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逝，歲月荏苒，路過的人，我早已忘記；經過的事，已隨風飄去。然而，近三十年過去了，對於那些愛好文學的日子，我至今還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那時，對於我來說，文學，就是我的宗教。那些日子裡，我之所以以宗教般的虔誠酷愛文學，一方面是自己從小學就喜歡，另一方面是受當時大環境的影響。那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學熱”的黃金年代，網絡、電視等媒體遠沒有像現在這樣普及，社會上、學校裡有許多人在狂熱地喜歡文學，作家很受尊敬和崇拜，各地的文學社團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起來。
筆 名
我至今還深深地記得1984年冬天給自己取筆名時那個風雪交加的傍晚。
那時，我在離家十里之遙的平邑三中讀初中。那是臘月裡一個寒冷而又陰沉的週日，為了備足下一週的食糧，我從學校步行著回到家裡。
下午，準備返校時，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紛紛揚揚的大雪。我想等雪停了後再回校，可是，眼巴巴地一直等到傍晚，大雪依然搓棉扯絮般地下個不停。為了不耽誤第二天上新課，我不顧母親的勸留，還是頭頂著大片大片的雪花，冒著凜冽的西北風，腳下踏著厚厚的積雪，帶上自己一週的飯菜：右肩上揹著一大包袱地瓜面煎餅，左手中提著滿滿一大罐頭瓶芥菜絲鹹菜，踏上了返校的路途。
黃昏時分，遠遠望去，跌宕的群山、稀疏的寒林、無垠的的田野，都籠罩在了一片白茫茫的銀色世界裡。一個人寂寞地踽踽獨行在茫茫曠野中的丘嶺小徑上，孤寂而又害怕，我強迫自己用想心事來擺脫那種恐慌的心理。於是，就一邊走，一邊漫無邊際地想，驀然，那個灼熱的念頭又強烈地攫住了我的心：那一段時間，小說讀得多了，我萌生了想當作家的夢。我想給自己取個筆名，又怕從來就沒有發表過作品的我，如果給自己取了筆名，別人會嘲笑的。那時，這種複雜的矛盾心理經常困擾著我，但取筆名的想法更是時常強烈地縈繞在我心頭。
望著茫茫的雪野和眼前這飄飄灑灑的雪花，我油然聯想起了許多詠雪的詩句。我想，我就以眼前的雪為主題，給自己取筆名：“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現在，我也算是個“風雪夜歸人”，那就叫“夜歸人”吧，覺著不妥；又想到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詩句，就叫“雪霏”吧，有點女性化，也不妥；“空中撒鹽差可擬，未若柳絮因風起”，那就叫“柳雪”吧，也太女性化。我一連想了許多筆名，但都覺得不滿意而被自己一一否定。
後來，我突然想到了那時剛在《遼寧青年》上看過一篇關於前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及其“解凍文學”的介紹。我想，現在雖然是冰天雪地的寒冬季節，我的文學夢總該有解凍的時候吧？就叫“寒冬”吧，何況英國詩人雪萊也說過：如果冬天來了,那麼春天還會遠嗎？
我想，這是個非常有寓意有期待的筆名。我對給自己取的這個筆名感到十分得意，興奮得心跳加快，手腳出汗，面頰耳根都有些發燒。雖然天快黑了，周圍凜冽的西北風還不時地在我耳畔打著尖厲的呼哨，猛烈地掀起了我的棉衣一角，頭上、身上也落滿了雪花，粘在棉鞋上的積雪已完全融化，雪水滲溼了棉鞋，但那種強烈的興奮使我一點也感覺不到寒冷和恐慌。
當我冒著風雪趕回學校時，天已完全黑了下來，教室裡的汽燈早已點亮，班裡的同學都安靜地坐在教室裡上晚自習。我拿出日記，為提防同桌看到，小心翼翼地用手遮擋住日記的一邊，悄悄地把這個筆名及來歷寫在了日記上，並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當個作家。
第一次用這個筆名投稿，是初三時的寒假之後。那時，由於我們是畢業班，學校要求過完年後正月初六準時到校。開學時，天剛下了一場大雪。當我走進校園時，看見穿著像農民一樣普通、帶著黑框老花眼鏡的老校長李希忠正帶領著一群住校的教職員工，拿著鐵鍁和掃帚清掃著校園路上的積雪。我有些感動，靈感來臨，就寫了一篇題為《情滿校園路》的二三百字的小通訊，署上了“寒冬”這個筆名，裝進信封后，懷著期待的心情把它投向了縣裡的廣播站。
大約過了三個月，我到學校圖書室借閱圖書時，看見圖書室門外左側靠近地面的牆基石上豎起了一塊小黑板，上面的通知用白色的粉筆寫道：寒冬同學，請到圖書室領匯款單。
當圖書室那位臉龐清瘦、戴著黑邊眼鏡的管理員冼雲芳老師把匯款單遞給我時，有些不解問我說：你就叫寒冬啊，通知已經在門外放了一個多星期了，你怎麼不來領？
我說，我沒看到。我高興地接過匯款單一看，那是一元錢的稿費。
處女作
自從有了筆名之後，我養成了天天堅持寫日記的好習慣。即使在初三面臨升高中、功課特別繁重的日子裡，我也沒放棄。夜裡十點半，學校的熄燈鈴響過之後，我和其他同學還在教室裡點著蠟燭加班學習到十二點左右，做完功課之後再堅持寫日記。有一次，站在課桌上的蠟燭沒有放牢，蠟燭歪倒後，正燃燒著的燭液就傾倒在日記本上，以至於把日記本的封皮燒焦了，留下黑糊糊的一片，更令人痛惜的是把我剛買的一本紅膠皮封面的《文學寫作手冊》（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靠近封皮的一側書脊燒破了（此書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書櫥裡）。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升入了母校的高中。那時，“處女作”一詞在學校裡提得比較響，使用頻率也比較高。許多愛好文學的學生都十分渴望發表一篇（或一首）有影響力的處女作。
而那時，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既不是詩歌，也不是散文，更不是小說，而是一篇1000多字的日記，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我的處女作，但我認為它是我的處女作。
那是高一下學期一個細雨濛濛的星期天，當我把初三畢業時寫的一篇日記稍加整理潤色，工整地謄在稿紙上後，徒步來到鎮上的郵電局，懷著羞澀的心情、第一次悄悄地把自己的作品投到了郵箱裡後，也沒去想它能否發表，就把這件事情忘到了腦後。
那篇日記裡記述的事情是這樣的：初三時，我們19級2班來了個年齡較大、個頭不高的插班生，名叫吳啟標，是班主任孟老師的親戚，原本是縣針織廠的一名青年工人，因為愛好畫畫，想考藝校，但文化課太差，於是，就停了工作請假來到我們班補習，由於我的成績較好，孟老師讓我和他做同桌，以便幫他補習功課；同時還安排他住在我們宿舍裡，和班裡的公維旭同學做上下鋪。恰巧，就在他在我們學校學習的這段時間，他所在的縣針織廠的倉庫被盜，公安局為儘快破案，嚴查廠裡的出外人員，吳啟標也在被查之列。
在教導處裡，面對兩個公安員的訊問，年齡小的公維旭嚇得始終不敢抬頭。當問到針織廠被盜的那一天，吳是否在學校時，公維旭一直低著頭無言以對；他們又問我時，我說，時間過去太久了，我也記不清了，但我有記的日記。我請求回教室拿日記時，他們應允了。拿回日記後，我翻到那天的日記，指給他們看：某日：早晨.我和吳在校園的小河南邊背課文；晚上，打了熄燈鈴後，我和吳在教室點著蠟燭做數學題。兩位公安員看到吳沒有作案的時間和嫌疑，不久，便騎上三輪摩托車回縣城去了。
這看似流水賬一樣的日記，卻無意中解除了吳盜竊的嫌疑，也給公維旭解了圍。這件事過後，吳很是感動，為了表示謝意，他特意畫了一幅墨竹圖，裱了以後送給我。
文學社
高一下學期，學校進行文理科分班時，我進了文科班。和我一同進入高一·文班的還有兩個愛好文學的同學——鞏興宏（綽號阿義)和武簫笙（綽號大胖)。阿義是綽號，他的真名叫鞏興宏，長得矮矮墩墩的，寬寬的肩膀上託著個大大的腦袋，一張大國字臉上，鑲著一雙大大的眼睛。阿義雖然人長得不夠瀟灑，但性情很好，臉上總是笑眯眯的，從沒見過他生氣。
關於“阿義”這個綽號的來歷，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高一時，我們剛學過魯迅先生的小說《藥》後，課後的思考和練習中，有一道題要求兩個同學以情景對話的形式，發揮自己的合理想象，把革命者夏瑜在監獄中勸說獄卒紅眼睛阿義起來起義的內容補出來。
當語文老師孫敬文讓鞏興宏扮作紅眼睛阿義、讓另一名同學扮作革命者夏瑜站起來進行情景對話時，扮作夏瑜的同學聲情並茂、義正詞嚴地勸說道：“阿義，滿清政府快要垮臺了，你不要再為他們賣命了，否則，是沒有好下場的”，扮作紅眼睛阿義的鞏興宏抬起碩大的腦袋，笑眯眯地看著扮作夏瑜的同學，聲音輕柔地答道：“你……你再說，我就打你！”。
他那天真的神態，可笑的對話，讓人覺得又好玩又滑稽，頓時惹得全班同學鬨堂大笑，從此，同學們不再叫他的真名，而喊他“紅眼睛阿義”；後來，嫌喊起來麻煩，乾脆省去“紅眼睛”而直呼“阿義”了。而他呢，好像對這個綽號也並不反對，阿義這個名字就這樣在班裡叫起來了。
叫武簫笙，因長了一張胖胖的臉，因此，人們叫他大胖。鞏興宏和武簫笙是同一個村的，他們是兒時的好夥伴，武簫笙曾對我們說過，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用塑料袋包好後，埋在了家鄉浚河的沙地下，我們半信半疑。
課下的時光，我們三個人經常在一起討論文學。那是一個暮春的夜晚，晚自習後，我們徜徉在校園東邊的操場上，醞釀著準備成立文學社。
咱們就叫“繁星文學社”吧，這多有詩意呀！是冰心著名的詩，又表明咱們是滿天無名的繁星。武簫笙仰望著晴朗的夜空中滿天的星星，忽有所悟地說。
“我看，不如叫‘金銀花文學社’好，我們平邑是聞名全國的金銀花之鄉，它不畏嚴寒，紮根在貧瘠的土地上，象徵著我們的文學社有著極強的生命力。”一直低頭沉思的我說道。
“好！就叫這個名”鞏興宏和武簫笙異口同聲地說。
“那麼，社刊叫什麼名字呢？”我又說道。
“就叫晨露！”。鞏興宏的提名又得到了我和武簫笙的一直通過。
文學社名和社刊名雖然都早已取好了，但半年過去了，我們的文學社一直沒有成立起來。
那是一個深秋的下午，課外活動時間，我和鞏興宏照例又到學校的閱覽室去看書，在《全國中學生優秀作文選》上看到徵集文學社芳名錄的消息後，就有意無意地把我們醞釀中的文學社名和社刊名寫好後寄去了。
第二年的初春，《全國中學生優秀作文選》（1988年第二期）就給刊登公佈了。始料不及的是自文學社名和社刊名公佈以後，全國各地中學的文學社團紛紛給我們寄來了信。有的請教辦社的經驗；有的給我們寄來了社刊，讓我們也寄社刊給他們進行交流；有的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社團以尋求資金支持。收到這些來信後，我和阿義們既高興，又憂愁。高興得是我們以後以文學社的名義，向一些中學生刊物上投稿可能予以照顧，優先發表；憂愁的是我們徒有虛名，文學社既沒成立起來，也沒有社刊。班裡的同學對此眾議論紛紛，有的支持讚揚，有的諷刺打擊。支持讚揚的說，我們平邑三中從此在全國的中學生中出了名；諷刺的說，我們班這兩個“神經病”，還想搞什麼文學社。
促使我們下決心把文學社辦起來的是當時的兩個人的來信：一個是四川省營山縣“太陽子”詩社的周勁松，另一個是湖南省祁陽三中浯溪文學社的毛夢溪。前者來信邀請我們參加他們舉辦的“全國性詩歌大賽”並尋求資金贊助；後者來信要我們和他加強聯誼和交流。周和毛都是當時的“全國十大中學生詩人”，我們在《語文報》、《中學生文學》、《全國中學生優秀作文選》等刊物上經常看到他們的名字和作品，在當時的中學生中，名氣和影響力很大。
晚自習的時候，我和鞏興宏冒著濛濛細雨，拿著這兩封信去高中語文教研室找班主任孟老師。孟老師微笑著對我們說：這兩封信我在圖書室就看到了，我以為是初中的，結果還是咱們班的，對於你們辦文學社，我表示支持，但規模不要大了，由班裡出班費，在咱們班辦。
當我們說打算要在全校範圍內辦時，他話題一轉說：你們也不要報太大希望了，二中的文學社已經垮了，七中的“青山短笛文學社”可能也停了，語文教研室的孫維彪老師在師專時也辦過呀！他們的條件要比你們好多了，有講師做顧問，他還是編委的，可也沒能發表幾篇文章；畢業以後，他又辦起了“浚河文學社”，聘請縣委宣傳部的部長做顧問，社員遍及全國各個省市，江南的也有，西藏的也有，他還是副社長兼總編，結果呢？因為沒有能發表多少文章，現在也辦不下去了。
我們本來是抱著極大的希望來尋求他支持的，結果被他兜頭一盆冷水，把我們進門時那股火熱的激情一下潑成了冰。我們面無表情地僵在那裡，轉過神來後，有些生氣，就意氣用事地說：我們既辦文學社，就不怕失敗，我們即使不能成為周勁松那樣的詩人，但也不甘心就這樣放棄。
孟老師又語重心長地說：我並不是給你們潑冷水，辦文學社是很難的。刻板了，印刷了，經費了，還有，關鍵是你們沒那個精力，人家周勁松的功課還挺好，聽說北大、清華還要破格錄取，而你們呢？考不上大學，弄不好還得回家抗鋤頭。
面對班主任的打擊，我們兩個人沉默了一會，無言以對，生氣地走出了孟老師的辦公室。出門時，故意用力“硑”地一聲把關門上，聽到孟老師在後面大聲地喊，我們頭也不回地走了出來。
外面的小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著，我們又一起徘徊在去年給文學社起名時的操場上。還是在同一片操場上，我們醞釀成立文學社時，是滿天繁星的春夜，而現在，卻是秋雨綿綿的秋夜，而且當初喜歡文學的大胖為了高考，已退出了我們的隊伍，我們嘆息傷感，有些氣餒了，想放棄。
可是，以後的幾天裡，我們又陸續收到了湖南東安縣第三中學“芳草文學社”等全國各地文學社的幾十封聯誼信後，我們決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了，即使不高考，也要把文學社辦起來。
我們決定去找有著豐富辦社經驗的孫維彪老師。第二天，吃過午飯後，我和鞏興宏來到了孫維彪老師的宿舍，說明來意後，他並沒有拒絕。告訴我們說:首先，要取得學校領導的支持；其次，要我們制定章程，然後再把社員組織起來，招收社員時要精一些，便於活動。
在他的指導下，我首先擬好了章程，然後，又擬好了招收社員的啟事，請主管播音的房寶芝老師在學校的播音室向全校做了廣播，接著，又和阿義抱著全國各地中學文學社的來信和刊登著我們平邑三中的金銀花文學社的社名的那期《全國中學生優秀作文選》去找李錫忠校長和林清坡主任，李校長看到我們的文學社雖然還沒辦起來，但已在外界造成了這麼大的聲勢和影響，就同意並支持我們辦文學社，林清坡主任答應我們，印刷社刊的紙張全部有學校裡出，允許我們在學校教導處油印室刻板印刷。
我們請縣裡著名的書法家劉嶽老師題了字，又請當時的教育局副局長周嘉惠老師寫了發刊詞，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而又忙碌的籌備，我們的金銀花文學社終於成立起來了。當我們的創刊號《晨露》印出來後，發到全校100多個文學社員的手中時，我和阿義激動得有些熱淚盈眶了。
社刊印出來後，我們又遇到了新問題，那就是還沒有文學社的印章。和全國各地的文學社交流聯繫時需要蓋文學社的印章，而刻印章需要到派出所開具證明，我們嫌麻煩，於是，我作了一個大膽而又有些荒唐的決定，不拉證明，直接刻印章，但沒有證明，本地製作印章的又不敢給刻，於是，我坐車到200裡地遠的臨沂硯池街花了20元錢高價刻了枚印章，回到學校後，把需要和全國各地聯繫的社刊和材料蓋上印章後郵寄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