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疫情之中，中西方國家的不同做法，民眾的不同態度，以及所造成的不同結果。著實引人深思。這篇文章試圖從國家治理和文化底蘊的層面闡述這種不同，並提出了作者的擔憂。
就像作者所說的，西方對於疫情認識不足，措施不到，所造成的後果也是極其慘重的，但在他們那種國家治理體系中似乎顯得不是很重要，儘管在西方也有一定的反對聲音出現，但不知道是我們所能夠聽到的接觸到的太少，還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人本就太少，在我們的認識中西方似乎在這次大災大難中辦事很不利。
以此類比到中國，武漢紅十字會的物資調配不力遭千萬網友怒噴，湖北某市衛健委領導不明本地病情中央督導組到來一問三不知，這些事情都在國內引起熱議，在輿論的壓力下，或者說是在公眾的監督下，中國政府都做出了令民眾滿意的答覆。這種輿論監督政府的制度，其實是我們國家的民主制度之中的民主監督，是明確存在於憲法規定之中的。國民有這種發表意見輿論的權利，這可能就是中西方在國家治理上層結構中的一個小差別。西方的政黨似乎不能廣泛代表民意，他們的政府似乎並沒有很在乎廣大人民的利益。當政府沒有意識到自己做錯了的時候，民眾的聲音顯得那麼無力。而在中國，存在這種輿論監督制度，這種自下而上的給政府提醒，監督政府行為，我們應該要認識到，民眾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訴求，但要有原則有法度，不可超越法度，若是借用這種表達訴求的通道用來傳播邪教，國家分裂這些不好的觸犯原則性的東西，寧可專制，寧可沒有這種輿論監督制度。所以當代中國要做好的更多的應該是利用好這種民主監督制度，在不違反法度原則的基礎上廣泛吸取民意，並根據具體情況調整政府行為，保持政府的公信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曾經武漢紅十出事的時候，我也一度對於官方性質的紅十字失去信心，甚至於聯想到山西，聯想到各地的慈善組織，他們是否會貪汙，是否能夠將災區急需的物資調配得力？這種不信任感，對於國家治理是非常不利的，老一輩人用真心廉潔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具備了初代的政府公信力，如果在我們手中像武漢紅十一樣被揮霍待盡，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是否就會像蘇聯十月革命般建立一個新新政府？我們應該認識到政府公信力是人民能夠依靠信賴政府的源泉，建立一個新政府容易，但是培養與之相對的公信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國家的政府用實際的行動及時果斷的維護了政府公信力，西方似乎就沒這麼果斷，對政府的不信任怨聲載道，這一點動搖的是國之根本。
聯繫到歷史，中國傳統社會反貪官不反皇帝，可能也是對於國家對於皇帝有一定的公信力，儘管被貪官壓榨盤剝，也總會期待朝廷派個欽差大臣來整頓，或是上京告御狀，試圖請朝廷來維護公正法制。這一點在俄國就更明顯一點，甚至於在日俄戰爭前俄國民眾都把沙皇當做自己的小爸爸，對他充滿期待，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革命活動多年也沒有一定成效。這又很像晚清的中國，不論中國在列強面前如何卑微，清廷如何軟弱，至少立憲派也對清廷也存在一定幻想，但清廷不值得這種信任，皇族內閣的產生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清廷徹底失去信心，革命運動風起雲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