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田豔紅 來源| 子彈財經（ID:wwwhygc）
對影視行業來說，沒有消息恐怕就是“好消息”。
隨著疫情緩解，大部分行業都相繼復工，唯獨影視行業被“水逆”陰影籠罩且經久不散——先是北京文化被指財務造假，隨後華錄百納又被韓後董事長舉報虛增收入7000萬元。
財報季更是慘淡，24家上市影視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僅有6家實現盈利，幾個月時間逾5千家影視公司註銷或吊銷，春節電影票房更是幾乎以“交白卷”收場……
一場疫情引發了影視行業的連鎖反應，沒有哪一個環節能夠倖免。
幸運的是，此次疫情也讓影視人們意識到，寒冬雖然難熬，但趁早求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1、“撲空的一季度”
按照往年經驗，春節檔一般都揹負著各大影視公司的業績壓力，而今年的疫情讓不少公司第一季度都“撲空”了。
公開信息顯示，受疫情影響，目前已發佈2020年一季度業績快報的上市影視公司中，大部分為虧損狀態，其中盈利的只有華策影視、華錄百納和光線傳媒等6家公司。
相對而言，大公司現金流較為充裕，並且手握優質IP，在大變局下還有機會活下去。而對於一些中小影視公司來說，一旦資金鍊斷掉，它們面臨的將是生死存亡的考驗。
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初至今，已有5328家影視公司註銷或吊銷，是2019年全年註銷或吊銷數量的1.78倍。
活下來的公司也在掙扎求生。
烈火影業創始人李行健向「子彈財經」表示，公司目前在做劇本、銷庫存。從年初至今，手裡的三個庫存還未賣出去，而這些也是2019年之前拍攝的。
“去年之所以沒拍新項目，是因為市場波動特別大，尤其是視頻播放平臺和電視臺的採購價降得非常多，並且今年還在下降。”李行健說。
雖然疫情已經緩解，但李行健還是不免擔憂：“一是目前市場、購片價、片酬、薪酬都不太穩定，二是公司有六七個劇集約1億元的應收賬款還未到賬。維持正向現金流是目前所有公司最大的挑戰。”
李行健的公司從2018年底至今營收狀況都不太理想，所以他還要先觀望一段時間，計劃等到下半年再籌備、開拍新項目。
李佳佳（化名）從事經紀人工作已經有六七年時間，她向「子彈財經」揭露了疫情下演員和影視公司真實的生存狀態。
疫情爆發後，演員所在的劇組因為節省成本，當時都已解散，而復工後很多成本都由演員承擔，不能全部轉嫁給劇組。例如，演員重新進組前隔離14天，期間的交通費、住宿費等成本開銷並不小。
同時，影視作品的拍攝週期也會被壓縮，如原定拍攝週期是60天，但前面只拍了10天，剩餘的50天覆工後肯定會被壓縮，這也讓演員們本來就無戲可演的處境雪上加霜。
最直接的影響是收入銳減。假設演員原定今年3月份就能“殺青”，後面可以繼續拍別的戲或者安排其他工作，但是目前戲都延期了，所有的檔期都會延後，整個市場環境停擺了兩個月，這段時間公司和演員相當於沒有收入。
李佳佳還透露，疫情下眾多影視公司因考慮到現金流，裁員和崗位工資調整現象非常普遍。“所有公司都在縮減支出，因為藝人的工作機會減少，整個行業的利潤都在萎縮，所以行業中各個崗位的工作都很難幹。”
演員餘玥從年初至今都無戲可拍。“前兩年劇組比較多，一般我從上個劇組結束後會有十幾個試戲機會，但今年才有兩次試戲，且還在等回覆，競爭非常激烈。”餘玥說，“為求生計，身邊有很多小演員都開始做起微商，或者賣吃的東西。還有一些影視公司倒閉後，老闆去當群眾演員。”
90後演員餘玥以童星身份出道，5歲時就客串了電視劇《一路風雨一世情》，2002年又在清宮劇《格格要出嫁》中飾演小金蟾。“以後計劃要開啟第二副業，可能會開一家店，畢竟在北京生存成本很高。”餘玥說道。
據業內人士透露，今年第一季度開機的劇集數量明顯減少，僅有16部新劇要開機。按照已發佈組訓統計，第一季度原計劃開機劇目60部，目前僅有15部正常開機，餘下四分之三均已順延至第二季度開機。
2 、從絕望中開出花來
市場環境每況愈下，文娛影視行業的從業者們只能另尋出路。
李行健就表示，為了長遠發展，他的公司已經準備佈局短視頻和直播等新媒體業務了。
這並非個例，今年短視頻和直播讓不少身處絕境的影視人看到些許希望。
英模文化（esee）長期從事模特經紀業務，公司新媒體CEO嶽昊向「子彈財經」表示，疫情對公司業務的影響不小，一是受上游客戶整體收入影響，推廣費用降低了；二是由於聚集性活動的政策限制，公司的內容拍攝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有15-20個短視頻賬號停止拍攝，有的商業合作只能被迫取消或延期，而單賬號1個月運營成本就在3萬元左右。”嶽昊說。
據嶽昊透露，目前公司計劃將藝人的傳統變現渠道擴寬，通過新媒體運營延長藝人的生命週期，例如將集團化批量化的內容製作分散到藝人身上，以藝人自有的原生能力來彌補流量損失，打造個人IP。
esee過去的傳統業務在平面媒體上，隨著行業迭代，客戶的需求也從傳統的平面逐漸轉向新媒體，於是公司也開始擁抱短視頻和直播。目前esee做的事就是將客戶的品銷（品宣，銷售）融合起來，“公司從3月初就開啟了第一輪孵化。”嶽昊說。
在嶽昊看來，影視劇的成本高、週期長、回款慢，製作方的話語權不足，比如網劇容易被平臺綁架，電影容易被宣發渠道綁架，因此現在大家都在做MCN機構，佈局短視頻是一種變相自救的手段。
不僅是影視製作公司發力業務轉型，不少電影作品也紛紛從大熒幕轉向流媒體。
1月25日，歡喜傳媒出品的《囧媽》在頭條系免費首映，原定於2月14日上映情人節檔的《肥龍過江》，也從影院轉移到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定於2月21日上映的《大贏家》也在頭條系免費上線。
李行健表示，未來線上放映有可能成為趨勢，但它不會取代影院——線上、線下的視聽感和場景完全不一樣，例如兩個人可以去影院約會，那種氛圍就與線上觀看截然不同。
餘玥則認為，這種變化也許能給演員帶來更好的曝光機會。“像我媽這樣的中年人都已經活躍在網絡上，如果把電影搬到網絡上或者電視上，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到演員。”
在李佳佳看來，這樣做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及時收攏資金，因為電影的前期投資很大，很多影視公司一年可能只做一部戲，如果不能及時回籠資金，可能就面臨倒閉困境。而這家公司一旦倒閉，就順帶牽扯到行業中的製作、發行、宣發等各環節。
“今年純做電影的公司太慘了。”她說。
但院線電影是否要走和《囧媽》一樣的路，還要視影視公司的情況而定。
首先要看影視公司的業務是否多元化。單一性的電影公司營收僅靠電影票房收入，那麼它與線下院線是綁定的，是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因此他們很難拋棄線下。例如，歡喜傳媒的業務佈局很廣，其本身就有線上APP。另一方面是公司對電影本身有自信，只要內容足夠好就不怕沒人買，在目前以買方為主導的市場中擁有話語權。
實際上，後來跟風的影視公司已經減少。“因為他們還要在這個行業裡存活，不能只為了保障自己的收益就不管其他人，畢竟以後的電影還要依靠影院的排片率。”李佳佳說道。
此外，綜藝“雲錄製”也是疫情之下的新物種。
傳統電視綜藝終於從現實走向直播間。湖南衛視的《嘿！你在幹嘛呢？》，從有想法到節目上線只用了5天時間，《天天雲時間》從策劃到播出也僅僅是50個小時。一時間，一大波“雲錄製”綜藝節目湧現。
但綜藝“雲錄製”整體節奏不好掌控，在試驗初期已經出現內容同質化、節目粗糙、藝人素顏出鏡，甚至直播意外翻車等問題。
李佳佳認為“雲錄製”可能會變成固定的線上內容，並且還能節省部分成本。“因為有現場觀眾的話，號召人以及現場維持秩序都是很麻煩的，觀眾可以在線參與。”
但在她看來，嘉賓最好到現場錄製，一是因為造型以及攝影棚燈光等要求在線上很難實現，二是“雲錄製”可能會讓內容太過單調和簡陋，很多環節和遊戲都沒辦法實現。
“‘雲錄製’讓觀眾少了很多現場體驗，再加上空間的侷限性，節目最後的播出效果必定會減分。”餘玥補充道。
3、前路充滿變數
但對於影視行業來說，一切仍然充滿變數。
今年2月，廣電總局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劇網絡劇創作生產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表示電視劇網絡劇拍攝製作提倡不超過40集，鼓勵30集以內短劇創作；每部電視劇、網絡劇全部演員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70%。
僅從縮短劇集條款來看，已經給行業帶來不小的震動。要知道，按照劇集集數計算收入是演員獲取片酬的重要方式之一，而製作方在售賣影視作品時，劇集長短也是衡量價格的重要指標。
因此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裡，為賺取更多收益，劇集註水一度成為普遍現象。而該通知的出現，在促進行業規範化的同時，也讓從業者過去的“套路”不再適用——他們必須儘快適應行業的新玩法。
無獨有偶，4月初，針對影視行業的限薪令再度升級。
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發布了《關於厲行節約、共克時艱，規範行業秩序的倡議書》，提倡網絡劇製作成本應控制在每集400萬元以內，並且攝製組的幕後工作人員工資將縮水30%，提出再一次削減主演人員薪酬的倡議，即全體演員片酬不應超過製作成本的40%，男女主角酬金不應超過製作成本的10%。這也被業內稱為史上最嚴“限薪令”。
“對於我們這種小演員來說，有戲拍就不錯了，限薪令目前對於我來說還沒有影響，不過機會相對會減少。演員限薪是大勢所趨，行業薪酬整體下降以後，演員的競爭壓力就更大了，現在連很多大咖都在接網劇了，腰部和尾部的演員競爭只會更加激烈。”餘玥說。
李佳佳則表示，所有人都從藝人這個環節裡受益，但最後被罵的都是藝人。“本來高片酬是視頻播放平臺當時為了搶用戶奪流量炒起來的，但目前平臺採購成本高、業績不理想，所以又想著壓低藝人片酬。”
“限薪令”對腰部藝人的影響最大。“頭部藝人一部戲的片酬是5000萬元，現在降到1000萬元，他實際上拿的還是不少，生活依然很富裕。但是腰部藝人以前拿100萬元，限薪令後到手可能只有十幾萬甚至更少，有的演員可能還不如上班族掙的多，生存都是問題。”
線下娛樂場所遲遲不能營業，也從消費端暫時切斷了影視人的後路。
1月23日起，全國電影院全面暫停營業。4月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通知，建議低、中、高風險地區的密閉式娛樂、休閒場所均暫不開業。
影院不能復工，第二季度票房與往年相比也將大幅下滑。實際上，2020年春節檔票房的慘淡已經影響到全年票房成績，有預測稱今年票房或減少近三百億元。
即使下半年電影陸續上映，可能也要等到國慶檔甚至年底的聖誕檔，線下影視消費才會慢慢回暖。
嶽昊認為，今年前兩三個月的票房為零，加上海外電影持續對中國電影市場進行衝擊，如果疫情在暑期檔之前沒有好轉，今年電影行業將損失慘重，回款週期會變得更長。
“影視行業的毛利並沒有想象那麼高，而且還帶有一些賭的成分，這是行業原生問題。再加上一個賬期套一個賬期，一下打亂了資金鍊，現在劇組和已經立項的項目很多都沒法正常運轉。原定於2020年、2021年就要出的電影可能延後，情況非常不樂觀。”嶽昊說道。
不過絕處逢生也並非沒有可能——每一個新舊交替的大時代，往往都是文化產業的高光時刻。
“影視行業經過洗牌之後，或許會迎來一個獨角獸時代，也可能會迎來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真正做內容的公司一定會笑到最後。”嶽昊說。
這也許是口紅效應的另一種解釋。李佳佳表示，“我覺得越是經濟不好的時候，應該是文化娛樂行業越發達的時刻。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居民不會有大的消費支出，但對一些小成本的娛樂需求會增加，比如說看電影、電視劇和綜藝節目等。”
在李佳佳的設想中，疫情爆發後，國家會針對影視行業推出一些扶持計劃，比如開放題材以激發創作活力。“從2018年開始影視行業就逐漸萎縮，從業者都期待政策層面出現鬆動跡象。”
而創作慾望正是業務增加、行業繁盛的基礎。“如果大家只能做一兩種題材，對應的工作機會、發展空間就會縮小，畢竟盤子太小就沒有辦法裝下那麼多人。”李佳佳說。
行業寒冬期無疑也是一場加速淘汰賽，真正有實力的企業與從業者才能更好地活下來。目前，大部分的影視人能做的是邊自救邊等待——等待行業全面回春，等待陽光穿破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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