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中国存在两大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将基督教当成西方文明中世纪时期的传统，将基督教当成中世纪西欧的固有特征，甚至核心特征。
第二个误解是，将现代文明当成现代西方的传统。认为现代文明是在西方社会内部进化出来的，现代文明也是现代欧美社会的固有特征、基本特征。
其实，无论中世纪的基督教，还是现代文明，对西方而言，都是一个外来的他者。基督教不是中世纪西欧的传统，现代文明也非现代欧美的传统。基督教和现代文明，对西方社会，不仅是一个他者，而且是一个教化者。因此，中世纪西方的传统是被基督教教化，现代欧美社会的传统则是被现代文明教化。
我再次重复一遍，中世纪西欧的传统不是基督教，而是被基督教教化；现代欧美的传统不是现代文明，而是被现代文明教化。
而且，很遗憾，无论基督教，还是现代文明，对西方的教化最终都是失败的。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开始掠夺、殖民世界，并最终在19世纪末瓜分世界，标志着基督教对西欧的教化彻底失败。眼下欧美在新冠疫情，消极抗疫，甚至搞什么“群体免疫”，以致草菅人命，生灵涂炭，标志着现代文明对欧美的教化彻底失败。
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基督教于公元前1世纪产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耶路撒冷是两者共同的圣城。
基督教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上帝当成真理、道义的承载者，可以说是“神以载道”，然后人通过信仰上帝，道义就进入到人心之中，此人也就由原本没有道义的罪人，变成拥有道义的“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
因此，基督教的核心在道义、道德。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与儒家相似。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道义本来是外在于人心的，仅存在于上帝之中，获取道义只能通过信仰上帝；而中国传统的道义，即儒家的道义是内在于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属性。或缺道义是认识和发挥自己的本然心性。
所以，对儒家而言，道德就是心性问题，就是认知和发挥自己的本然心性，就是真正独立而自由地去思想、判断和选择。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但是，对基督教而言道德则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信仰上帝就是有道德，不信上帝，信仰其他的神，或不信神都是无道德。
在中国之外，基督教的确是最进步的、最先进的，因为他促使人道德化、道义化，促使社会道义化、道德化。
现代文明之前的西欧文明，现代一般被称之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写《文明冲突》的亨廷顿就直接将西方文明称之为基督教文明。这是不对的，基督教不仅不产生在西欧，而且西欧的信仰恰恰与基督教相背离，是基督教的革命对象、教化对象。
当基督教刚开始在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出现时，正值罗马帝国刚刚成型。罗马帝国所主要信奉的是多神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尖锐冲突。多神教所重的，是神庙和神像为中心具体化的祭祀仪式，而祭祀仪式的最终目的是，祈求丰产，祈求粮食供给的稳定、充足。所以，抛开宗教因素，多神教根本目的在利益，而基督教的根本目的则是道义。
基督教的起源地当时在名义上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巴勒斯坦省，信仰犹太教。尽管犹太教名义上也是一神教，但是它与多神教的联系更紧密一些，依然保留了一些祭祀仪式，上帝的核心要义，并给更抽象的道义、真理，而是更具体化的律法，以摩西十诫为中心。摩西十诫甚至是上帝直接颁发给摩西的。基督教比犹太教更抽象，更强调内在的信仰，更强调道德。
因此，基督教与犹太教也有激烈冲突。事实上，耶稣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当时巴勒斯坦省长下令处死。
直至君士坦丁313年颁布米兰敕令，罗马帝国才终于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是，西欧很快就面临第二个阶段，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进入的封建时代，从连续性上看，这才是西欧文明的真正开始。
日耳曼人原本北欧游牧，后迁徙至中欧地区，与罗马帝国毗邻而居，被称为蛮族。当中国两晋之际，北方匈奴南下攻击中国，五胡乱华导致西晋崩溃、东晋南迁。此时，匈奴向西一直攻击到日耳曼人，迫使日耳曼向西攻击罗马帝国，并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从此，日耳曼人成为西欧的上层统治阶级。
日耳曼人具备游牧民族的一般特征，宗教信仰不虔诚，其最感兴趣的是用武力掠夺和维护利益。
因此，作为统治阶级，日耳曼人是没有能力带来和平秩序的，是没有社会治理能力的。这个能力只有基督教有，因此，当日耳曼统治西欧时，也不得不接受基督教，被基督教教化。这样西欧也就逐渐进入了所谓的封建时代。
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之后，不少日耳曼人的部族，例如法兰克人，亦开始皈依基督宗教。西元约650年，几乎整个英格兰都接受了基督教。中欧和北欧的基督教化相对也晚，中欧到9世纪，北欧则要到12世纪才完成。
因此，西欧的传统并非基督教，而是接受基督教的教化，或基督教化。因此，决不能说西欧的中世纪传统是基督教。西欧文化核心的因素并非基督教，而是日耳曼民族的固有文化：黩武逐利的游牧习性。是基督教努力去教化日耳曼人，努力去消除其游牧习性。
这意味着中世纪西欧是存在激烈文化冲突的，游牧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也是黩武逐利与道义道德之间的冲突。基督教努力教化日耳曼人不要武斗，要信仰上帝，培养道德，践行道义。
这种冲突的典型变形就是“政教分离”。日耳曼人作为征服者、统治阶级，控制着土地，掌握行政权力，但是却因为缺乏道义，而无法独立治理社会，必须借助从基督教那里获取道义支持，与教会联盟，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
但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游牧习性又根深蒂固，基督教没有能力能够让其真正虔诚地去信仰，因此，日耳曼人与基督教之间又一直是激烈斗争的关系，所以导致“政教分离”的局面。现代西方人居然把“政教分裂”说成一种先进的状态，实则为“政不政，教不教”的一种不伦不类状态。
实际上，中世纪西欧的文化中还有第三种要素，就是由广大的被征服者、被统治者所代表的农奴文化。农奴就是农民，但是西欧的农民最为原住民，不仅温顺，而且缺乏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和经营能力，因此，面对征服和压迫缺乏反抗精神和反抗能力，不会象中国农民一样去搞农民起义。
最需要基督教的，就是西欧的广大农奴们。基督教不仅可以给他们提供社会正义、道义，而且也给他们提供一套思维价值系统。
也就是说，中世纪西欧的文化要素是分成三部分的。基督教是作为教化因素，是先进的，也是外来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日耳曼人，黩武逐利；第三部分则是农奴文化，缺乏独立精神，依附性强。
这样以来，基督教对西欧的教化也是分成两个层级：对作为统治阶级的日耳曼人的教化，对农奴的教化。显然，广大的农奴对基督教的接受度更高，作为统治阶级的日耳曼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度较低。或者说，基督教对农奴的教化较为成功，而对作为贵族阶级的日耳曼人的教化是失败的。
无论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所建立的欧亚大帝国，还是郑和规模空前的远洋航行，都加速了西欧与中国之间的交流。随着中国的商品和技术流入西欧，导致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在西欧逐渐兴起，这是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前身。第二，他们将来自中国新技术应用开辟新航线和开发新式的军事武器。第三，凭借新的航海技术、航线，以及新的军事技术，他们开始征服和掠夺世界。
最终，在19世纪末瓜分世界，并因分赃不均，而内部火并，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瓜分世界，以及以瓜分所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基督教对西欧教化的彻底失败，因为，日耳曼人黩武逐利的游牧习性丝毫没有因为基督教的教化而减少，而且在新技术的刺激下更加肆无忌惮。
基督教对西欧教化的失败，还表现在最终西欧人废除基督教上，并用现代文明替代之。
现代文明，与基督教一样，对西欧而言，也是外来的，也是自上而下进行传播的。因此，现代文明不是现代欧美的传统，而是现代欧美的教化者。或者说，现代欧美的传统是接受现代文明的教化。
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变化，只是教化方式的变化，由基督教教化，转变为现代文明教化。
现代文明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中国。现代文明是西欧通过不断学习中国文化所形成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文艺复兴到新教改革，再到近代哲学、启蒙运动，最终到19世纪中晚期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基督教在学术上被彻底推翻。
事实上，现代文明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真正成为西方主导是在二战之后。
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的灯塔，除了其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标杆，这位美国的霸权提供了道义合法性。也可以说，美国是携现代文明以令全球各国。
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是“自由”，包括对人权的维护，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但是，西方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尤其是美国，显然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对疫情消极不作为，倡导什么“群体免疫”，让千百万的人们无助绝望地死去，无论如何都是反现代文明的，甚至反人类的。
尤其是，这种局面是在中国已经成功抗疫之下出现的。这意味着欧美文明整体上不仅冷血，而且愚蠢、无耻。
新冠疫情，意味现代文明对西方教化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进入新的教化阶段。一种新形态的教化，将取代现代文明。正如现代文明取代基督教一样。
事实上，不仅现代文明是西方学习中国文明的产物，就是一神教也一样，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
为目前主流学术界所不知的是，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其产生都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构，都是道义化、心性化。作为西方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是多神教的道义化、心性化。或者说，犹太教是多神教道义化、心性化的结果。此时道义化、心性化的程度还是比较低。多神教的具体形象被去除了，神也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抽象神，以神庙、神像为中心的祭祀系统也被废除，而强调对神进行内在的信仰。
不过，犹太教的信仰还是比较粗糙，更强调信仰和遵守神的律法，以摩西十诫为中心。
人类最早的抽象神出现在中国，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变革过程最早也是发生在中国，就是著名的“绝地天通”，最早的抽象神就是“帝”、“上帝”。时间在五帝时代的颛顼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200左右。
公元前1500年前左右，是新一次的世界文明大交流时代，主要是中西交流，中是中国，西是西亚古两河。中国的一神教传入西方，而西方的多神教祭祀文化也再次影响中国，以甲骨文为形式的文字祭品是其代表。
公元前1500年左右，世界出现了同步性的社会大变革。在中国是商朝的兴起，西方的同步性变革包括：古两河进入加喜特王朝、古埃及进入新王朝、印度则遭遇雅利安人入侵、希腊进入迈锡尼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一神教在西方出现，除了犹太教外，埃及的埃赫那吞教也是一神教，不过后来失败了。印度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也有一神教的特征。
较之犹太一神教，基督教的道德化程度更进一层，更强调对道义信仰的内在性，更心性化。这实质上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又一次受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果。此时是新一次的全球文明大交流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