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失去了什么？

每当谈到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永恒的问题，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为什么，我们发达了一千多年，到了19世纪，居然被西方人打成了那个样子？

对此，无数的历史学家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什么中国文化不重视科学啊，什么中国水利专制主义啊，什么大陆文明啊，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什么中国文化缺乏逻辑思维啊，什么缺乏理性啊，什么西方人煤和工业区相近而中国不是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可以说，很难找出另一个和“中国为什么近代落后”的问题一样，那么吸引人、那么受人关注，那么众说纷纭的“永恒之问”。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复杂。

我们要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是否能前行，是否有昂扬向上的气力，我们应该关注的，其实是这样一群人，那就是“知识分子”。对此，我们的祖先称之为“士”。

有人说，只有中国古代才有“士”啊，不对，西方也有他们的“士”，伏尔泰是“士”，孟德斯鸠是“士”，牛顿是“士”，培根是“士”，而正是这些“士”的推动，西方人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了“启蒙运动”，才有了科学发展的土壤。

这些西方的“士”大多都出现在18世纪，那么我们中国的“士”呢？他们在哪里？翻遍世界的史书，似乎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只是相比于他们17世纪的前辈，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而他们失去的东西，实际上就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的走向。

那么，他们失去了些什么呢？

第一， 昂扬的意气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说，明代（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士将其政治主动性发挥到极致的时期”，在这276年间，“昂扬意气”是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基本特点，不管他们的“意气”表现在哪里，抑或表现的正确与否，但至少的至少，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国家的未来由自己决定，只要自己采取适当的方法，天下的事情，总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黄宗羲在回忆复社往事时，曾说他的一班同道都有志于功名，“直望天子赫然震动，问以此政何处下手”（《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黄氏在另一处也说，其时会社中人：“俱务佐王之学”。这就是晚明时期，士大夫们共同的“心理状态”。对此，钱谦益就其弊端而称之为：“大言不惭，中风狂走，滔滔不返。”

王艮：明代“狂者”之代表

近代史学研究者中，很多人对晚明学者的这种“意气”均赞赏有加：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一再谈到他由文献中读出的明人的昂扬意气，而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第189页中更说："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

任公说的好，“做大规模的创造”虽说可能会造成疏忽，造成“眼高手低”，因而容易被18世纪的后辈们鄙视为“夸诞”“不精”，但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之英才，却只会出在这种人之间。

与之相反，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不同。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中说在18世纪，“庸言庸行”成为许多思想家所提倡的标准，因此，清代成了一个“出现不了王阳明、朱熹这样的思想大家”的朝代。

第二，“无所不包”的学术涉猎。

在16、17世纪的明代，大多士大夫的学术兴趣都十分“广泛”，从经史百家、理学心性、武器制造到格物致知，可谓无不涉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说“明代有志于经世的士人，也即以此无所不包为精神追求。”这种“无所不包”的学术取向在顾清《东江家藏集》的卷二十《北游稿》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明代）承平百五十年，治化日隆，文学日盛而浑厚淳实之气或渐以分。黉序之间，五尺之童皆知诵义理之文而宗圣贤之学，场屋之士操笔议论动数千言，皆煜然成章，虽经义之文亦充溢四出，贯穿百家若不可穷者，其务为新奇，游心高虚，则有沦而入于他岐者矣。

那么，这些广博的兴趣又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就以武器制造为例吧。据《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所说，早在徐光启之前，明代朝野人士即表现出对武器发展、装备革新的关注。甚至不少名臣参与了器械的设计，表现出浓厚的技术热情。如李贤《论御虏疏》所言战车形制等等。而直至京城陷落之后，尚有民间人士从事武器制造，冀有万一之效。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记述，明代士大夫研习火器的热情一直很高：

“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实验。

（《天工开物》卷下《佳兵.火药科》）

戚继光也提到说，当时的火器“动称百种，与夫机械之属纷然杂陈”虽然他认为这些火器“竟无成效”，但是，这种敢于创新，勇于突破的精神，往往是真正大家产生的前提。因此，李洵在《论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中才会总结说："新式火器的研制、实验、应用在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热潮。”

士大夫在其他方面也兴趣浓厚。艺术史家柯律格在《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一书中说，在明代后期：士绅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并将客体化的、以事实为中心的方式用于培育文化教养，这可视为一副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之一部分，它涵盖了技术文献、室内陈设指南、统计资料汇编、商人的行旅指南、居家事类大全、行为举止规谏，这些均可归为“知识的商品化”这一大类。而在清代，对于物的鉴赏和“格物致知”的兴趣已经“不再是士绅们可以关切的正当话题”了。

在18世纪，士大夫们对“杂学”的兴趣已经不再，“大刀阔斧”转变成了“细针密线”，一切学问的最终归宿都变成了考古、科举。因此在19世纪时，才会有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叹”，才有了魏源对明代“士得以讲求有用之学。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厉奋发，危言危行，无所瞻顾。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杰出乎其间”的极度艳羡。

三，“济世救民”的情怀

对于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所感觉。因此，我们不妨就引用一下黄卬在《锡金识小录》中的评论，来看一看乾隆初年的一些有识之士，是怎么比较当今（清代）与明代士风的：

今科名日盛，列谏垣者有人，居九列者有人，百余年来从无有抗权幸，陈疾苦，谔谔不回如古人者。虽谨慎小心，不敢放纵，要之，保位安身之念，周其胸中，久不知有气节二字矣。故邑志于本朝先达，政绩可以铺张，即理学亦尚可缘饰，惟气节不可强为附会。

前明邑绅之贤者，敦气节，崇理学，今皆无之

乾隆《元和县志》风俗篇也记载：

明季士大夫好持清议，敦气节，重名义，善善同清，恶恶同浊，有东汉党锢诸贤之风，其小人亦慷慨慕义，公正发愤，然或时捍法网。本朝初载，遗风犹存，近数十年来缙绅先生杜门埽轨，兢兢自守，与地方官吏不轻通谒，或间相见，备宾主之礼以去。学宫士子多读书自好，鲜履讼庭。

在16、17世纪的明代，士大夫或批鳞折槛，或慷慨陈词，总以天下为己任，至于18世纪的士人，则正如黄卬所说“一庸字足概之矣。”18世纪中国的“士人”，已经通通成了庸人。

第四，“据理谈天”的兴趣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对清代所谓的“近代思想”推崇有加，但却也不得不承认18世纪中国学术远不如17世纪：“17世纪的学术虽然强调经世，强调实学，但其时学者对义理的追求强烈，对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仍抱着浓厚的兴趣。而这种理论的探索，哲学思辨的兴趣，在乾嘉时期一些汉学精英看来，已经不可理解了。”

在清代，理学不穷理，汉学忽视义理，知识分子但讲“实学”，惟求“经济事功”，不问天人之际，这就使18世纪中国的知识界出现观念多，理论少，学术分化迅速，体系创新迟缓的奇特景象。18世纪的学者每每批评宋明士大夫“夸诞”“不实”，对于程朱理学对“天人之际”的探讨不予理睬，但我们必须知道，如要产生思想的创新，尤其是文化的革新，没有一种穷天人之际的豪杰气，又怎么可以成功呢？

知识分子，是引领一个文明走向未来，走向变革的关键因素，而当中国18世纪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前辈的豪杰气，而只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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