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硯歌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無疑是其中最璀璨的幾顆星之一。很多學者在研究這段文學史時，都無法將周作人置於這段文學史之外。較之於散文，他的文學評論文更為流行。其中，寫於1918年12月7日的《人的文學》無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文章開篇就指出現代文學發展的任務，即提倡，發展新文學，也就是人的文學。相應的，也就是指出了當前排斥，反對的對象，即非人的文學，在提倡發展新文學的同時，必將受到來自非人的文學所代表的舊勢力的阻撓。隨後周先生又對新舊兩個字做了分別的闡述。隨之，周先生再從新舊問題鏈接到“人的文學”這一中心問題上，順著前面對新舊問題的闡述，進一步說明人的文學產生的長久性，至於現在我們對“人的文學”一詞的陌生性，周先生將其原因歸結予人類的愚昧性，他用生動的比喻指出人會碰壁，並有其有意性，主觀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人在獲得真理道路上選擇的多樣性，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想要提倡“人的文學”，就要改變人的思維方式，破除人的愚昧性，使人變得聰明起來。
相對於中國對於“人”真理的發現，周先生指出歐洲更早。在歐洲歷史上，對人的真理的大討論總共有三次，即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法國大革命。“認識你自己”，成為蘇格拉底表述人對人自身的認識啟蒙的經典名句，這種自由僅僅是對於歐洲成年男性的自由，至於女人和小兒的自由發現則姍姍來遲，到十九世紀才有萌芽。不管怎樣，光明確實在歐洲出現，但反觀中國，對於這類問題從來得不到正面的回答，以至於現在還是一片空白。
其後，周先生進一步闡述了提倡人的文學的原因，大致是希望在文學上提倡“人的文學”，提倡人道主義思想，用思想指導實踐，淨化心靈。
萊弗明
評價一個人，中國有句古話："知人論世”。即把評價一個人必須要和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聯繫起來，可以理解為“論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處的歷史時代是“五四”時期。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興起。它所舉的兩面旗幟是民主和科學。當時，各種社會思潮風起雲湧。在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理論倡導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主張“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要排斥、反對“非人的文學”。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學》中，提出了“為人生的文學”口號，後來被“文學研學會”作家所採用。
作為魯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隨兄長魯迅，還是比較進步積極的。不要因為後期當了漢奸而全面否定他，這樣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對他不公平。
縱觀周作人一生，論者認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隱士”雙重人格。他不像魯迅那樣金剛怒目，大義凜然。魯迅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周作人則相反，生性懦弱，懼內，就因為懼內而聽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魯迅分道揚鑣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樣，平淡沖和。他的歸宿令人唏噓，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的確不假。
蒹葭堂主人
事實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發軔於晚清時期的維新變法運動。
維新派將文學當作思想啟蒙的武器，希望以此啟迪民智，促使民眾覺醒，於是他們積極開展了文學改良運動，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和文體革新，提出了一系列解放思想，變貴族化“舊文體”為大眾化“新文體”的文學改良主張。
這次文學改良運動以“小說界革命”為先導，初步消解了封建文化對人的禁錮和奴役，逐步建立起面向現實，深人民眾，催促社會發展，具有“人學”色彩的文學觀念。
其中的代表人物黃遵憲就提倡文學自由的思想，他在《雜感》詩中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啟超也主張寫“平易暢達”的新體散文，尊重文學創作的思想自由和情感自由；梁啟超還把推行“俗文學”看作文學改良的關鍵，這使文學越來越趨向現實生活和民眾階層。
到了“五四”時代，中國開始了歷史性大變革，新世紀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在華夏大地蓬勃興起。
蘊涵著“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新文學，否定傳統的立場態度，向扼殺人性，禁錮人們思想的封建主義舊文學宣戰。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發現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危害是缺乏“人道”，無視“人”的存在。他在1918年底發表的《人的文學》這篇著名文章中，鮮明地提出新文學的核心問題，是要寫“人的文學”，要立足於“人間本位主義”，“講人道，做人類”，以此描繪社會“人生諸問題”。
1919年初，他又在《每週評論》第5期上發表了《平民文學》一文，文學革新思想更為銳利，該文深化了“人的文學”的內涵和意義，提出用通俗的白話語體描寫廣大民眾生活的真實情狀，忠實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平民文學”，才是“人道主義”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學”。
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弊病是人的異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作者的心靈被封建思想意識牢牢禁錮，病態心理的作者敘寫著病態的社會。
而“五四”時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個性精神閃耀著熠熠光彩，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意義得到充分肯定。
可以說，“人”的發現開闢了文學新時代，以主體表現為特徵的“人的文學”領域，全方位地展現著人的價值存在和美的豐富內涵。“五四”文學由人性的“全面復歸”發展為“全面的人”的形成，並走向了文學主體性。
總體而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藝術觀的主體內涵主要表現為如下3個方面：
01 寫“真人”
作家主體性的自覺以及作品中人物主體地位的確立，都使得“五四”文學能夠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錮真實地描寫社會人生，自主地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有靈性的“真人”。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將新文學的本質界定為重新發現人，認為新文學家的使命就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嚴肅認真地對待“人生諸問題”，真實地描寫底層人們“非人的生活”。
既周作人之後，魯迅堅持要打破“瞞和騙”的文藝，他的作品處處表現出最為真誠和嚴肅的寫“真人”的創作傾向。
文學研究會（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由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發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則忠實地描繪社會真相和人生百態，熱切關注現實生活中人的真實命運。
02 寫“真性靈”
獲得思想解放的“五四”作家，自由地抒發內心情感，表達內在真實的心靈世界和精神追求，這種“真性靈”的存在不僅體現在作品中人物生命現象的真實、鮮明和生動，更體現在作家主體對生命現象及其意蘊自主性地把握和審美創造。
魯迅和文學研究會作家的創作將深摯的主觀感悟與嚴肅的理性批判相融合，描繪了意蘊深邃的人生現象和具有鮮明靈性的人物，作品中顯現著作家主體豐富而真切的心靈躍動、精神張揚以及審美價值的取向。
“五四”文壇最為真切而充分地寫“真性靈”的是創造社作家，他們宣稱要本著“內心的要求”，憑藉“直覺”與“靈感”，盡興抒發對現實的反抗情緒，暢快淋漓地表達內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對藝術美的追求，他們是以自覺意識的情感傾訴，率真而深切地暴露著主體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特性。
03 充分發揮主體創造性的文體大解放
思想自由、個性解放是“五四”的時代精神，在文學方面，便有了主體創造性的充分發揮，以及各種文體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五四”文學實現了語體化或散文化，這是邁向文體大解放的關鍵一步。
“五四”文壇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開放大視野，全面拓展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心理空間和審美表現領域，一切舊有的模式、框框、格局統統被排除，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思維、全新的視角、全新的藝術追求，風格獨特的作家和作品相繼出現，新思潮、新流派、新的文體樣式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竟相破土生長。
比如，魯迅的小說一篇有一篇的樣式，而且篇篇藝術精湛，富有開拓性。同樣是“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葉聖陶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諦視人生，他的作品採用平靜的敘述和冷靜批判的方法。
冰心側重梳理人物內心感情變化的脈絡，文字清新、細膩、溫婉。同樣是自我寫真的抒情作品。
再如，郁達夫只是想赤裸裸地袒露心境，以把他內心的者悶傳達給人們，他不追求情節結構的周密，而是以直抒胸臆、心理剖析的方式，形成抒情主人公情緒的流動和心理的變化，以此表達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態度，也自然形成了作品的情節結構。
郭沫若更多浪漫氣質，他的“自敘傳”小說追求幻美的詩情和人生境界，表現純真人性的光彩，情節結構則較為鬆散。
總之，周作人的 “人的文學”觀開闢了文學描寫人，表現社會人生的廣闊空間，它不僅實現了人性的復歸，而且，還充分展現人的現實性，強烈關注廣大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和生命價值。
當時“人的文學”的意義內涵便潛在於不同形態和樣式的文學作品之中，這些文學作品被稱作是白話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