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就是曾给《三联周刊》写专栏的土摩托，在他那本讲述美国民谣史的《来自民间的叛逆》里，说过这么一个段子，“当我把这个爱好（喜欢民歌）告诉了几位朋友之后，他们都用一种不屑的口吻反问道：'民歌？每次春节晚会一轮到民歌上台我就躲出去抽烟，……民歌太俗了！'”
他接着说，“可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民歌可不是这样的！在美国，民歌经历过好几次复兴，至今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几乎所有类型的流行音乐都多多少少受到过民歌的影响，民歌在年轻人当中也一直有相当多的爱好者。可在中国，民歌什么时候成了保守、俗气……的同义词了呢？”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厘清袁越所说的“民歌”是个什么概念。
李皖在《民谣流域》(2008年版）中认为，“民歌”其实就是民谣（Folk Song）。民谣既包括了流传下来的音乐，也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源头，并一直是其“坚固的核心”。它是一种长期继承、发展、嬗变的音乐类型，流域宽广，囊括各种欧美流行音乐的类型（如布鲁斯、摇滚、朋克）以及所谓的世界音乐（World Music），等等。
民谣的概念如此宽广，基本把我们所知的音乐类型都包括进去了。不过，袁越提到的联欢晚会上的“民歌”，显然更多指传统民歌和现代以民族唱法演唱的歌曲，而他所说的美国民歌，则应该更多指传统民谣极其影响下的美国现代民谣。
回到袁越在前面提出的问题。他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一、真正的民歌大都是很美的。在传播媒体不发达、也没有“官媒”的时代，一首歌能流传下来，不可能靠炒作和硬推，必须有很多人喜欢才行。
二、民歌就是来自民间的叛逆。真正的民歌大都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描写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他们对生活中的不平事的不满和抗议。
袁越认为，（中国的）民歌要发展，必须现代化。就是说，内容上要贴近生活，唱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形式上要与其他音乐类型结合，否则是没有生命力的。传播上，要利用商业化来推广优秀作品，但不能被商业牵着鼻子走，从上到下的硬推就更不行了。
我个人觉得中国当代民歌（包括所谓小众的“民谣”）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在内容上，反映时代真实的境况和人们的心声，不避开甚至主动去面对社会问题的作品仍然不多，自然难以引起大众的共鸣。台湾有位民谣歌手说过：
“我总在心中惶惶恐恐地想着：我的歌声足以回答社会上关心我的人们的爱心吗？如果音乐除了作为娱乐的消遣品而外，不能在这大时代中负起一份该尽的义务与责任，音乐的存在是必要的吗？”
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愿意且有一定经济能力为钟意的音乐作品掏腰包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就是现代民谣崛起的丰厚土壤。他们所呼唤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最能表达大众共同心声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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