向核心家庭（這一現代產品），而且指向幾千年以來的父權支配為基礎的家庭（P200）。
這種家庭危機產生的根源在於職業女性的出現。由於婦女大量從事職業勞動、工作、家庭與勞動力市場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大部分婦女的工作都不再是家務勞動了（P215-216）。相應地，她們進入支付薪水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固然是經濟的信息化、網絡化與全球化使然，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勞動力市場利用了婦女特殊的社會狀況所形成的性別差異（P216）。這種性別差異，主要是指女性的工作被社會性別化——（女性）擅長的人際關係處理技巧，是信息經濟所特別需要的。這樣一來，勞動的性別分工將會進一步擴大（P229）。
到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勞動力增加的最關鍵因素應該是女性工人所展現的彈性（P229），而這也正是全球性競爭刺激下的工作性質根本轉變——勞動過程中勞動的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的結果（《網絡社會的崛起》P320）。在女性彈性的工作時間、進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新經濟的需要這三者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切合的關係。這種切合也是與性別相關的（P229）。
將婦女納入工薪工作與勞動力市場，對家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婦女的經濟收入對家庭預算而言顯得很重要，因此女性在家中的地位顯著提高。但當男性的工資下降且發現女性竟然帶著薪水回家時，父權制便無法阻擋雙方坐下來平等協商了（P234）。
二
認同在社會運動中建（重）構：女權/同性戀運動中性範式的改變
由於家庭的經濟來源與生活維持一向是父權制權威的合法性基礎，一旦有所改變，就會衝擊父權制的意識形態（P234）。談及婦女工作改變以及婦女意識改變過程背後的驅動力，除了信息與全球經濟的興起，人類生育技術的進步，必不可少的還有婦女鬥爭的極大高漲、婦女運動的全面發展（P196）。同樣地，意識的覺醒與改變也會反過來促使著女權（社會）運動的發展。
1.女權運動
卡斯特將“社會運動”定義為一種有意識的集體行動（P3）。世界範圍內的女性反抗壓迫的大規模反叛運動，雖然由於不同的國家與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強度，但它們都深深影響到了社會制度，並且更根本地影響了婦女的意識。（P196）
在先進工業國，絕大多數婦女認為她們和男性是平等的：婦女不僅有公民權，更有掌控自己身體與生命的權利。當這樣的意識迅速擴及全球時，便是重大的革命，因為它觸及了社會的根源，以及關於“我們是誰”這樣的核心問題（P196）。就此，女性從社會運動中覺醒了的女性意識，轉入更深層次的思考，即對女性的認同問題。
卡斯特認為，認同（identity）是人們意義（meaning）與經驗的來源。通過涉及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的認同概念，把意義建構的過程放到一種文化屬性或一系列相關文化屬性的基礎上來理解，而這些文化屬性相對於意義的其他來源要佔有優先地位（P5）。
首先，認同是行動者自身的意義來源，也是自身通過個體化（individuation）過程建構起來的。它儘管能夠從支配性的制度中產生，但只有在社會行動者將之內在化，並圍繞這種內在化的過程構建其意義的時候，它才能夠成為認同（P5）。女權主義在美國的發展，一方面，女性爭取平等權，而且不斷在工作、社會服務、法律和政治各方面充實壯大自己；另一方面，文化女權主義和女同性戀女權主義則強調女性的特殊性，而建立另類的女性組織（P243）。
其次，認同是更穩固的意義來源（P5），因為認同涉及了不斷地自我建構（self-construction）和個體化的全過程。女權主義的身影遍及歐洲各處，不論是在社會機構中，還是在女性群體、婦女組織、創始社團中，她們都相濡以沫，為了婦女的文化、生活處境，不懈地抗爭、申訴，就相關事件給社會施加壓力（P244）。
除了尖銳的衝突之外，婦女意識與多數社會中社會價值觀的轉變，對於整體的人類經驗，從政治權力到人格結構，都具有顯著的影響（P197）。女權主義雖然在各國不斷出現，婦女抗爭、婦女組織也在全球蓬勃發展，但是不同的文化、機構與政治環境仍然影響了女權運動所能展現的形式與方向（P246）。卡斯特將世界範圍內的女權運動，按照圖海納的社會運動分類法，分為六大類（P252）。
然而，即使世界各地的女權運動形式與方向不盡相同，但是這些新的形式、新的表現，增強了與各種反抗力量之間的相互聯繫，同時也維持著政治制度化與文化自主性之間的張力；而存在於不同的話語與形式之間的女權主義發展脈絡，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這場運動。因此，建構各種認同目標與價值的（基本）必要核心，便是滲透在女權主義中的文化上的交響樂（P251）。
通過鬥爭和話語，運動的基本任務乃是藉機去除社會的性別體制，以解構和重構女性的認同（P259）。例如，在政治立場上，意大利的女權主義者順理成章地回到了家庭——女性之家（House of Women），回到多元而充滿活力的女性文化。這是80年代末就已重構的女權主義，它強調差異，也堅持平等（P251）。
通過不同的途徑，以不同的形式，女權主義模糊了根植於社會體制與社會實踐中的父權制的男女二分法。如此一來，女權主義建構的不只是某種單一的認同，每種認同還藉由其自主性存在（autonomous existence），在個人生命經驗的全球國際網絡中攫取到了微觀權力（micpower）（P259）。
2. 同性戀運動
性，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父權主義需要強迫的異性戀，家庭也只與異性戀前提有聯繫，一旦異性戀前提受到挑戰，家庭將會全盤崩潰（P260）。
然而正是社會運動，尤其是女權主義對性別關係的衝擊，推動了一股強有力的浪潮：對作為一種範式的異性戀提出挑戰（P198）。最近的30年，出現性自由的呼喊以及捍衛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權益的社會運動（P261）。其中，女同性戀運動實際上是女權運動的一部分（P261），除了內部溝通、建立網絡與自我表現外，也與男同性戀運動攜手推出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抗議和政治行動（P266）。
對於所有人而言，沒有了制度性的限制，性解放就成了自我表現的新領域。是自我肯定，以及對性和愛的嘗試（P198）。因此，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運動不僅是一場爭取自由選擇戀愛對象和戀愛方式的基本人權的運動，同時也是性認同和性解放的有力表現（P275）。不過，雖然同性戀運動的核心是性解放運動，但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不僅僅是情慾偏好而已，相反的，他們更是根本性的認同（P262），而且這種根本性認同的建構是特殊的政治性過程（P266）。
三
網絡社會中的新權力：父權制的衰落及性認同的建構
1.父權制的終結？
父權家庭雖面臨著多重危機（P294）。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權力仍舊統治著社會，仍舊塑造著、支配著我們（P416），可見父權制雖然面臨危機，卻仍然勇健地活躍在世界各地（P295）。
雖然法律的歧視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禁止，勞動力市場也因婦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出現較平等的趨勢，但是男性個人與集體失去權力的怒氣，卻使個人層次的暴力和精神虐待較以往更為普遍（P196）。例如，日本之所以能夠維持父權結構，恐怕是與他們缺乏顯著的婦女運動相關。倘若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也興起了婦女運動，其特殊性也可能早已被時間沖刷殆盡（P215）。
2.新權力的誕生
從家庭中解放的個人，必須面對自己的負擔與壓抑（P295）。然而女性共同體，以及性認同自由的空間，通過破壞父權主義，通過在一個新的、平等的基礎上重建家庭，來把自身映射到整個社會，依此反對父權制資本主義，反對父權制國家，並且非性別化社會制度（P414）。歸根結底，父權制的危機是由信息資本主義、女權主義和性認同社會運動的相互作用所引發的（P277）。由此，新的流行的家庭形式不再固定，多元化是其規則。但必不可少的是，有些因素似乎是新組合的關鍵：撫養網絡、逐漸以女性為中心，以及終其一生為伴侶（P282）。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父權制面臨的挑戰，父權家庭面臨的危機，打亂了世代之間傳遞符碼的整齊序列，動搖了個人安全的基礎，從而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去尋找新的生活方式（P411）。此外，運動的網絡是文化符碼的現實生產者和分配者（P419），而新的權力存在於信息的符碼中，存在於再現的影像中，這種權力的部位便是人們的心靈（P416）。
四
信息化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再結構，使全球進入信息社會（網絡社會）時代。職業女性的出現，順應了這一趨勢，同時也衝擊了最為根本的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傳統家庭模式。女性意識的崛起在更廣大範圍內彰顯為一種社會運動，而女性對於其自身的認同也在集體運動中不斷被構建或重構，與集體認同之間不斷地協商，進行符碼化調節，最終內化為一種更為穩固的認同。然而，父權制是否在真正意義上終結，“個體內心心靈”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其相抗衡，對於女性主義來說，集體認同中的社會關係意義又是否會因為這種“心靈”的力量而受到流動性影響？這些都值得在以後的閱讀中加以思考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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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方亞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