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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們也許不是無知，是真沒有。連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都不能保障，怎麼敢號召民眾戴口罩？哪兒來那麼多口罩？
蘭舟V彼岸
巴黎——直到幾周前，巴黎還只有亞洲遊客戴口罩，隨著新冠病毒開始席捲歐洲，這引起了法國當地人的困惑、懷疑，甚至敵意。
為控制疫情而舉國封鎖四天後，法國政府發言人茜貝特·恩迪亞耶(Sibeth Ndiaye)警告，人們對口罩太不熟悉，從技術上說，戴口罩難度太大，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甚至在週四上午，當被問及她有沒有戴口罩，或者有沒有讓孩子戴口罩時，她還說，“哦，沒有，根本沒有。”
口罩禁忌正在迅速消失，不僅是在法國，在西方各國都是如此，因為越來越多的專家表示，這種做法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是有效的。
對西方國家來說，這種轉變意義深遠，不僅需要克服後勤挑戰，確保足夠的口罩供應（這個挑戰已經夠大了），還需要克服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阻力，甚至是與戴口罩有關的汙名——一些西方領導人直接把戴口罩的人說成“異類”。
看起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法國和美國一樣，先是勸阻人們不要戴口罩，現在開始敦促本國民眾在室外戴普通的或是自制的口罩。歐洲一些地區比美國動作更快，他們不是簡單地建議戴口罩，而是要求人們戴上口罩。
上週，奧地利成為繼捷克、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之後，第四個要求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歐洲國家。
上週三，位於巴黎南部的小城索鎮(Sceaux)成為法國第一個要求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的城市。違反者將面臨38歐元（合41美元）的罰款。法國南部城市尼斯宣佈，將在下週強制人們使用口罩。巴黎市長週二表示，將在該市分發200萬個可重複使用的布口罩。
意大利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而倫巴第是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地區，週日，該市強制要求人們在戶外佩戴口罩。
在法國，很多人堅信人們會從文化上抵制這種做法，並且相信必要時可以迅速進口口罩，這樣的想法導致了口罩嚴重短缺。在過去十年，法國口罩的國家儲備從驚人的17億個減少到這個大流行病開始時的1.5億個。
有關口罩本身的討論，有時演變成關於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的更大討論，將西方的個人主義與亞洲的集體主義對立起來。
特朗普總統宣佈美國疾控中心現在支持廣泛佩戴口罩時，卻表示自己不會戴口罩，似乎就體現了這種矛盾心態。
專門研究流行病的法國人類學家弗雷德裡克·凱克(Frédéric Keck)說，在西方，人們以個人主義角度看待戴口罩的問題。
“‘外面有病毒，所以我戴口罩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凱克說，“而在亞洲社會，集體主義理性說，‘我戴口罩是為了保護別人。’”
這種心態上的差異至關重要，因為除了最高防護級別的口罩外，其他所有口罩都具有同樣的性質：人們認為，口罩在保護佩戴者方面具有一定效果，尤其是在擁擠的空間裡，但它在降低病毒通過咳嗽或說話傳播的風險方面，效果才是最好的。
法國政府最初表示，絕大多數人不需要戴口罩，因為它們並不能保證佩戴者的安全。而亞洲和幾個歐洲國家的邏輯從根本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社會就會得到保護。
週一，奧地利在超市和藥店強制實施口罩令，下週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也必須佩戴口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表示，這一變化是一個“重大適應過程”，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口罩是陌生的東西”。
然而，直到2003年SARS之前，口罩對於亞洲也是陌生的。
在日本，當人們習慣了戴口罩後，會繼續用它防禦季節性過敏或保護彼此免受細菌侵害。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戴口罩抵擋空氣汙染不同，儘管沒有面臨直接威脅，在日本戴口罩仍是很常見的事情。
位於東京的環境諮詢公司環境控制中心(Environmental Control Center)的口罩專家飯田幸子(Yukiko Iida)說，戴口罩已經成為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現在它在維持日本社會總體的“安心”感覺中發揮著作用。
“戴上口罩，咳嗽起來不會給其他人帶來不便，”飯田說。“你在向別人表明你是遵守社交禮儀的，這樣人們就會放心。”
關於口罩的辯論聚焦在西方和亞洲之間的文化鴻溝上。但是即使是西方國家之間，也出現了尖銳的分歧。
3月18日，捷克成為歐洲第一個強制要求戴口罩的國家，隨後是3月25日的斯洛伐克。儘管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戴口罩的習慣，但兩國民眾都在家動手縫製口罩，而且還經常把口罩送給醫生、護士和售貨員，或者將口罩放在門口供路人使用。
專家說，斯洛伐克和捷克能比較迅速地接受口罩，部分原因是他們有著強調集體主義的共產主義精神傳統。這正是歐洲國家所缺乏的。
孔帆在巴黎
科學精準防疫，必須加強自我防護戴好口罩。知道新冠病毒的狡猾，兇險，危害，就必須科學防疫戴好口罩。相信科學才是聰明人，戴好口罩才能確保自己身心健康。不戴口罩，很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也容易走向死亡。不戴口罩，把自己生命開玩笑當兒戲，被感染和至死時，真後悔，追悔莫極。爭論中不戴口罩，活得不耐煩了，不死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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