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砚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几颗星之一。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段文学史时，都无法将周作人置于这段文学史之外。较之于散文，他的文学评论文更为流行。其中，写于1918年12月7日的《人的文学》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文章开篇就指出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即提倡，发展新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相应的，也就是指出了当前排斥，反对的对象，即非人的文学，在提倡发展新文学的同时，必将受到来自非人的文学所代表的旧势力的阻挠。随后周先生又对新旧两个字做了分别的阐述。随之，周先生再从新旧问题链接到“人的文学”这一中心问题上，顺着前面对新旧问题的阐述，进一步说明人的文学产生的长久性，至于现在我们对“人的文学”一词的陌生性，周先生将其原因归结予人类的愚昧性，他用生动的比喻指出人会碰壁，并有其有意性，主观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获得真理道路上选择的多样性，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学”，就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变得聪明起来。
相对于中国对于“人”真理的发现，周先生指出欧洲更早。在欧洲历史上，对人的真理的大讨论总共有三次，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认识你自己”，成为苏格拉底表述人对人自身的认识启蒙的经典名句，这种自由仅仅是对于欧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于女人和小儿的自由发现则姗姗来迟，到十九世纪才有萌芽。不管怎样，光明确实在欧洲出现，但反观中国，对于这类问题从来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于现在还是一片空白。
其后，周先生进一步阐述了提倡人的文学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学上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主义思想，用思想指导实践，净化心灵。
莱弗明
评价一个人，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论世”。即把评价一个人必须要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论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五四”时期。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它所举的两面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要排斥、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中，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后来被“文学研学会”作家所采用。
作为鲁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随兄长鲁迅，还是比较进步积极的。不要因为后期当了汉奸而全面否定他，这样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对他不公平。
纵观周作人一生，论者认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隐士”双重人格。他不像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大义凛然。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周作人则相反，生性懦弱，惧内，就因为惧内而听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鲁迅分道扬镳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平淡冲和。他的归宿令人唏嘘，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不假。
蒹葭堂主人
事实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发轫于晚清时期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派将文学当作思想启蒙的武器，希望以此启迪民智，促使民众觉醒，于是他们积极开展了文学改良运动，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和文体革新，提出了一系列解放思想，变贵族化“旧文体”为大众化“新文体”的文学改良主张。
这次文学改良运动以“小说界革命”为先导，初步消解了封建文化对人的禁锢和奴役，逐步建立起面向现实，深人民众，催促社会发展，具有“人学”色彩的文学观念。
其中的代表人物黄遵宪就提倡文学自由的思想，他在《杂感》诗中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也主张写“平易畅达”的新体散文，尊重文学创作的思想自由和情感自由；梁启超还把推行“俗文学”看作文学改良的关键，这使文学越来越趋向现实生活和民众阶层。
到了“五四”时代，中国开始了历史性大变革，新世纪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蕴涵着“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文学，否定传统的立场态度，向扼杀人性，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旧文学宣战。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发现封建旧文学最大的危害是缺乏“人道”，无视“人”的存在。他在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著名文章中，鲜明地提出新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要写“人的文学”，要立足于“人间本位主义”，“讲人道，做人类”，以此描绘社会“人生诸问题”。
1919年初，他又在《每周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平民文学》一文，文学革新思想更为锐利，该文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和意义，提出用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广大民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才是“人道主义”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学”。
封建旧文学最大的弊病是人的异化以及主体性的丧失，作者的心灵被封建思想意识牢牢禁锢，病态心理的作者叙写着病态的社会。
而“五四”时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精神闪耀着熠熠光彩，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得到充分肯定。
可以说，“人”的发现开辟了文学新时代，以主体表现为特征的“人的文学”领域，全方位地展现着人的价值存在和美的丰富内涵。“五四”文学由人性的“全面复归”发展为“全面的人”的形成，并走向了文学主体性。
总体而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艺术观的主体内涵主要表现为如下3个方面：
01 写“真人”
作家主体性的自觉以及作品中人物主体地位的确立，都使得“五四”文学能够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锢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自主地塑造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性的“真人”。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认为新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生诸问题”，真实地描写底层人们“非人的生活”。
既周作人之后，鲁迅坚持要打破“瞒和骗”的文艺，他的作品处处表现出最为真诚和严肃的写“真人”的创作倾向。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则忠实地描绘社会真相和人生百态，热切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命运。
02 写“真性灵”
获得思想解放的“五四”作家，自由地抒发内心情感，表达内在真实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追求，这种“真性灵”的存在不仅体现在作品中人物生命现象的真实、鲜明和生动，更体现在作家主体对生命现象及其意蕴自主性地把握和审美创造。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将深挚的主观感悟与严肃的理性批判相融合，描绘了意蕴深邃的人生现象和具有鲜明灵性的人物，作品中显现着作家主体丰富而真切的心灵跃动、精神张扬以及审美价值的取向。
“五四”文坛最为真切而充分地写“真性灵”的是创造社作家，他们宣称要本着“内心的要求”，凭借“直觉”与“灵感”，尽兴抒发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畅快淋漓地表达内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对艺术美的追求，他们是以自觉意识的情感倾诉，率真而深切地暴露着主体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特性。
03 充分发挥主体创造性的文体大解放
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在文学方面，便有了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及各种文体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五四”文学实现了语体化或散文化，这是迈向文体大解放的关键一步。
“五四”文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大视野，全面拓展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表现领域，一切旧有的模式、框框、格局统统被排除，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艺术追求，风格独特的作家和作品相继出现，新思潮、新流派、新的文体样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竟相破土生长。
比如，鲁迅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样式，而且篇篇艺术精湛，富有开拓性。同样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叶圣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谛视人生，他的作品采用平静的叙述和冷静批判的方法。
冰心侧重梳理人物内心感情变化的脉络，文字清新、细腻、温婉。同样是自我写真的抒情作品。
再如，郁达夫只是想赤裸裸地袒露心境，以把他内心的者闷传达给人们，他不追求情节结构的周密，而是以直抒胸臆、心理剖析的方式，形成抒情主人公情绪的流动和心理的变化，以此表达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态度，也自然形成了作品的情节结构。
郭沫若更多浪漫气质，他的“自叙传”小说追求幻美的诗情和人生境界，表现纯真人性的光彩，情节结构则较为松散。
总之，周作人的 “人的文学”观开辟了文学描写人，表现社会人生的广阔空间，它不仅实现了人性的复归，而且，还充分展现人的现实性，强烈关注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命价值。
当时“人的文学”的意义内涵便潜在于不同形态和样式的文学作品之中，这些文学作品被称作是白话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