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的反應，一度讓大批中國網友“看不懂”，各種猜測紛起。讀一讀剛剛出版的《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他們的種種選擇。
馬裡烏斯·詹森是20世紀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史研究者之一，《日本的世界觀》英文版最早於1980年出版，是作者三次講演的記錄。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偉明在序言中說，透過人物講故事，帶出歷史的重要性，是詹森的常用手法。
《日本的世界觀》也不例外，以三個普通人物——放棄中醫轉而翻譯荷蘭解剖學著作的杉田玄白、隨岩倉使節團遊歷西方但最終因著作對天皇不敬而失去教職的久米邦武，以及經歷二戰仍致力於與世界交往的松本重治——的經歷為主線，分析了德川時代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戰後昭和時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世界，並試圖回答一個重要問題：日本人為何特別善於向外來文化學習？
“日本在近代以及現代的迅速轉身，背後都是對世界的認識發生轉變。”詹森說，自18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從中國的巨大身影中轉身，瞥見“蘭學”（即“荷蘭學”，後來擴展為“洋學”）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光；19世紀70年代，他們派出一撥撥官員學生，學習歐美的制度、技術與經驗，並努力將日本建設為西方式強國，目標是成為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領袖；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日本轉身變成經濟強國，卻迷失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詹森雖然講的是最近兩百年來日本對外認識的變化，卻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近代之前日本與中國的交往以及對華認識。他提出，從唐代開始直到1644年滿清入關，中國文化間歇而集中地進口，正好與日本傳統文化的起伏相應，“從而明確何者為‘中國’，何者為‘日本’”，藉助漢字和漢字文獻，“中國幫忙定義了日本”。但中國在對日本的影響中“沒有刻意去宣揚自己，因為它沒有必要這樣做”，“中國剋制謙虛”。
詹森還特別指出，“中國人是從文化角度而不是從地理或種族角度去解釋中國精神”，也就是宣揚中國文化價值的普世性，從而使得日本知識分子有可能完全置身於中國的文化秩序中。但他同時也強調，日本對從中國輸入的文化是有保留地進行選擇，也從未處於中國的政治軌跡上。
“書中談到歷史上的中日關係，是我關注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日本姬路獨協大學人間社會學群教授石曉軍說。他長期研究中日文化關係史、隋唐對外關係史，有《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等多部著譯。《日本的世界觀》中文版面世後，石曉軍通過郵件接受了專訪。
對話石曉軍：古代中國即便在文化優勢時代，也不會刻意進行文化輸出
決策機制產生不同的對策
第一財經：日本在武漢發生疫情後，很快援助了醫療物資，並寫上了中國古詩詞，在社交網絡上引起熱議。不過其後當日本自己的疫情有蔓延趨勢的時候，很多人覺得日本政府似乎反應有點慢？
石曉軍：日本政府做什麼事情，必須在現行的法律法規框架之內進行，如果出現緊急狀態時，政府的新對策也需要經過專家論證，通過國會的充分討論，建立起新的相關法律法規之後才能加以執行。疫情開始擴散至日本時，由於現行法規沒有賦予日本各級政府禁止民眾外出的權力，因此日本不可能照搬中國的做法，只能是呼籲、提請、要求民眾“自肅”，即自我管控，儘量減少外出、聚會等。
對於日本政府的疫情對策，日本國內當然也有一些批評，但主要是批評政府應對有些遲緩，錯過了最佳的防疫時期，而不是批評沒有采取強制居家、封城等做法。不過因為疫情信息透明度較高、政府和民眾之間基本相互信任等因素，日本民眾總的來說比較配合。同時，日本民眾長期形成的良好公共衛生習慣、公共道德規範等，又使得這種以“自肅”為主的做法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從2月下旬到3月下旬，雖然感染一直在擴大，但並沒有大規模暴發。當然，以後隨著疫情的變化擴大，日本的對策肯定也會有所調整變化。
所有落後文化都有模仿過程
第一財經：日本不管在唐朝還是近代，都很善於有選擇和修改地向世界先進文明學習。為何日本這麼善於“學”而不是一味模仿？
石曉軍：這個問題也是長期以來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這方面已經有許多論著做過探討分析，包括詹森的《日本的世界觀》，在這裡我只想提請大家注意以下幾點容易忽略的地方。
首先，日本之所以要積極主動地攝取外來文化，當與日本所處地理位置有關。日本是一個遠離大陸的島國，距離歐亞大陸的任何一個文明都相當遠，即便距離最近的中國文明中心地帶，也至少有數千公里之遙，而且其中還橫亙著直線距離達八百公里以上的一片海洋。人們常用“一衣帶水”來誇張地形容這片海域，很容易給人以誤導。實際上，在輪船、飛機等近代交通工具出現之前，日本如果不主動去攝取的話，大陸的先進文化很難自然流入日本列島。這一點似乎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但實際卻往往容易被我們忽略。
同樣，日本之所以能在汲取其他文化時有所選擇取捨，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列島遠離大陸，使其具備了可以選擇取捨的客觀條件，不用全盤照搬。
其實對於外來先進文化，日本是既引進也學習，或者說邊引進邊學習。無論是古代向隋唐時代的中國學習而形成唐風文化，還是近代“脫亞入歐”帶來的大規模西化浪潮，日本都有一個引進的過程，都是從模仿開始的。其實從世界歷史上來看，所有文化落後地區從文化發達地區導入其先進文化時，也都有一個模仿的過程，中國也不例外，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常見現象。
但問題在於，不能只引進不學習，一定要邊引進邊學習，對引進的事物加以充分理解、消化，然後才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取捨。我覺得這一點，恐怕正是考察日本如何汲取外來先進文化問題時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古代日本對中國既“敬”又“畏”
第一財經：在近代之前的中日關係上，為什麼日本處於中國的文化軌跡上，但政治上又不是，“中國模式”傳到日本後，很快就被修改得難以辨認？
石曉軍：在西歐北美的勢力及影響大規模進入東亞之前，中國可以說是日本唯一的外來影響，包括佛教基本也都是通過中國來接受的，當時的中國對日本就意味著整個世界，日本從各個方面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甚至可以這樣說，倘若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深入的理解，將無法深入理解日本文化。
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是亞洲乃至世界上最早發展起來的文化中心區域之一，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周邊諸國學習的一個榜樣。在這種背景下，古代中國統治者們認為自己當然應該是所處“天下”的政治領袖，遂通過“冊封” “羈縻”等方式，將周邊諸國在政治上也納入自己的名下，力圖建立一個以中國天子為頂點、同心圓般圈層狀的“天下”帝國。從漢唐至明清，各個時代雖然情況不盡相同，但中原王朝基本上沒有放棄過這種努力。
然而文化和政治雖然有密切相關，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從古代日本的角度來看，雖然傾慕中國的文化，願意積極地攝取並選擇性地吸收，但不願在政治上完全淪為中國王朝的附庸，所以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定的反彈。譬如日本遣隋使攜帶的國書中的“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這種表現，就可以說是一種謀求對等的試探，儘管其所使用的“天子”一詞，為具有濃郁華夷思想的隋煬帝所不能容忍，並引起了一次外交事件。這個事例恰好典型地反映了古代日本統治者對中國王朝的一種態度。
總體而言，古代日本對於中國王朝的基本心態可用“敬畏”兩字來形容，即既“敬”又“畏”。這種情況也影響到了對於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接受，比如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全面導入了漢唐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行政、土地、賦稅等各種制度，卻並沒有引入科舉、宦官制度。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前近代漫長的中日交往史上，上述情況也並非常態。在很多情況下，日本統治者也會按照中國王朝希冀的方式來進行交往。古代日本和中國王朝之間，之所以可以長期保持這樣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與我前面談到的地理因素也有關係。
李鴻章出訪無法與巖倉使團相比
第一財經 ：近代日本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出現了巖倉使團。晚清李鴻章也曾率團遊歷歐美。你怎麼看兩者的區別和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石曉軍：其相異之處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其一，巖倉使團是在1871~1873年間歷訪歐美十餘國，歷時21個月。李鴻章使團訪問歐美八國是在1896年，不僅前後相差了25年，而且訪問時間只有巖倉使團的四分之一左右。19世紀晚期正是世界以及東亞局勢急劇變動的時代，70年代初的出訪與90年代中期的出訪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其二，巖倉使團是在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隨即派出的重臣使節團。一百多人組成的使團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改革派精英人物，個個年富力強，例如使團特命全權大使右大臣巖倉具視時年47歲，伊藤博文時年31歲，使團的人其後都成了日本近代國家的主要設計者或執行者。李鴻章率領四十多名隨員出訪時已年過73歲，而且還被免職閒居在家，清政府讓其遊歷歐美各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安撫慰勞性質。
其三，李鴻章使團雖說是遊歷了歐美八國，但最主要是為了訪問沙俄，出席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典禮，並順便代表清廷在《中俄密約》上簽字，所以在俄國滯留時間最長。對於其他各國的訪問，基本上都是蜻蜓點水式的禮節性訪問，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
而巖倉使團出訪就不同了，目的非常明確，即對西方各國進行實地考察和學習，在選拔使團成員時也注意吸收各方面英才。巖倉使團也與一千多年前的遣唐使一樣，還包括幾十名留學生同行，這些青少年留學生後來也成為日本各個領域改革發展的中堅力量。
僅僅從上述幾點來看就可以知道，李鴻章遊歷歐美與巖倉使團對西方各國的考察幾乎沒有什麼可比性。
史學界倒是經常把1868~1870年間，清政府派往歐美的蒲安臣使團與巖倉使團放在一起對照比較。蒲安臣使團是清政府委任卸任美國駐華公使Anson Burlingame（中文名“蒲安臣”）為欽差大臣所率領的使團，但從留下來的資料看，雖然也對西方各國的物質文明及風俗習慣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但對社會制度以及精神文化卻不太關心，同時也沒有留學生同行。這些都與巖倉使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古代中國對外剋制謙虛
第一財經：詹森談到中日曆史上的互動時，提到中國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模式，“沒有刻意去宣揚自己，因為它沒有必要這樣做，中國剋制謙虛”。你認為中國為什麼會這樣，而不是像西方在殖民擴張過中會強制推行他們的文化和政治？
石曉軍：詹森提到的這一點很值得注意，這也正是我特別想強調的地方。縱觀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在中國居於文化優勢的時代，歷代王朝並沒有刻意地主動地向日本進行文化輸出，也沒有刻意去宣揚。其實不僅對於日本，中國對於其他地區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有很多，重要的可能有下述這麼一些因素。
首先應當是與傳統的華夷觀念以及自我中心主義有關。古代中國長期處於文明的中樞地位，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自豪感和優越感孕育出濃厚的自我中心意識，自譽為“天下”即當時人眼中的“世界”中心的同時，將周邊諸國及地區一概貶稱為“蠻夷戎狄” ，視為文化沙漠。通常把中國與周圍其他國家的關係比作“猶太陽與列星”，認為其他國家絕對離不開中國及中國文化。
這種意識與心態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古代中國人認為中國文化既然是“天下（世界）”的極致，是四夷頂禮膜拜的學習對象，周邊諸國自然會絡繹不絕地主動前來中國朝聖取經，因而無需中國主動出擊，四處推銷自己的文化。同時，在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中，作為“聖人”的中國天子應當是以“德”治“天下”，即並非依靠武力，而是憑藉天子的教化力量去實現對於“天下”的統治。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很多內容，不能簡單地從地理或種族的角度來詮釋。比如“華夷”觀念，是將“天下”分為“華”與“蠻夷戎狄”兩個方面，強調兩者的對立與不同，因而給人以強烈的地域及種族歧視的印象。但是華夷思想觀念不僅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續，為漢族以外的各族所接受（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是顯例之一），而且後來也為古代東亞其他國家所接受。比如古代日本以及古代朝鮮都有著以自己為“華”，視其他國家為“蠻夷戎狄”的時期。
應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解釋“華”與“夷”之間的區分標準既不是地域，也不是種族，而是一個“禮”字。關於這個“禮”字，可以有很多種解釋，但都是文化的概念，也就意味著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概念，“華”與“夷”的地位是可以轉換的。這也正是東亞諸國也接受了華夷觀念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說，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是不需要刻意輸出的，詹森所說的古代中國沒有必要這樣做，其實也就是在講這個意思。正因為近代之前的中國各王朝並沒有刻意向周邊諸國推廣輸出自己的文化，所以才使得周邊各國可以自由地選擇取捨中國傳統文化。古代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攝取就是這方面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其使得日本有機會比較從容地選擇、咀嚼、消化、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從而也使得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現出了間歇性特徵。
《日本的世界觀:兩百年的變遷》
[美]馬裡烏斯·詹森 著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 2020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