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始於何時？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
考古工作證明，早在張騫之前，中原經過西北地方與外域的文化通路就已發揮著促進文化溝通、文化交流、文化融匯的歷史作用。漢人所謂“西域”，曾經對於絲綢之路的文化功用有過重要貢獻，所以有“前張騫的絲綢之路”之說。
也有學者明確說，陸上絲綢之路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3世紀，而海上絲綢之路則出現於公元前200年左右。這些說法，顯示了我國絲綢之路的源遠流長。但這些說法似乎都是從民間交流的視角出發，而非以中原王朝的官方為對象進行考察。本文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相關史料，揭示我國由王朝官方組織的絲綢之路最先始於嶺南海上。
一、張騫出使西域的本意非為貿易
張騫通西域第一次是在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聯合大月氏，共同打擊匈奴，中途歷經曲折，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漢朝。《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對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明確說：
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
可見，漢武帝正是為聯合大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才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其本意並非發展貿易。 只不過，張騫的西域之行，穿越了眾多的國家和區域，瞭解了西域各國的地理、經濟、文化乃至民情風俗，無意中為陸上絲綢之路探索了一條可行線路。
正是在這一線路的基礎上，形成了後來的陸上絲綢之路。然而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聯絡烏孫共擊匈奴，但也沒有達到預定目的。
後人所說的陸上絲綢之路在漢武帝時代差不多一直處於戰爭的緊張狀態。西漢從武帝開始，經昭帝、宣帝、元帝，不斷對匈奴用兵。漢匈之間的戰爭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之謀”開始，到漢成帝元年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為止，基本延續了整整一百年之久。
漢武帝在位時，從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對匈奴連年征戰，動用約100多萬兵力，其中大規模戰役就有8次，奪取了包括河套、河西走廊在內的整個漠南地區，取得了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但仍未能完全征服匈奴，漢匈雙方政治上仍處於對峙和戰爭狀態。
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開始了統一西域的軍事行動。從票侯趙破奴率漢軍降服了作為匈奴耳目的樓蘭和姑師。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獲勝。漢朝首次在西域駐兵屯田。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又派重合侯莽通率4萬騎兵出酒泉，迫使車師王投降。
後經過漢昭帝、漢宣帝的繼續發兵，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漢王朝在烏壘建立了新疆歷史上第一個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的最高機構——西域都護府，鄭吉擔任首任西域都護。漢朝設立西域都護府主管西域軍政事務，標誌著今天山南北地區正式納入我國版圖。
可見，漢武帝時期與西域的關係，基本上以征伐匈奴為主線。王朝不可能真正使用國家力量來官辦絲綢之路。即便有絲綢之路的出現，也是民間商人的行為。換句話說，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本質上並非為了開闢陸上絲綢之路，這與同是《漢書》直白記載的徐聞、合浦開海貿易完全不同。
二、正史明確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
嶺南從秦漢開始，就被中原統一王朝納入統治版圖，秦始皇在此設桂林、象、南海三郡進行管理。秦末中原動盪，時南海郡尉任囂臨終前建議趙佗立國自守。公元前204年，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以番禺為都城，建立了南越國。
西漢建立後，高祖時，南越國雖臣服於漢，但仍處割據狀態，南越國官員全由南越王任命，且對內稱帝。文景之治後，北方匈奴隱患基本消除，漢武帝決定武力收復南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國丞相呂嘉發動叛亂，漢武帝調江淮以南十萬樓船水師，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分五路向南越進發。公元前111年冬，兩大主力攻陷南越王都城番禺，又乘勝揮師合浦，收復了交趾、九真等地，南越國滅亡。漢武帝遂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九郡，將嶺南地區歸入西漢王朝的直接管轄下。
西漢武帝在穩固了對嶺南的統治後，在南越國時期海洋貿易的基礎上，又派遣使者沿著之前民間開闢的海上航線，大力發展官辦海洋貿易，開啟了中國歷史上首次由王朝國家官辦的海上絲綢之路先聲。這條官辦海上絲綢之路航線並不始於南越國的都城番禺，而始於今廣東西部的雷州半島，徐聞、合浦等地被王朝確定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對此有明確記載，引述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異物，賚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
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由正史記載的海上絲綢之路史料，也是最珍貴的、唯一的官方開闢絲路的確切史料。從史料中“自武帝以來皆獻見”看，以徐聞、合浦為始發港的海上絲綢之路始於漢武帝，具體時間不詳，但基本上可以判斷在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後，即公元前111年之後。而此時的西域則處於戰爭狀態中。
漢武帝為何要選擇徐聞、合浦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漢代徐聞轄地幾乎包括了整個雷州半島，隔海與瓊州相望，與合浦、日南均屬交趾刺史管轄。徐聞因三面臨海，人們隨時都能聽到潮漲潮落的海濤聲，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所纂《雷州府志·序》說，“徐聞迫海，濤聲震盪，曰是安得其徐徐而聞乎？”
漢代蒼梧郡廣信（今兩廣交界地區）是交趾（州）刺史所在地，時嶺南九郡皆屬於交趾刺史監察，廣信成為包括雷州半島在內的嶺南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嶺南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發祥地。事實上，漢代嶺南最早是沿著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漢武帝選擇徐聞、合浦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是與當時嶺南政治經濟中心相吻合的。
漢代在嶺南海疆還設障塞。《漢書·地理志》中的“日南障塞”就是軍事邊防點。宋代王應麟《玉海》引唐代顏師古話說：“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可見，障塞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建有城，且有人鎮守。《後漢書·百官志》則有更明確說法，“邊縣有障塞尉”，即障塞設有“尉”官，目的是防止有人“犯塞”。除此之外，嶺南的障塞還負有管理船隻出入海洋的權力。不過，從徐聞等港口出入的船隻，因有皇帝身邊的黃門直接插手，屬於官方船隊，障塞尉就要保護船隊的安全。
徐聞、合浦被正史記載為王朝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說明海洋在王朝心目中具有重要的經濟地位。徐聞處在漢代南海、合浦兩郡交界的最南端，通過海洋向南和向西航行即可抵達海南和南亞等地。徐聞港作為漢代官方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設立了管理海洋貿易的機構，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誌》記載說，漢代在徐聞縣南七里近海地設左右侯官，其職能是囤積中外貿易所需貨物，以供中外商人採辦，“與交易者有利”。徐聞港遂成為漢代官商共同打造的海上絲綢之路基地。《漢書》中的“黃門”屬於朝廷為皇家理財的少府下屬機構，說明漢代徐聞、合浦海上絲綢之路由朝廷少府管轄，其屬官之一黃門主要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皆由宦官充任，故後世亦稱宦官為黃門。黃門中設有譯長，派出譯使攜帶黃金及各種絲織物，率響應招募來的商民駕船出海，到海外各地購求大珠、壁琉璃、奇石等異物。徐聞港還是南海郡治番禺出海船隻向西航行的必經之路，也是古代往來海南島的必經之路。
漢代徐聞、合浦首開官辦“海絲”之路始發港，還與當時造船技術和地理知識有關。儘管西漢已能建造高達三、四層，外觀似樓的樓船，但這種船載重量和停泊噸位均不大，尚不能抗拒大海浪濤,遠海交通只可沿著海邊行船，才較安全可靠。西漢樓船沒有風帆，兩邊用櫓槳划水前進，在海上航行主要靠季風海流推動。徐聞面臨南海，10月至來年3月為東北季風，海流呈西南方向漂流；5月至9月為西南季風，海流向東北方向漂流。
徐聞、合浦作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還與廣州腹地有關。漢代廣州即番禺，《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這些商品基本上是海貨，但《史記》沒有明確說這些貨物是官方還是民間貿易的結果。
三、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文化交流
《漢書》等“正史”是後世王朝對符合統治者心意、屬佳作史書的官方認可和稱謂。正史在朝野士人心目中處於極重要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王朝國家的話語與觀點。然而，歷史包羅萬象，不可能事事俱全、面面俱到，一般來說，正史所記載的內容，均是在王朝國家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大事。因此，能夠在正史中留下一鱗半爪的文字，無論是對王朝國家還是對地方社會來說，都是具有深刻影響的重大事項，或者是具有教化意義的事項。
徐聞、合浦作為漢武帝時開闢的官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被《漢書》這一正史記錄在案，正說明了海上絲綢之路在漢代政治經濟文化中的地位。
漢武帝時從徐聞港出發的航線，將中國與沿海國家頻繁的經濟文化交往彰顯於世。《漢書》中記載的已程不國即今斯里蘭卡，黃支國即今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也就是說，經徐聞港出發可到達南洋和印度洋諸國。據朱傑勤先生考證，西漢時從日南邊塞，或徐聞、合浦出海，進北部灣，沿越南、柬埔寨、泰國近海處入暹羅灣，在緬甸登陸後，陸行至孟加拉灣，再航行到印度科羅曼德海岸，最後到達斯里蘭卡，並由這裡回航。
東漢時在西漢武帝開闢的海上航線基礎上繼續拓展，更多的國家經海道與中國建立聯繫，羅馬帝國的使者也從日南來中國獻象牙、犀角、玳瑁等。通過這條海上航線，中國的絲綢及其他商品輾轉流傳到西方，海外各國的商品也由這條航線運到中國內地。這條航線是我國官方文字記載最早、最重要的航線，部分已延展到地中海東岸。漢代國家貿易船隊向海外輸入的商品以絲綢為大宗，輸入中國的則是海外的香料、金銀器、寶石、琉璃器等貨物。徐聞、合浦的海洋貿易帶動了兩廣交界內陸地區的絲織品貿易，漢代蒼梧郡廣信女商人蘇娥跨地域販運絲織品即是例證。
漢代是我國曆史上繼秦朝短暫大一統後，出現的第一個維持長期大一統的王朝，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將中國文明推向了輝煌，此後歷代王朝統治者均以漢朝作為中華文明的驕傲，一直以追趕漢朝作為王朝統治的目標。漢代統治者不僅積極開疆拓土，而且注重與周邊四夷及海外聯繫，開闢了從徐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從長安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我國出現南北海陸絲綢之路並舉的現象，密切了漢王朝與西方各國的關係。尤其以徐聞為始發港的海路的開闢，不僅向海外輸送了中國的絲綢等物質文明，而且也向西方輸送了中國的精神文明，於此同時，西方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也通過海路傳入中國。
也就是說，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西方之間的商業貿易之路，而且也是中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之路。佛教傳入中國也可能最先由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引起。徐聞、合浦等屬漢代交趾（州）刺史管轄，時交州已有佛教傳播，東漢時在交州避亂的牟融撰《理惑論》說：交趾刺史蒼梧人士燮對佛教不排斥，每次出入均有疑似佛教徒的“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
據越南《大南禪苑傳燈錄》記載，交州由海路通往天竺，摩羅耆域、康僧會、支疆梁等高僧最初在此活動，並建寶剎20多所。這些僧侶又由交州抵廣州，有的繼續北上弘法，說明海路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重要途徑。我國新史學研究開創者之一梁啟超認為：“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致。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在梁啟超心中，佛教傳入中國是海路在先，陸路在後。這一觀點也得到學術界的響應。印度佛教通過海路進入我國，時間應在兩漢交替時，最先傳入交州、廣州，再進入內地[15]。也就是說，佛教在兩漢時通過海路傳入嶺南，到了晉朝隨著嶺南政治文化中心轉移到廣州，大德高僧雲集廣州弘法譯經。
總之，漢代官府開闢以徐聞、合浦為始發港的海上絲綢之路，表明從西漢開始王朝就重視陸海並重的開拓。徐聞、合浦不僅成為官方確立的最早絲綢之路始發港，也成為“海絲”早於“陸絲”的重要證據。因此，筆者認為，源於嶺南徐聞、合浦的官辦海上絲綢之路明顯早於從京師出發的陸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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