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被稱為時尚和浪漫之都，因為法國盛產香水、時裝和葡萄酒，其實它在19世紀大改造之前遠非如此。法國誕生於843年，也就是我國的唐朝末年，在整個中世紀都戰爭不斷、環境惡劣。中世紀流行的瘟疫源自中亞，1347年被十字軍帶到了意大利，第二年從馬賽登陸，立即席捲了整個法國，到處屍骸遍地、慘不忍睹。這場瘟疫使法國人口減少了3/4，歐洲死了2500萬人，被歐洲人稱為黑死病。
黑死病的源頭也來自流行於野生齧齒動物的疾病，只是以老鼠和跳蚤為媒介傳染給人類，所以被稱為鼠疫。鼠疫桿菌直到1894年才被發現，中世紀的人當然對鼠疫的傳播途徑一無所知，反而出於迷信把貓當成女巫大肆屠殺，極大地加速了老鼠的繁殖。
法國是受災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法國人對瘟疫的危害可謂刻骨銘心。但是他們沒有從正面吸取教訓，反而認為洗澡時毛孔張開、容易染病，要靠皮膚的汙垢來保護身體，因此養成了不洗澡的習慣，身上的異味則用香水來掩蓋。中世紀的衛生條件極差，就連凡爾賽宮裡都沒有廁所，國王路易十四也幾乎從不洗澡。巴黎街道上隨地便溺、汙水橫流，如此糟糕的環境終於使黑死病在1720年捲土重來，由此造成的馬賽大瘟疫奪去了10萬人的生命。
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在巴爾扎克筆下還是貧富懸殊的地獄。飲水的汙染使霍亂於1848年和1855年兩次在法國流行，人們終於不得不開始注意公共衛生，也逐漸認識到洗澡的重要性。為了改變惡劣的居住環境，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拿破崙三世上臺後實施城市改造工程。1853年6月，喬治-歐仁·奧斯曼（1809—1891）受命主持巴黎的大規模改造和擴建工程。他大力拆除陳舊建築，遷出造成汙染的企業，只留下奢侈品與精品行業，修建了長達90英里的寬敞大道，沿途像香榭麗舍大道那樣一覽無餘。大道兩旁廣種慄樹，春季花開，秋季葉紅。郊外的不毛之地被改造成具有“城市之肺”功能的布洛涅林園，市內大片的公園、廣場，以及歌劇院、音樂廳、大商場、飯店和延伸到人行道上的咖啡館，成為市民的娛樂和休閒之處，使巴黎呈現出一派現代大都市的繁華景象。為了解決飲水和環境汙染問題，奧斯曼親自決定在街道的煤氣燈下安裝小便池，並且興建了下水道工程，組織市民到下水道里參觀遊覽，可見下水道工程的規模有多麼龐大。
瘟疫留給法國人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文學作品中自然會有所反映。例如17世紀著名的寓言詩人拉封丹（1621—1695），就寫過一篇寓言《患瘟疫的野獸》；作家維克多·阿蘭古爾（1788—1856）創作了《高利貸者或篡奪和瘟疫》（1833）等歷史小說和《黑色的瘟疫》（1845）等歷史悲劇；羅曼·羅蘭（1866—1944）的小說《哥拉·布勒尼翁》的主人公經歷了種種磨難，在瘟疫中死裡逃生等。
加繆（1913—1960）的《鼠疫》（1947）是描繪瘟疫的代表作。小說講述20世紀40年代，阿爾及利亞奧蘭城裡鼠疫肆虐，城門被封鎖後與世隔絕，人們驚恐萬狀。醫生裡厄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帶領一些道德高尚的人組成了志願防疫隊，日夜搶救病人，堅持戰鬥了七個多月。儘管有人染上鼠疫死去，但是他們最終獲得了勝利。小說反映了加繆對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信心，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戰勝瘟疫本身，從廣義上體現了人們對荒誕命運的反抗。
《屋頂上的輕騎兵》（1951）是法國作家季奧諾（1895—1970）的代表作。19世紀中期，為了解放奧匈帝國統治下的祖國意大利，25歲的騎兵少校安吉羅·帕爾迪加入了燒炭黨密謀暴動，因被人出賣而被迫流亡到法國並受到追殺。在逃亡時，他無意中闖入了霍亂流行的普羅旺斯地區。他不顧一切地努力搶救病人，卻在飲水時被汙衊為向水裡投毒，因此受到壞人的攻擊和威脅，不得不躲在被廢棄的房屋裡，成了在屋頂上流浪的輕騎兵。小說在1995年被搬上了銀幕，與加繆的《鼠疫》一樣，它的意義超越了對霍亂本身的描寫，揭露了人們自私貪婪的本性。
瘟疫一次次降臨和消失，但是在人們的心靈和文學作品裡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正如加繆所說的那樣：“人類在這場病毒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嶽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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