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拜登（Joe Biden）的全球主义者陷阱。
拜登不能通过变得更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来与特朗普竞争。如果他让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全球主义者（globalist），他也不会做得很好。因此，他必须走钢丝，表明一个人既可以爱国，又可以不变得很民族主义。
特朗普竞选团队最近将拜登描述为对中国“软弱”，这表明这位前副总统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如果他允许选举期间的外交政策辩论被框定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全球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他被塑造成一个全球主义者，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他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
自由派精英（Liberal elites）支持全球主义。他们支持将权利视为人权，而不是授予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民的权利。他们反对对那些逃避暴力和经济贫困的人关闭边境。他们倾向于支持跨境贸易的自由流动，因此反对保护主义。然而，绝大多数美国选民是民族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排外的。然而，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他们的国家——放在首位，几乎没有什么麻烦。因此，他们对极大地限制美国在海外为促进人权和民主所做的工作持开放态度; 他们支持强大的国家边界; 以及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不公平竞争的努力。他们对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机构以及美国对外援助的热情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全球大流行爆发之前，全球主义者也不是赢家的原因。
要评估冠状病毒对选举的影响，有必要详细了解一下敏锐的政治分析家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阐述这一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要么会助长民族主义，要么会重新点燃全球主义，这取决于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方式。米德认为最好的行动方针是拥抱全球主义:“在医学和经济层面上，大流行需要专家领导和国际合作，”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全球疾病的传播还是其经济后果，各国政府都无法独自应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各国政府“主要制定了应对措施。米德认为，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初步反应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公众的恐惧，以及实施新的国内卫生和经济政策的需要，会使国家政客们获得影响力。另一方面，米德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帮助那些“缺乏应对这种冲击所需的资源”的国家时获得声望，这可能有助于使世界向全球主义倾斜。罗素总结道，如果拜登获胜，“美国政府将重新站在冷战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计划的一边。”“特朗普的连任将发出相反的信号。
特朗普不难把拜登塑造成一个全球主义者。拜登的言论从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到混淆视听的含糊不清者，不一而足。这位前副总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20年3、4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它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强调国际机构、联盟、关系和合作。他断言，“与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并不会让美国变成一个笨蛋”，他还得出结论称，“我们正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对手，希望利用我们社会的裂缝……应对这一威胁的答案是更多的开放，而不是更少: 更多的友谊，更多的合作，更多的联盟，更多的民主。他详细阐述了他将如何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比如通过加强北约(NATO)。特朗普曾多次攻击北约。拜登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他六任参议员和两任副总统期间，他“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可靠支持者”。虽然他并不后悔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他最近表示“公平贸易很重要”。不是自由贸易。公平贸易”。
特朗普的连任竞选活动发布的广告试图把拜登描绘成对中国过于宽容的人。去年夏天，拜登称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一言论遭到了左派和右派的批评。此后，拜登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一些反驳，他说:“我当然担心中国——如果我们继续追随特朗普的道路。简而言之，拜登可以被视为一个全球主义者，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归类的人。然而，在一场正在加强民族主义的大流行期间，他试图拒绝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连任，而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资料来源：National Interest ）20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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