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因此御史臺也稱烏臺。
這起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故稱“烏臺詩案”。
起因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軾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作《湖州謝上表》謝恩。
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以此美缺相贈。
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不忘加上點個人色彩，其後又有 “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
而正是這兩句話，被別有用心的人挑出來了。
"新進"、"生事"各有來歷，屬那個時代的熱門詞彙。
此時正是王安石變法時期，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新人的提法，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新進有了一種“突然升遷的無能之輩”的意思。
在中國古代，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送達各相關中央、地方政府機構，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報紙。
官員的調遷、謝恩表也是要登上公報的。
蘇軾所寫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按宋朝開國以來文人當政的傳統，這些表達也可以說是坦誠的批評。
但巧就巧在時機不對。
當時正是新法推行的十字路口，王安石也由於各方壓力巨大，宋神宗已同意他致仕退隱。
但新法仍在推行，朝堂內外異議洶洶，這不免讓宋神宗有了強烈的挫敗感。
他決定拿出皇帝的權威，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對於那些反對變法的“舊黨“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嚴懲。
經過
神宗的態度給了一心整垮“舊黨”的新進們機會。
著名的大文人蘇軾剛好趕上了風口浪尖。
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其文章政論為天下所宗仰。這時正是文壇領袖，每有新作出來，天下共賞。
如任由蘇軾的作品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將很不利。
這些御史文人也是嗅到了來自神宗皇帝的默許信息。
六月，監察御史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裡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
監察御史舒亶經過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 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神宗皇帝從無意殺害蘇軾，不過這個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願予以充分調查一番。
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湖州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立即解往京師。
審問期限很長，前後達四十多天。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是批評新政。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
神宗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
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
神宗大怒，命御史臺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審訊者常對他通宵審問，巨大精神壓力下，未卜生死，一日數驚。
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
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
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
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燻魚。
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兩首訣別詩：
其一：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 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
"柏臺霜氣夜悽悽，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 桐鄉應在浙江西。"
蘇軾自知詩作寫好之後，必定是要上呈給皇帝的。
想著只要耽擱了兩天，說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結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動。
當朝很多人也為蘇軾求情。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這等於是皇太后的遺言。
結果：
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
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
作者觀點：
變法大潮下，烏臺詩案，對時代來說，只是一粒塵埃，但對於蘇軾，卻是人生的一座山。
翻過這座山，蘇軾的人生就成為了蘇東坡的人生。
一個豁達淡泊、隨遇而安，歷經劫波、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蘇東坡呈現在世人面前，與上輩子青春激盪、揮斥方遒的蘇軾共同合成為了中國千年文人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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