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谷雨
赵冬苓觉得接下《猎狐》的那一刻开始，剧本创作上的压力，就压在了她的身上，这股压力到现在也没有消解。
即便剧本已经创作完成很久，《猎狐》也将于今晚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优爱腾三家视频平台播出，赵冬苓还是没能松懈下来：长达3年的时间里，赵冬苓的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一笔一笔书写这个剧本，从令人唏嘘的真实案件里采风，然后搭建出《猎狐》的世界，压力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她的日常。
这股压力来得非常早，起初柠萌影业主动找到她，他们希望能做一部不错的正剧，内容根据2014年公安部发起的“猎狐行动2014”创作，份量的确很重，《猎狐》就这样交到了赵冬苓的手中。
实际上，以“猎狐行动”为背景，反映当代中国打击经济犯罪，展开跨境追逃的电视剧《猎狐》，它的创作之路可谓艰难。这种艰难体现在内容尺度如何拿捏，人物关系如何刻画，时代大潮如何对各式人物造成冲击等，骨朵也就此专访了《猎狐》编剧赵冬苓，与她聊了聊这部剧的幕后创作故事，以及《猎狐》的突围。
《猎狐》的“浮世绘”是怎么找到的？
《猎狐》的故事发生在2007年，讲述了一线经侦警察侦破经济犯罪大案，跨境追逃犯罪嫌疑人的跌宕故事。编剧赵冬苓对《猎狐》剧本创作的感触很深。这部剧的剧本初期工作让她非常苦恼，主要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内容要聚焦到经济、股市上，但她说自己又是一个“一分钱股票都不买的人”，所以首先就要克服专业领域难度；另外的创作压力来源于大量的案头工作，还没正式采访前，制片方给她提供了非常多的相关材料，赵冬苓越看压力越大。
专业知识可以恶补，但《猎狐》的剧本该怎么定调和找方向，这让她犯了难。44集的经侦剧《猎狐》以真实案件取材，围绕国家2014年7月由于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为创作契机。“猎狐2014”在仅半年的时间内，共派出70多个行动组，从69个国家和地区缉捕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为反腐斗争和打击经济犯做了积极贡献。而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开展近六年来，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缉捕“百名红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
跨国追踪、经济股市、正反抗衡，怎么看都兼具爆点元素，但赵冬苓的顾虑在于，《猎狐》究竟该聚焦到“抓人行动”，还是应该漫射到弧度更广的领域，这一直让赵冬苓拿不准。
题材特殊，又是一部反映经侦警察的作品，可采用的故事元素很多，但创作要涉及到定调搭配，毕竟从不一样的角度出来的内容，质感是不同的。全世界抓人，听起来很刺激，对创作者而言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赵冬苓说，自己首先不是追求刺激和动作戏的创作者，这种题材更适合电影，对时长更长的电视剧创作来说，不太合适，对观众也不友好。
《猎狐》的创作焦虑一直萦绕着她，直到一次创作采风，改变了她当时的处境。
赵冬苓回忆到，剧本创作初期自己去公安部采访，连当时的经侦局领导都看出了她的紧绷，但得益于那次和对方的谈话，也让她逐渐消解了自己的写作焦虑。
“他跟我说了三句话，很遗憾，第三句话我忘了。前两句话对我的作用特别大，所以我记得特别牢”，赵冬苓坦然到，对方向自己分享了他关于《猎狐》的理解和看法，这席谈话让她吃了一个定心丸，心里有了对《猎狐》的创作底气。
两人聊天，他首先建议赵冬苓跳出“猎狐”写《猎狐》，猎狐不仅仅在于警察追捕经济犯罪份子时的惊心动魄的追捕戏，更重要的在于过程，在于反映国家在打击经济犯罪、公安战线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程和使命。重要的在于因，而非果。
其次，他建议赵冬苓用二元法来创作，所谓二元法既要有对经侦警察也要有犯罪份子的立体人格。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好处在于，采用悲悯的视角，客观看待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下，经济大潮对每个人的冲击。于观众而言，才能感同身受，
这是对共情点的把握。这次谈话也让赵冬苓更加确定了《猎狐》要聚焦到反映国家和公安战线如何打击经济犯罪上，她要把创作的疆域弧线扩大。想通了这一点，《猎狐》后面的工作就好推进了。
最终，这部灵感取材自“猎狐专项行动”，围绕经侦警察追捕打击经济犯罪的故事，由夏远和王柏林搭建起整个剧本经纬，展现出复杂的人性斗场，以经侦警察为切口，呈现了一部专业的、反映社会经济大潮变化的正剧。
《猎狐》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一部经侦题材的长篇叙事作品，讲得是经济大潮推动历史滚滚向前，在巨轮下奔跑的人钩织出的一副“人性浮世绘”，呈现的是各个立场、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怎样被经济大潮追赶、怎样被碾压，如何挣扎，又如何放弃？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何走向深渊，有的人又如何在与对手此消彼长的对抗中，恪守理想与信念，抵得住诱惑，向前行走。
在这出犹如人性剖析史的长片中，时间横跨八年，期间围绕主角夏远，各式人物关系如同蔓藤一样，铺展延伸出去。赵冬苓要在这样大的一个体量里，给观众一点一点搭建出一个复杂经济大案的建筑轮廓，每一块积木和搭建的顺序，都尤为重要。
多线索铺陈、高信息承载，
《猎狐》的野心
“这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金钱的诱惑下，人性表现出来的那种脆弱，那种受到的诱惑，是非常让人感慨的。”关于《猎狐》的创作，赵冬苓感触颇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猎狐》就是一部反映中国经济变化下，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性变化。在创作背景上，《猎狐》讲述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股市开放后，数以万计的股民涌入，人们看到了股市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却也往往刻意忽略它的风险。赵冬苓感叹，“看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但又有多少人一夜破产”，股市崩盘之后，人性变化和脆弱，体现的淋漓尽致。
《猎狐》的剧集开篇，就以这样的案件为支点，辐射出多个重要线索。 药厂厂长钱程在朋友王柏林的怂恿下，说服厂里所有职工，将钱汇聚到他手里，拿着这些钱买了王柏林公司的股票，哪知道一朝跌盘，血本无归。被厂里员工围堵的钱程走投无路，挟持王柏林无果，最终跳楼自杀。然而钱程虽死，但在经侦警察夏远和杨建群眼里，王柏林的反应微妙，这起事件背后似乎藏着更大的阴谋。
“钱程案”是赵冬苓为《猎狐》设计的一个又脆又响的开头，“就是因为钱程的这惊天一跳，把所有人都带进来了”，在赵冬苓的创作里，钱程的位置不可谓不重。因为他的跳楼，奸商王柏林的犯罪前史和吴稼琪的恩怨线，被引出来了；同时也把这部剧的两个主人公夏远和杨建群带出场，将两个人前期的羁绊线和兄弟情提前交代给观众；钱程跳楼，也成为《猎狐》另外一个重要的反派人物郝小强——这个股市操盘手的出场契机。
“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主人翁，全都在这一个戏里面带出来了。”赵冬苓坦言，围绕着钱程案后边还有伏笔埋设，钱程的儿子、老婆的故事也牵绊着剧情发展，它毫不费力的把所有主线人物呈现给观众、将几条故事线一下子扭到一块，起到爆雷作用， 《猎狐》由“钱程案”这一个小局，慢慢引出后面的所有故事。
赵冬苓告诉骨朵，一个好开头对剧集非常重要，没有找到好的开头，她永远觉得故事是不成功的，只有找到故事的起点和支点，她才能有信心发展后续的故事。
开始写《猎狐》的时候，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无论如何都要从一个刑事案开始，“虽然我是要写一个经济犯罪，但是我要从一个刑事案开始，一个刑事案可能观众会更感兴趣，可以把各方的各路人马都纠结在一起。”更实际的考虑是，编剧要考虑观剧门槛，《猎狐》本身就是一部在经济股市背景下创作的作品，如果一开始就写经济活动，她很担心观众带不进来。
“钱程案”非常具有股市典型性，它牵扯到股市、政界、金融等多个领域，剧中每个角色背后相互牵连的线索，又构成《猎狐》搭建的大局，全剧围绕这一个案子，各路人物对抗斗争，搭台唱戏。
以打击经济犯罪、海外追逃为新视角，以经侦警察为切口，不断与犯罪份子做“头脑”斗争的《猎狐》，从内容到剧本创作模式上，走了一条与以往同类剧集创作上不一样的新路子，《猎狐》呈现出“放射线”式的剧本创作模式。
而赵冬苓笔下的《猎狐》注视着的，是当金钱潮水冲来的时候，各色人等的表现，“它无所谓大人物、小人物，在它面前都是小人物，这个东西是我感兴趣的，也是我在这个剧本里面着力去写的一个东西”，这是《猎狐》的野心。
大时代，小人物
“我自己的剧本，我希望每个人物都不是符号，都有他自己的使命，都有他自己的发展变化，成长的路径，都有他自己的命运。” 在人物创作和故事线设置上，赵冬苓对剧中各式人物与关系着笔力度不同，试图反映多元复杂的人物困境。
王凯饰演的经侦警察夏远，是她着重塑造的角色，作为《猎狐》的男主人公，赵冬苓想要在夏远身上找到一个答案：不论什么人，在金钱和其他关系的诱惑下，都掉进坑里，为什么夏远能抵住诱惑。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赵冬苓设置了很多内容。首先从对他最重要的两个人，女友于小卉、亲如兄长的师父杨建群入手。他们是夏远的两难困境。
女友于小卉从小和夏远一起长大，处在夏远的保护下，她的人生经历基本上就是一张白纸，所以当她面临股市冲击，又碰到郝小强这样一个号称是股市大神、股市天才的时候，自然会被郝小强吸引。出于对郝小强的崇拜，于小卉最终离开了夏远。对重感情的夏远来说，这样的生活打击，足以让他对自我产生怀疑。
而他与杨建群的关系变化，可以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赵冬苓坦言，杨建群于夏远来说是兄弟又是师父，他对杨建群非常尊重，对方既是行业里的老大哥，出场的时候又是生死弟兄，这样一对兄弟最后的结局走向，是《猎狐》的重要看点，是她着力塑造的故事。
赵冬苓笔下的杨建群具有典型意义，实际上《猎狐》开篇也通过几件事进行渲染。杨建群从底层一步一步奋斗上来，在队内，领导和下属都非常倚重他，尊敬他，他对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这是他唯一放松的环境。
回到家庭关系里，他娶了一个干部子女，岳父是政界人士，他在岳父母面前和家庭关系里显得比较弱势。剧里，因为钱程跳楼，他回去复命，当着下属的面，岳父对他没有施展好脸色。妹妹没有找到工作来家里寻求帮助，妻子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态度，还把妹妹省吃俭用给她买的脸部护肤用品，用来擦身体，杨建群的表现是复杂的。他身上有典型的家族文化与社会人情文化的碰撞，是《猎狐》的隐藏线索。
“（这种态度）会对他这种脆弱的，而这种孩子往往有过强的自尊，会对他的自尊形成打击，自己的妹妹又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困境，让他陷入挣扎。”
在赵冬苓看来，对反派人物的书写，最重要的是去写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掉入到自己的人生困境，然后一步步的挣扎，越挣扎越堕落，最后酿成了个人命运的悲剧。
从创作角度而言，创作者不要把罪和非罪划出一条界限，“那个界限有时候是非常模糊的，你在走这一步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你已经跨过了那条界限”，刘奕君饰演的反派人物王柏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写法下塑造出来的。
赵冬苓一开始对王柏林的定位是一个商人，所谓无奸不商，王柏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做的不是太老实，只要能赚钱怎么都行，合法的不合法的都要沾一点。钱程案里他做了违法的事，但也只是小事件。等到后面他利用股市、收揽郝小强搅起股市风浪的时候，他在这种不老实的经商过程里尝足了甜头，越走就越不能回头，他的人生困境就越大，越没办法挣扎，就在犯罪的路上走得越远。
正反派之间的纠葛对抗，次要人物们的人生困境着笔，《猎狐》下了一盘大棋，它站在更宏大的视角下，带领观众跟着编剧的笔触，去看经侦警察面临的世界，他们遇到的诱惑，以及又如何恪守己心，抵住风浪。
它想表达的是，经济大潮对于中国古老农耕文明的冲击，当它反映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个体选择造就了不同命运。在编剧赵冬苓看来，古老宗法制的农耕文明社会，要发育成熟为一个现代商业文明，必需要经受住商业大潮和经济大潮的冲击，而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秘诀，是规则，就是要守住规则。这一点，夏远身上有，吴稼琪身上有，千千万万个经侦警察身上也有。
“我不满足于写一些快销品，本来电视剧说起来就是快销品，44集播22天，播过去了谁还记得。但是我偏偏就是想希望它能够有一些话题，能够留得更久一点。所以这个最大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此。”
回归到创作本身，经历多年打磨，几次调整的《猎狐》，亦是带着赵冬苓的创作执念，向前行走。
閱讀更多 骨朵網絡影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