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金瓶梅》是不是淫書，這不是文學問題，不需要討論。
我認為評價文學作品有三個方面：1，語言；2，形象塑造(對人性，對個性的發掘與表現。)；3，對社會生活的反映。語言是最基本的，孔子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後兩者一個是寫人，一個是寫環境。寫人是文學的目的，所以說文學是人學。寫人一定要寫環境。但寫環境是為了寫人，關係不是相反。所以形象塑造是文學作品價值之所在，是評價的焦點。
歷來對《金瓶梅》的肯定評價大都集中在“寫實”二字上，也就是寫環境，而不是前二者。這是不是已經意味著二者不是它的長項?我認為如此。在這兩方面，它的確不如《水滸傳》和《紅樓夢》，所以文學地位在二者之下。
《金瓶梅》開頭幾乎照搬了《水滸》裡的一段武松故事，只做了一點兒文字改動。把兩本書裡的這同一段文字對照著看，尤其是看這些改動，就可以看出《金瓶梅》作者的文字水平與《水滸》作者不在一個檔次上。
再說“寫實”在文學作品中的價值。
對《戰爭與和平》的評價往往有：波瀾壯闊，真實再現了十九世紀初的俄國社會生活。其實即使托爾斯泰做到了這點，這也和他夾在該小說裡的對歷史的議論一樣，和文學沒有關係。寫環境也有藝術價值。這價值在於它對塑造形象起的作用。在此前提下才談得到寫得是不是美，是不是真，是不是寫得好。比如巴爾扎克寫十九世紀初法國土裡土氣的一個外省小鎮，它好在幫助烘托出葛朗臺父女的形象，而不在於是否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那個小鎮的生活。你可以把小說當歷史讀，但那不是小說的優點。就像史學作品也可以有文學價值，當小說讀一樣，比如司馬遷筆下的人物，但那也不是史學作品的價值所在。
文學作品如果以寫社會生活為目的，焦點就偏了，就不會有文學價值。我們常聽說有寫妓女生活的作品，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寫部隊生活的作品。。。這是看表面的說法。作品有沒有價值，不看是不是寫出了生活，而看是不是寫出了人物。這人物也不是妓女，農民，和軍人，不是千千萬萬個同類的代表，或“典型”，而是個性。不是“寫出了一代人，”而是寫出了一個人。寫出了林沖，寫出了張飛，寫出了豬八戒，寫出了鳳姐，而不是寫出了禁軍教頭，封建大家庭的少奶奶，。。。。寫出了這樣的人物形象是文學作品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畫家有專門畫環境風景的。但其作品的藝術價值也不在於寫了什麼實，而在於是否創造了美。美才是藝術的目的。
比如《清明上河圖》，它是“寫實”的作品，如實表現了北宋汴梁的城市生活情景。但這不是它的藝術價值，而是歷史價值。作為一幅畫，它的藝術價值不在於是否真實再現了當時當地的生活。那是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風俗史家在裡面尋找的東西。藝術家和欣賞藝術的人要看的不是史實，而是畫家對人物和與人物融為一體的環境的刻畫與表現。
用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做例子，能把這個道理看得更清楚。他來到七十年代的中國，看見什麼就拍什麼，沒有選擇，或者說只把一個外國人的新奇感當選擇標準，選擇他自己生活的環境會讓他在中國感到有趣的現象。他只是把一個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中的影像，往往被生長在那個環境裡的人視而不見的影像，用攝像機保留下來。幾十年，幾百年後，那個環境沒有了，這些畫面就有價值了，但不是有藝術價值。這其實是不需要說的，因為它是紀錄片，而不是故事片，和藝術沒有關係。而且由於選景標準的膚淺，它作為紀錄片價值也不高。
以上是我對藝術作品“寫實”的看法。所以我對所謂《金瓶梅》是寫實主義的奇書這個評價也不以為然，不認為它因此就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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