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工成为社会常态，地产人准备大干一场之际。上海地产圈却“地震”了，带头大哥们面临囹圄之险。
4月10日，中海地产上海公司总经理崔帅已被上海市公安局经侦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处于被调查阶段。其本人被停止上海普陀区人大代表职务。
该事件涉及方除了中海，还有华润、万科高管。华润被带走调查的人有公司副总裁兼华东大区总经理陈刚，华润置地上海执行总经理宋悠优等。万科上海公司首席投资官梅某处于失联状态。
据报道，目前，这3家公司的高层都赶到了上海滩，为此事斡旋。而中海、华润已对内下了封口令。
祸起“围标”案
三大地产巨头祸发上海，源于一场“围标”案。
围标是一个招标投标的专业术语，也称为串通投标，它是指几个投标人之间相互约定，一致抬高或压低投标报价进行投标，通过限制竞争，排挤其他投标人，使某个利益相关者中标。
就土地出让而言，围标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损害正常市场竞争，从而造成其他市场参与者受损，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中海地产于3月31日以零溢价获取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地块，随后与华润置地联手成立项目团队，而万科上海则作为财务投资参与其中。正是这样的发展轨迹，暴露了中海们的“围标”嫌疑。
在全国的土地市场，围标、串标现象并不鲜见，通过围标、串标获取巨额的收益几乎成为行业共识。不过，以往受到关注的围标事件多以在二、三线城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主。如合肥、东莞、德阳等城市，均出现过溢价过低，政府出台政策严厉打击土地围标的事件。
在上海，公开可追溯的类似事件是2016年旭辉在一次土地投标中因迟到失去招标资格。旭辉因此违约行为被列入诚信档案，三年内不得参加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同时已交纳的3.74亿保证金不予退还。在此后，被上海列入拿地黑名单的旭辉只能靠合作开发这种走擦边球的模式进行。
此次由中海引发的“围标”，进而牵扯到华润、万科等国内央企、国资背景的房企，还是第一次。
三大“不可取”
“围标”事件能受到全国瞩目，除了参与者的角色耀目，还具有以下几大时空特征。
第一，北外滩地块的重要价值。该地块因为位于市中心核心位置，且项目基本无配套要求、无限价，并且周边豪宅林立，对岸便是20万+的陆家嘴，可谓纯正豪宅范，因此被业内称为“钻石级住宅地块”。上海市领导曾指出“北外滩是市中心成片规划、深度开发的黄金地段”，并要求“高水平规划、高品质开发、高质量建设，每一寸土地、每一平方米建筑物都要很好地研究”。由此，足见该地块对上海的城市发展权重有多大。龙头房企的出事很大程度是因为挑战了政府的底线。
第二，事件能够曝出来，除了政府对“围标”行为的零容忍，还在于相关利益方没有协调好。除了万科、华润和中海，参与此次土拍的企业还有招商、平安和绿城（中交系）。它们的身份也不遑多让，背后都是央企和国资。
第三，上海的城市价值，特别是房价潜力。过去三年，上海利用严格的预售管控制度限制着新房的价格，房价同一线城市中的深圳、北京距离不小，并逐渐呈现向广州靠拢趋势。而实际上，在城市治理上，上海要比其他三个一线城市做得更好。上海还拥有着最广大经济腹地，理论上房价潜力巨大。
疫情之下，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长三角其他城市土拍火爆，上海本希望以此地块来拉动甚至抬高对上海楼市的预期。龙头房企却沆瀣一气，操权弄柄，让黄金板块却零溢价成交，是可忍孰不忍！
家国同运
受此事件影响，上海的土拍方式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4月10日，上海挂出两幅松江区地块。出让文件显示，竞拍名额、资金冻结期、竞拍方式都与之前有了不同。
首先是竞拍名额，10人以上竞价，可进6人；6—10人竞价，可进5人；5人以内竞买，可直接竞价，较之前增加了入围者。
其次，不超过5人时，不评分，直接竞价拍卖，价高者得。这意味着，上海执行了近三年的“评分制”有了松动。
再次，是“资金冻结”规则。原先企业在保证金缴纳之后到参拍之前均需冻结土地款，这中间有20天的冻结期；而新规只要在参拍前一天冻结资金。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规则的调整，体现出上海对土拍市场的公平化、市场化倾向，对房企来说影响甚远。而政府的快速反应，也从侧面说明了上海对营商环境的重视。
而此次“围标“事件的参与者，根据《招投投标法》相关规定则可能面临着刑诉和巨额罚款。
事实表明，即便贵如共和国长子，特殊情况下，也不能肆无忌惮，以身犯险。毕竟家国同运，不能助长一“子”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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