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沒告訴你的真實八百壯士:來自湖北保安團的紅軍戰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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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戰鬥後,撤入租界的“八百壯士”


湖北有個通城縣,武漢有個“老通城”,但此“通城”非彼“通城”,完全兩碼事。以三鮮豆皮聞名天下的老通城,其實最初人家叫“老通成”,創始人曾厚誠先生是漢陽縣人,跟二百公里外的通城縣,毫無關係。湖北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即便是作為武漢餐飲業的龍頭老大“老通城”,也不甘人後。第二代竟然全部參加先後革命工作,大姐曾子平和幼弟曾幼誠都是老新四軍,前者是情報戰線的巾幗英雄,丈夫是朝鮮籍的敵工部長,入黨介紹人卻是這位“大小姐”,而後者則是皖南浴血突圍出來的鋼鐵戰士。“老通城”的故事,我們容後再說,今天我想講一位通城籍“紅小鬼”,成為“八百壯士”之一分子的跌宕人生

位於鄂東南的通城,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革命傳統相當深厚,曾經是湘鄂贛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5年就建立了黨組織,

1927年“秋收起義”最早的烽火就是在這裡,由羅榮桓同志親手點燃的,由此拉開了全省,乃至全國農民秋暴的序幕,並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色政權縣。隨後作為黨代表,25歲的大學生羅榮桓,帶領農軍參加了二十八畫生同志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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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後,羅榮桓元帥回憶當年,說:“‘馬日事變’後,鄂南暴動,有些黨的骨幹逃出來了,上海大學、武漢大學的學生,在城市裡存在不住的也跑到軍隊來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幹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學生。黨代表有我一個,我是從武漢大學出來的。我搞的通城暴動,當時就是氣憤,不服氣,搞了幾百支槍。”農軍離開通城後,白色恐怖再次襲來,但這並沒有嚇倒革命者,更不能阻擋革命的火種復燃。隱蔽在通城岳父家,以挖中藥材為名,秘密進行地下工作的原蒲圻縣委書記沈國禎,深入到黃袍山區,積極發展黨的組織,並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槍的赤衛隊。隨後同為湘鄂贛特委特派員的毛賁虎,也來到這裡,開展革命活動。

這兩位播火者,都是學生出身。武秀才的兒子沈國禎,畢業於湖北蒲圻唯一的縣立初級中學。

整個民國,蒲圻沒有高中,算上私立的初中,也僅有三所,而且經常因經費無著落而停辦;毛賁虎是湖南平江縣立中學師範班的學生,平江的教育資源與前者絕對是難兄難弟,雖然後來辦了高中部,卻也經常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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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看他們,不過是邊緣化的小知識分子,而在那個每年招生不過百多人的時代,他們絕對是縣城裡的精英。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將肩負起救亡圖存的使命,登上中國現代史的舞臺,然後迅速分流,成為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員。是選擇成為口口黨員,和人民一起推翻三座大山,改天換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是選擇加入國民黨,和各路壓迫者一起,成為反動派中的新貴,拼死維持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那盤死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在通城和當時的中國,正隨時上演。沒有當上小學老師的毛賁虎,在通城卻成了我黨理論的最佳宣講師,發展了大量貧苦農民加入組織。大家覺得“小毛先生”,這個年輕後生,不但待窮人彬彬有禮,而且能把革命道理講得深入淺出,即便是大字不識一籮筐的黑腳杆子種田佬,也能聽得懂,聽得興致盎然

黃袍鄉(今屬塘溪鎮)望湖洞萬家屋,一位叫萬順富的中年農民,經常追著去聽小毛先生講課,哪怕翻山越嶺,以致廢寢忘食。遂投身革命,打心眼裡擁護口口黨,老萬知道只有跟定口口黨,黑腳杆子種田佬才有出頭天,他們的孩子才能不再是睜眼瞎,不再世世代代給地主老財當牛做馬,卻難得溫飽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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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順富是個苦出身,父親常年為地主做長工,自幼隨父務農,種地主佃田,農閒幫人裝石灰窯,上山打柴。此時此刻,通城以北,三百公里外的鄂東麻城許家窪(今屬河南新縣),一位叫許存義的農民,也想明白了一個道理:“狼心狗肺的地主老財,寧願糧食爛掉,也不肯借給我們窮人!這世道再不翻過來,哪還有我們的活路啊?”要想有活路,就得幹革命!

許存義的侄子,22歲的許仕友就是這樣想的,他入了黨,參加了農民義勇隊,39歲的萬順富也沿著許仕友這條路,入了黨,參加了農民暴動委員會,成為堅定的革命戰士。如果你說22歲的小夥子是“孟浪”,是“思想不成熟”,但39歲可不是個好“忽悠”的年紀。在1930年前後,對貧困山區的貧苦農民而言,這絕對是個“高齡”,畢竟中華“民”國是個平均壽命,只有35歲的人間“奇蹟”時代

。1930年夏,已經是鄉黨支部書記的萬順富,以全票當選通城縣黃袍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鄉親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但跟地主老財,跟白狗子死磕,還為窮哥們大辦實事,一口氣創辦了四所列寧小學,專門招收窮人子弟,免費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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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再是有錢人的特供,在整個蘇區,我黨都積極推行義務教育,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努力恢復列寧小學和創辦列寧小學,凡滿六歲的兒童至十六歲男女實行強迫教育。”不但縣裡要有省直屬列寧小學,各鄉還必須有列寧完備小學,各村也要有列寧勞動小學。落實效果如何呢?

我沒有通城縣黃袍鄉的數字,卻有二十八畫生同志,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於1934年1月22日的“二蘇大會”上,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央蘇區的教育成績單。“根據江西、福建、粵贛三省的統計,在2932個鄉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換言之,每個鄉都有一所小學,有至少30名學生。“蘇區中許多地方,學齡兒童的多數是進入了列寧小學校,例如興國學齡兒童總數20969人(內男12076人,女8893人),進入列寧小學的12806人(內男生8825人,女生3981人),失學的8163人(內男3251,女4912)。入學與失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與四十,而在國民黨時代,入學兒童不到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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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來,大家也許想不到,國民黨的核心統治區域,素有“文宗淵藪”,號稱教育最發達的江蘇省,小學入學率也不過13%。同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村,教育凋敝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順便說下婦女教育,我黨更是把國民黨反動派這個廢柴,遠遠甩在身後。

蘇區當時針對成年文盲的各種夜校和識字班中,有的地區,婦女能佔到69%!即便是“圍剿”蘇區的國民黨官兵,也感到了這種震撼,一名十九路軍的士兵,回憶在興國縣看到的蘇區教育時,說:“他們到處辦學校,即使只有十戶人家的村子裡,他們也辦起了小學。到興國的一路上,我們看到許多小茅屋裡的學校,儘管他們很窮,卻有許多書,他們出版他們自己編寫的教科書。但我們的軍官,下令要把這些書燒掉。我們總是搗壞並燒掉他們的學校,因為我們的軍官說它們是紅軍的中心。

你們這些“紅腦殼”,竟然讓這些幾千年來當慣了“睜眼瞎”的窮棒子上學讀書,這不是毀滅“傳統文化”,打破老爺們的知識壟斷嗎?既然如此,那就得毀滅這些窮棒子心裡的火焰,不然還不得翻了天,亂了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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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問題來了:換了你是“民”國老百姓,是選擇自己當文盲,孩子上不起學,還是選擇搗毀窮孩子們的學校,燒燬他們的課本,亦或是拿起槍桿子,捍衛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呢?無數個萬順富和他們的妻子、孩子,毅然選擇了後者。也正是無數個萬順富

和他的男女同志們,以生命為代價,最終把這種基本人權和自由,從蘇區推行到全中國,並寫入了自己的憲法,建立了屬於億萬勞動者,而非那些魑魅魍魎的人民共和國

萬順富成為堅定的蘇區保衛者,即便是在主力紅軍走了之後,原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何加全叛變,幾乎把通城紅軍獨立營全部斷送給敵人的關鍵時刻,他仍牢記口口黨員的責任,帶領部分同志殺出重圍,重建革命武裝,堅持對敵鬥爭。國民黨反動派對萬順富恨之入骨,不但懸賞三百大洋,要他的腦袋,還殺害了他六十多歲的老父親萬昌友再將其獨子萬連卿,關押到縣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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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縣長賈廷申寫信威逼利誘,萬順富只回敬了一句話:“讓我投降,除非海水倒流!”1935年8月,萬順富潛回家中,準備繼續發動鄉親,可還沒剛進屋,地主武裝“鏟口團”就撲了上來,戰鬥中光榮犧牲,時年45歲。為什麼萬順富鬥爭如此堅決,連個人生死和全家滅門,都不怕?

另一位湖北農軍戰士許仕友如是說:“我們這些泥腿子站起來了,說話響了,還不是因為有口口黨的領導,因為我們手上有了槍桿子。放下槍桿子,就等於放棄了一切,沒有槍桿子,我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與其等待那些劊子手殺上門來,還不如提著腦袋去殺出一條生路。幹革命總是要死人的,殺頭不過碗大的疤,不死就要幹口口黨,就要同那些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幹到底!”

萬順富犧牲了,他的獨子萬連卿,被捕時還不滿16歲,長期擔任過兒童團團長,是個“紅小鬼” 。賈廷申曾命他給父親寫勸降信,遭到拒絕,寧死也不能背叛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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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老電影《閃閃的紅星》裡的“潘冬子”。如果這是個標準版本的革命故事,後續發展肯定是賈廷申要殺萬連卿,斬草須除根,而紅小鬼必然勝利大逃亡,繼續革命,最終等來了當年的紅軍。可是真實的歷史,遠比影視劇更有戲劇性。反口非常堅決的劊子手賈廷申,突然動了惻隱之心,覺得萬連卿還是個小孩兒,人也機靈,不僅沒殺這個紅小鬼,還留在身邊當了勤務兵。後來“縱‘匪’溺職,撤職查辦”,也不忘把萬連卿送到縣保安大隊一中隊當了兵,說:“你一個孤兒,在這裡總有碗飯吃了。”

1937年9月19日,那是個中秋節,距離淞滬抗戰爆發,已經一個月了。通城縣保安大隊的兩個中隊,經武漢的短暫集中整訓後,隨湖北保安第五團作為補充兵,在10月上旬,到達上海,旋即被編入88師524團1營。該營已與日軍鏖戰了兩個月,原有的江浙和安徽兵,基本損失殆盡。

雖然先後補充四次兵員,可每個連隊,也僅剩下五、六人。二百多通城兵一來,實際四百多人的“八百壯士”裡,等於一半都是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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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兵裡,除了萬連卿這樣的“紅小鬼”,還有什麼人呢?我再講兩位:

原通城縣保安大隊三中隊長,四行保衛戰時的524團1營3連長石美豪,“通口分子”。曾計劃發動兵暴,把人槍都拉去參加傅秋濤的紅16師。後被發現,因大家守口如瓶而查無實據,才躲過一劫,被關禁閉一個月,直到部隊開上抗日前線的前夕才被放出來,並繼續擔任中隊長,以“戴罪立功”。


下士機槍手盧鴻信,差點參加紅軍的原保安大隊士官。曾帶上十名士兵,攜全套槍械彈藥譁變,投奔紅16師。可紅軍一時不知其底細,生怕是敵人的誘餌,未敢貿然接納,說我們三天時間,調查清楚就接你們上山當紅軍。就在此時,保安大隊抓了他哥,說不把人槍彈藥全須全尾帶回來,就殺你哥!沒辦法,這才回去,又被編入四行守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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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萬連卿,則在謝晉元身邊,擔任勤務兵,直到謝晉元烈士犧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萬連卿、盧鴻信等“八百壯士”,被日軍關入上海、南京、杭州和安徽裕溪口的集中營,有的甚至被送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苦工營。其中萬連卿於1942年,從南京孝陵衛的集中營逃出,上了句容茅山,巧遇新四軍,也就是當年的紅軍。原本這是個“迴歸”自己隊伍的絕佳時機,參加淞滬會戰的被俘紅軍戰士,就有人千里輾轉走武漢,再北上延安,迴歸八路軍的。萬連卿一同上茅山的孤軍,也有留下來參加新四軍的。

可偏偏萬連卿,這個根正苗紅的“紅小鬼”,鬼使神差,不願留下來,堅決表示要回到中央軍88師,自己老部隊去。也許在他看來,新四軍裝備太差,“皖南事變”後又被取消番號,成了“叛軍”,如今夾在國軍和日軍雙重打擊之間,難免不重蹈父親當年那支游擊隊的覆轍,還是跟著中央軍,更有保證,也更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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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捆綁夫妻,井岡山下的文家市,二十八畫生同志就這麼定的我軍基調,所以給了路條和路費,歡送出根據地。新四軍窮啊!每人八個銅板,這讓萬連卿既感動,也感慨。萬連卿輾轉回到88師,這個師當時歸屬71軍軍長陳明仁指揮,隨後赴緬作戰。抗戰勝利後退伍,經謝晉元夫人凌維誠介紹到京滬區鐵路局警務處當了警長。您可別小看這裡,

當時的警務處長是軍統大特務王兆槐,此人既是謝晉元的黃埔四期同學和結拜兄弟,更是戴笠的心腹和杜月笙的徒弟,不但雙手沾滿我黨英烈的鮮血,《申報》的史量才被暗殺,是他打的關鍵一槍,韓復榘也是他設計誘捕的。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負責管理京滬、滬杭兩線及淞滬支線側線,即南京、上海和杭州周邊地區的鐵路運輸,整個警務系統完全是軍統的勢力範圍,抓捕我黨地下工作者,破壞和鎮壓工人運動,樣樣少不得。所以萬連卿在解放後,被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車排子墾區勞動,已經是相當寬大了,畢竟他既是“八百壯士”的一員,更是紅軍英烈的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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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對“八百壯士”相當薄情,多數“壯士”沒有萬連卿找工作那麼容易,身體健全的還能自謀生路,在馬路上擺氣槍打氣球,在上下坡幫人推車拉車……最慘的是傷兵,只能流落街頭,畢竟連謝晉元烈士的遺孀和遺孤,都沒人管。倒是解放後,我黨給予謝家各種照顧,凌維誠曾為此給海外親屬寫過一封信,說:“十餘年來我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母子的不幸命運隨著大陸的解放而永遠成為過去。先夫謝晉元抗戰不屈,以身殉國的民族氣節,也只有在解放後才能受到重視。口口黨和人民政府對我們母子處處關心,我被聘為虹口區政協委員,給了我崇高的政治地位,政府還每月發給我60元生活費用,並且還安排我在幼兒園工作,進一步照顧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子女也被送到適當的學校讀書,一個個受到很好的培養教育,一切都沒有要我操心

,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這是我過去做夢也想不到的,倘不是人民政府的關懷照顧,你們想有這可能嗎?”除了謝家,“八百壯士”滯留上海的,只要沒有血案,沒參加反動組織的,都被介紹了工作,或者安排返回原籍參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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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與兒子謝繼民和孫女在一起


一位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回國的“壯士”,也是通城人的毛炎炳,輾轉回鄉後,1950年報名參加志願軍,投身抗美援朝戰爭,再次拿起槍,跟侵略者搏殺,當時他已經43歲。這是“八百壯士”的光榮,也是通城人民的光榮。最後我想交代一下,出場人物的結局。萬連卿退休後,從新疆返回通城,住進了幸福院,安享晚年,2001年去世,享年84歲。去世前他要求埋在父親萬順富的墓旁,鄉親們為這對父子修了合葬墓。墓碑上刻著:“革命烈士萬公順富、八百壯士萬公連卿”,旁邊一副對聯:“土地革命創偉業,淞滬會戰傳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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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壯士”中的志願軍老戰士毛炎炳同志,參戰兩年後復員,1975年去世,享年68歲。石美豪不知所終,盧鴻信回到了通城,活到了九十年代,也算高壽。謝晉元烈士夫人凌維誠,1991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4歲。去世後和丈夫合葬於宋慶齡陵園,即“萬國公墓”。他們的幼子謝繼民,作為抗戰英烈子女,參加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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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英烈謝晉元之子謝繼民(站者)在受閱彩車上


參加紅軍的湖北人許仕友,後來被二十八畫生同志改名為“許世友”,成為開國上將。賈廷申後來又復任通城縣長,接著追隨湯恩伯,抗戰勝利後以少將參議退伍,1949年逃臺,補選為萬年“國代”,1978年去世,終年87歲。王兆槐逃臺後,既是萬年“國代”,又出任“交通銀行”董事,1986年去世,終年81歲。此外,我還想特別提到兩位通城的播火者,沈國禎和毛賁虎烈士。

1934年2月,時任蒲圻中心縣委委員、紅軍遊擊幹部校長的沈國禎同志,犧牲於在江西銅鼓與修水交界的黃狗坑,時年34歲。

1933年11月,時任紅5師13團政委的毛賁虎同志,犧牲於第四次反“圍剿”的硝石八角亭戰鬥中,時年28歲。作為紅三軍團軍政雙優的政治幹部,彭老總的愛將,跟他搭班子的團長,就是開國上將李天佑,而他犧牲後繼任政委的則是蘇振華,又一位開國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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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的前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二十八畫生同志親自起草了碑文,並由周恩來同志書寫:“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抱歉,我的同志和朋友們,老規矩,為了防刪防那啥,特殊詞彙特殊處理,望大家理解!)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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