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直接為低收入群體及小微企業發放現金補貼的建議

新冠疫情從農曆新年前爆發至今已近3個月,加上疫情發生之前國內產業升級轉型和經濟下行帶來中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形式本就趨緊,大部分小微企業現在已是雪上加霜,實體經濟一片哀鴻,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但小微企業關乎大量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問題,關乎國民經濟的活力,更關乎全國就業穩定的大計,尤其是過去5年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一大批創新型小微企業,更是國家經濟的寶貴財富,在這一前所未有的災難下,需要中央最大力度的迅速制定切中要害的扶持政策,才有機會遏制持續惡化的局面,避免無法想象的後果。

從實際情況看,新冠疫情可能仍要持續較長一段時間,國家在對外傳播中也提到要做好較長時期共存的常態化心理準備,所以我們的疫情管理方式應該迅速轉變思想,從心態上和制度上迅速調整,做好新常態甚至未來新冠成為流行病的可能,停止這種動用全社會的力量嚴防死守的方式,轉而加大個體防護意識及出現重點轄區個體案例的重點防控,當下的防控方式如果不能在短期內迅速扭轉,造成的對經濟和社會群體心裡影響及背後的成本實在是極其巨大。經濟停滯乃至崩盤所帶來的影響和對個體和國家的損傷不會亞於甚至還會遠大於疫情的影響。

目前,儘管國務院多次針對經濟復甦和各行業的扶持進行了專項討論,包括生產、流通和市場環境等都陸續出臺了相關政策,各地關於扶持經濟的會議也頻現,但是多數會議流於形式。絕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已經在生死存亡的邊緣,每多一天不確定性就多一批企業倒下,不亞於和病毒賽跑,而切中要害,針對這批民營中小微企業生存的可執行政策至今還未看到。為什麼援助和中小微企業的政策措施出臺難、落實難、效果差,因為長期以來除了個別地區,我們地區執政官員從來沒有真的強有力地重視中小微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以已出臺的金融政策為例,金融扶持政策多圍繞定向降準及減稅。

降準實際只是理論上象徵性降低小微企業的銀行端貸款的現行成本,現在很多企業實際上不需要貸款,因為沒有訂單,所以這樣的救助沒有多少意義,對於解決企業疫情影響下迫切的生死存亡問題意義極小。更不要說貸款本身在我國現行體系下就是給優質企業的金融福利,真正能進入銀行貸款體系的民營中小企業微乎其微,絕大部分沒有資格的企業群體根本無人關注。而這些企業已經在彈盡糧絕的邊緣,再不迅速的切中要害,大規模的失業潮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將不可避免。減稅在沒有正常業務的前提下一樣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類似的每次大水漫灌,最終獲益的大都是央國企、頭部大企業和精於鑽營官商關係者,在客觀上進一步扭曲了市場結構、企業結構。

雖然已經有社會上一些有識之士做出了判斷但絕大部分經濟學家、學者對於當前經濟情況還是過於樂觀。作為優客工場的創始人,過去五年間一直深入觀察小微企業尤其是創業者群體,這次疫情下至今為止國家對經濟上尤其是小微企業上的扶持政策深深憂慮,小微企業群體十分特殊,這一群體整體規模大,發揮的社會價值大,但是單體話語權極弱,抗風險能力極差,加上今年本身的經濟形勢就極其嚴峻,失業人數大;又適逢歷史畢業生新高,就業壓力大,在這兩大不安定因素的基礎上如果不能迅速採取非常規手段穩定小微企業群體,後果不堪設想。

反觀疫情當下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均迅速開展對疫情下個體和小微企業的支持。與我國不同,上述國家相當一部分政策重點圍繞小微企業存續以及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現金補貼展開,簡而言之即:直接發錢。

以美國為例,美國這次的財政計劃佔到GDP的10%,小企業管理局負責的3500億企業貸款在特朗普政府宣佈的兩萬億美金提振經濟計劃後不到兩週內就已經迅速發放到符合標準的企業賬戶。只需要通過指定銀行提交信息即可,操作極其便利。而另外佔GPD近3%的針對家庭或個人的現金補貼也達到空前的5600億美金,遠超過08年的規模。具體是對於年收入不滿七萬五美元的個人,或不滿十五萬美元的家庭一次性補助一千二百美元。符合條件的個人或家庭還可以獲得每個孩子五百美元的額外補助。對於收入超過十九萬八千美元的家庭將不會得到任何現金,也符合在疫情和經濟巨大波動狀況下政策必須極大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原則。

加拿大聯邦政府發佈針對疫情期間幫助中小企業的財政措施簡稱CEBA措施,包括約250億加幣(相當於1260億人民幣)的小微企業補貼,其中75%為直接的薪資補貼,另外25%為無息貸款。其中除第一年免息之外,對於可以在還款日還清貸款的,還將免除貸款額25%的還款。而加拿大針對受疫情影響的居民的現金補貼規模達到475億加元(超過2400億人民幣),佔GDP的2.3%。

澳大利亞針和新加坡兩國針對居民的直接補貼規模也分別達到249億澳元(約1100億人民幣)和59億新元(近300億人民幣)。另外,兩國也推出了針對小微企業的租金和人員補貼,以我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為例,9人的小團隊企業收到的人員工資補貼約為5萬新幣,員工還會收到額外的政府消費補貼,極大程度上維持了小微企業在非正常業務狀態下團隊人員穩定性。

除上述國家外,英國和德國目前的財政刺激政策中也針對小微企業安排了大規模的直接資金支持。英國除對直接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職工發放補貼和提供貸款支持外,針對年利潤低於5萬英鎊的個體經營者推出每月2500英鎊,至少發放3個月,預算總額90億英鎊的補貼政策。德國在總額7500億歐元的刺激計劃中,有500億歐元(佔GDP1.5%)專門對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放一次性補貼,支持並給予僱傭不到5名員工的公司將一次性收到9000歐元,對於僱員不超過10人的公司,可一次性收到15000歐元。

從上述國家的政策可見,各國均在較短時間內出臺了針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大幅度現金補貼政策並迅速執行到位。直接現金補貼佔到所在國GDP的百分比從德國的約1.5%到澳大利亞近11%。可見力度之大。各國都深諳中小企業群體穩定,才能穩住甚至消化更多社會勞動力;大規模低收入群體有錢花,消費才不至於極大程度的萎縮,消費才有機會成為拉動經濟復甦和增長的持續動力。這兩個群體的最大特性在於其脆弱性,3個月的疫情已經讓這兩個群體瀕臨崩潰邊緣,採取雷厲風行的政策迫在眉睫。

基於以上考慮,我建議:

1. 建議中央迅速研究針對中小企業的大規模現金補貼計劃,發行特別國債,利用稅務系統大數據的優勢,針對一定納稅金額以下的小微企業儘快一次性發放足額現金補貼,支持小微企業的租金,人員和流動資金,再持續圍繞小企業發展的各方面需求陸續出臺可落地的細化政。先讓小微企業活下去,再研究如何活好。經此一役,小微企業的生存發展問題會成為一個較長時期投入重大關注的民生和社會問題,需要中央及各地方長期真正關注。

2. 建議中央發行特別國債,地方配套專項,制定圍繞失業群體、貧困群體、低收入群體等個體和家庭的現金補貼計劃並從速發放,避免上述群體出現因為經濟影響而可能的生存危機。針對中等收入群體發放消費卷,激活消費和需求,拉動製造業和內需。

3. 針對兒童和老人進行專項補貼,針對正在接受各種類型的繼續教育的成年人進行專項補貼。

4. 針對金融服務機構,建議在切實落實已出臺普惠金融政策的基礎上,

進一步作出針對小微企業貸款門檻的大幅度突破。建立臨時性科學的評估體系和機制,大幅度簡化疫情下的臨時貸款流程。針對還款困難的企業給予展,續貸及免除逾期利息等政策,經查屬實卻為疫情影響所致的,一段時間內不計入失信名單。階段性免除個人貸款利息,對於因疫情導致的失業而短期無法償還貸款的個人,優先支持再就業。

5. 對於疫情期間的各項旨在恢復經濟的相關地方決策給予人階段性取消終身追責制,並調整官員考核目標,將失業人數,再就業人數,小微企業等相關數據作為地方主政官員短期內的首要考核指標。在現行考核體制下,相當一部分執政人員已經從懶政出現拒政,凡事首要考慮潛在的追責風險,必然傾向於服務風險較小的國央企生態體系企業,市場上真正受益的民營小微企業鳳毛麟角,也導致中央出臺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落地難,需要根除形式主義。

6. 更大力度的持續支持和優化創業環境,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創業,就業平臺型企業,繼續鼓勵科技成果向產業轉化,鼓勵公職人員停薪留職創業,鼓勵國有資本參與創投,給予創新創業服務群體更多社會榮譽,鼓勵這一階層的壯大,在穩住創新創業群體成果的同時,繼續發揮創業帶動就業的市場效應,讓創業群體消化更多的社會就業和消費壓力。

持續的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波及方方面面,國內外疫情的時間差更是對大量行業的正常運作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需要各級政府儘快轉變疫情管理的方式和態度去加速恢復經濟以及更精準政策的釋放。而在這過程中,政策落地的及時性與科學性、合理性同等重要,可以預計下半年經濟壓力會繼續加大,需要政府,企業,社會更大程度的相互配合和不斷優化調整來穩定中小微企業群體,保證經濟產業就業人口不發生巨大變化,需要中央政府在全國層面對中低收入群體進行一次性大規模現金髮放,並保證一定的力度與覆蓋面,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費能力,通過刺激消費帶動經濟良性循環。只有中小微企業穩了,中低收入群體生活穩了,全面的經濟復甦才有實現的可能。多耽誤一天,就有更多的企業倒下,製造更多的失業人口。不以空前的力度下猛藥,再拖一兩個月,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和隨之而來的失業潮則很難避免。

中關村顧問委員會委員

中國科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團中央創新聯盟執行理事長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

優客工場 創始人 董事長

毛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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