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為何要以“較長時間”來應對“外部環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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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鵬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員副研究員,本文刊於4月15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要用好底線思維》。

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舉措、全面推進復工復產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的背景下,會議明確提出“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時機重要,意義重大。何謂“較長時間”,何謂“外部環境”,何謂“思想準備”“工作準備”,都值得我們深入理解、認真領會。

「觀察」為何要以“較長時間”來應對“外部環境”挑戰?

統觀黨史,“較長時間”的表述曾多次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時局的研判之中。每一次科學研判,都對黨和國家下一步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此番黨中央再提“較長時間”,筆者認為應從三個層面加以理解。其一,鑑於現實情況和發展趨勢,在假定不存在重大外力變量的情況下,當前趨勢有持續發展的可能。其二,黨和國家為應對這一趨勢,可能將從中長期戰略的高度謀定方案,將趨勢中有利一面儘可能放大,將不利損失最大限度降低。其三,“較長時間”通常至少以“十年”為基本規劃單位。換言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發,需要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向未來十年或更久遠的時期做好戰略擘畫。

之所以要以“較長時間”來應對挑戰,是因為“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

就疫情本身而言,新冠病毒傳染性較強,且具有較強變異性,這給人類研發疫苗和特效藥帶來異常艱鉅的挑戰。正如世衛組織專家所警告的,隨著疫情在全球的進一步擴散,發展程度和醫療水平較低的赤道國家、非洲、南亞、拉美等地極有可能成為新的疫情重災區。而隨著季節更替,病毒很可能在南北半球來回往復、重複肆虐,從而成為一個與人類如影隨形且時時可能突變的慢性殺手。儘管我們國家在防治國內疫情方面已經取得了突出成就。

但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很難免疫於各國之間的反覆流行。

就國際形勢而言,這場全球性疫情正在加速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一方面,隨著廣大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以美國為代表的老牌西方國家,已經開始著手拆除70多年前自己一手打造的政治經濟秩序,逆轉它們半個多世紀以來一力推行的全球化進程。民粹主義、新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思潮伴隨一系列“黑天鵝”事件,在大西洋兩岸漸成趨勢。另一方面,它們大搞“閉關鎖國”的同時,卻對別人推動全球化的努力蓄意阻撓、抹黑詆譭。生髮於本輪疫情當中的“中國賠償論”“中國陰謀論”等,其實都是“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的新變種。遏制疫情蔓延,必須依靠國際合作,但個別大國拒絕合作、干擾合作的姿態,正在讓疫情在短期內結束成為“奢望”。

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外部環境”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只要我們堅持底線思維,拿出“打持久戰”的精神、心態和策略做好“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就能夠“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思想準備”,更多是對疫情趨勢、時代背景、國際態勢等宏觀要素的綜合研判,以及在此基礎上審慎擘畫的新目標、新政策。“工作準備”,則重在組織形式和治理架構。

越是面對困難和挑戰,越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越要增強信心、堅定信心。善於危中尋機、化危為機,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銳意進取、頑強拼搏,我們就一定能夠渡過難關,迎來更好發展。

「觀察」為何要以“較長時間”來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王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關係、中國外交政策、一帶一路等。承擔多個部委的課題,已在《當代亞太》、《現代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科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文稿》、求是網、FT中文網等發表數十篇論文和時評。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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