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掀起了一場中國考察熱。
在來中國考察的日本精英人群當中，有一位陸軍青年軍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有著“日本唯一戰略家”之稱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參謀石原莞爾。他帶著聯合中國抗擊歐洲的東方夢，來到了熙熙攘攘的武漢碼頭，在這裡，他看到了一個現實中國。之後，他用一年多的時間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觀”。石原的考察報告寫下了這樣結論：
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
據相關史料稱，當石原莞爾從中國歸來，就改變了他的“聯華抗歐”戰略，而變為“徵華抗歐”，去統治他們，利用他們的廣袤資源，做大日本，然後與西方較量。
20年代，對於中國，擁有石原莞爾同樣想法的日本精英還有很多。北洋統治中期，日本朝野上下，“將中國交給日本管理”之論，越來越盛。
“沉睡的獅子過幾十年還是睡不醒的獅子，終究不會覺醒。……四千餘年來的長夢，在今天還沒有充分喚醒。”1929年10月，日本歷史學者桑原騭藏發表《關於日支共存共榮》一文，文中認為，中國人是喚不醒的睡獅。
他的同事內藤湖南說得更不留情：“中國乃世界最古老國家……由於數千年來其周圍幾乎沒有可與之競爭、將其磨礪之別的國家存在，也就像曠野中的獨木自在地成長，充分發展，即使沒有受到外部之害，由於樹木本身的生命週期，也會在內部出現空虛……中國作為長期孤立的國家，因其內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漸趨於老衰，而從老衰恢復過來，靠樹木自身的活力來做到，是難乎其難的。救濟它，必須以外部之力去其腐敗、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內藤湖南對日本介入中國利於變革，拿出了實證：甲午戰爭。認為日本挑起的甲午戰爭刺激了中國變革，中國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都與這場戰爭有關，中國“如果因甲午戰爭而受到大的懲創是好事”，因為這場戰爭激發了民間政改訴求，加速了清政府滅亡的腳步。
更有一個學者加藤虎之亮，對日本介入中國會不會遭到官民抵抗，做出比石原莞爾還樂觀判斷：“中國的統治階級和下層民眾的關係很淡薄，作為國家組織的朝廷，實際是君主和百官結為一體，休慼與共，而他們的國家卻與下層民眾沒有關係，就好比海水，君與臣是表面的波瀾，雖然波浪起伏，但底層卻是什麼動靜也沒有。”
這些“中國之日本管理論”的鼓吹者，有個更大的理論基礎——大亞洲主義。
岡倉天心是此主義的最早表述者。他認為：“亞洲本為一體，喜瑪拉雅山脈兩側孕育了兩個強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會主義的中國文明和吠陀個人主義的印度文明”，這兩種文明是亞洲民族的共同遺產，是亞洲文化的代表。遺憾的是中國文明和印度文化都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現在“繼承亞洲豐富歷史並對其進行一貫深入研究的只有日本”，“日本是亞洲文明的博物館，甚至比博物館還要豐富”。
亞洲主義理論的另一個貢獻人物是小寺謙吉。他將岡倉天心前輩的亞洲主義冠以“大”字——《大亞細亞主義論》的出版，標誌著大亞洲主義在日本學界的正式形成。
“大亞洲主義”認為，黃白人種之爭是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中國與印度乃亞洲文明發源地，而日本乃承繼亞洲之文明者也”，日本是黃種人中最強的國家，是東亞的砥柱，“於中國問題，為維持東亞平和計，不能不拯之使免白皙人種之厄，則其欲為黃種之盟主勢也。夫如是可以護中國之領土使全，可以使其民為富強文化之民”，日本之所以有資格作東亞的盟主，是因為日本繼承了中國文明，“有中國之命運概不可聽自然而放棄。”就是說，日本必須管理中國，進而領導東方。
“大亞洲主義”有個別名，叫“亞洲門羅主義”。熟悉歷史的人應該知道，門羅主義系18世紀美國總統門羅對歐洲列強的昭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表示新興西方強國美國要做美洲的主宰。而亞洲門羅主義，是日本模仿美國，以東方新興強國之態，提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要求歐美國家不得干涉亞洲事務，各國要承認日本在中國等亞洲國家特殊利益，日本是亞洲的領袖，亞洲各國必須接受日本指導。
亞洲門羅主義的第一踐行者，就是石原莞爾的前輩石井菊次郎。石井菊次郎系日本著名外交家。1926年3月，國聯行政院39次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這次會議破天荒地選出一個亞洲人做當家人，他就是日本駐國聯代表石井菊次郎。
石井菊次郎當選行政院院長，並以此身份暫代國聯會員國大會主席職務。這是亞洲人在國際舞臺的第一次。石井菊次郎的最大外交成果，是與美國簽訂了一個劃時代協定——“藍辛—石井協定”。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給日本帶來的福利。1917年，日本因乘歐美列強無暇東顧，竭力擴大在華權益，招致美國不滿。遂派特使石井菊次即赴美國，與國務卿藍辛談判。石井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利益，藍辛則提出日美共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的反建議。幾經爭鬥，雙方為避免正面衝突，美國國務卿藍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華盛頓於當日達成政府間交換公文，並訂立“藍辛—石井協定”。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同意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承認美國享有“機會均等”的權利。
至此，兩個東西世界的後生，相互認同。日本成為得到西方承認的亞洲新主人。在石原師徒的影響下，日本朝野漸漸形成了一股新勢力，他們還大多加入了政教合一組織：國柱會。
國柱會是日本國家主義的衍生物。它對日本軍國主義有一個理論貢獻，創造“八紘一宇”之說，作為日本的國家願景。
“八紘一宇”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八方一統”。而國柱會從教義角度對此的解釋是：世界上每一個人，無論人種如何、風俗如何，最終都會接受一種普遍存在的價值——修養內心；“八紘”的思想，最終都會統一到“一宇”之中，日本必然以道義達成世界統一。
這個“八紘一宇”與日本神道及大亞洲主義“亂燉”成果效果非凡，給國柱會招攬了大批少壯精英，尤其在軍界，影響越升越高，乃至石原莞爾這個日本軍中稀有的戰略家也積極入會。還有石原莞爾的好友加戰友：板垣徵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都受到感染。
石原莞爾對“八紘一宇”非常認同，受此啟發。1928年寫出了成名作《最終戰爭論》。書中認為，世界不僅思想一統，政治也會通過戰爭達成統一體。能夠打得起最終戰爭的重要一方，一定是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東亞同盟。
以石原為代表的國柱派主張：慎重擴張，立足東方，與西方合作。對於中國，不主張一口吃掉，而是吃掉一部分，徐徐圖之。對外關係，偏向親美英，暫不做征服世界的打算。
三年後，他們策劃發九一八事變，2萬日本關東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中國東北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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