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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某個文學網站上無意看到一篇近年來很時髦的“穿越文”，小說的女主人公“倒穿”去了唐朝，和“大司馬”白居易產生了諸多有趣的互動，女主人公更假借“大司馬”的權威，作出了一番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大事業。這位作者在寫“穿越文”時恐怕僅僅假借了白居易的姓名和時代，並沒細看有關白居易的傳記，甚至可能連白居易長詩《琵琶行》都沒有細看。因為《琵琶行》中最後一句明明白白寫著“江州司馬青衫溼”，也就是說，白居易的官職是“司馬”，不是“大司馬”，而“司馬”和“大司馬”間的區別，可比“馬”和“白馬”間的區別要大多了。
《琵琶行》
唐代其實並沒有“大司馬”的正式官職，但習慣上將已變成加官的太尉尊稱為“大司馬”，太尉相當於正一品。唐代正式職官編制中沒有正一品，但“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和“三公”地位在從一品的“三孤”即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之上，兵部尚書則是正三品，在唐代屬於可以穿紫袍的高官。而“司馬”呢？唐代的“司馬”有大都督府司馬、大都護府司馬、親王府司馬官階從四品下；中都督府司馬、上都護府司馬，正五品下；下都督府、上州司馬，從五品下；中州司馬正六品下，下州司馬從六品上唐代的州是按人口多少分為上、中、下不同等級的，江州在當時有三千戶以上的人口，屬於上州，因此白居易的“江州司馬”為從五品下。
兵部尚書
唐代從三品以上為顯官，官員可以穿紫色衣服；正四品上至從五品下為高官，可以穿紅色；六、七品為卑官，可以穿綠色；七品以下為微員，只能穿青色，庶人則只能穿淺黃色。“江州司馬”雖勉強擠進“高幹”行列，但離兵部尚書已差了八級，離太尉更差了十二級之多。但如果追根溯源，把“大司馬”和“司馬”相混淆並非誤讀，因為在周代時他們原本就是一回事。《尚書》中規定的“六官”，就提到“下官司馬”，意思是說設立司馬一職掌管兵權，周代王室和各諸侯國都有司馬，“司馬”有時也稱“大司馬”，彼此間並沒有特別的區分，比如《左傳》《戰國策》中都說楚國有左、中、右三個軍，其中中軍由“大司馬”或“司馬”掌管，可見是同一個職位。
《尚書》
《左傳》中記載，魯襄公廿五年（公元前548年），鄭國打敗了陳國，迫使後者投降，陳國“司馬致節”，即由掌管兵權的司馬向勝利者交出象徵軍隊指揮權的“節”。可見此時的“司馬”就是“大司馬”。春秋末年，齊國有名將田穰苴，他有時被稱為“大司馬”，有時稱“司馬”，其實同樣是擔任相同的職位。但到了戰國時代，“大司馬”和“司馬”間開始出現差別，《尉繚子》記載戰國時魏國的軍隊編制是“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司馬”僅僅是指揮一千人的武官，和負責指揮全軍（大多數諸侯國）或主力軍（楚國）的“大司馬”間“拉開了檔次”。
《左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春秋時諸侯國大多隻有一軍（少數大國有二軍、三軍甚至五六軍），因此指揮層級比較簡單，“司馬”可以直接指揮到軍；而戰國時各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軍隊編制也擴大了，因此先在“司馬”下設立了“將軍”，又在將軍下設立了次於將軍的“司馬”，為了區別“兩種司馬”，一些國家將原本只是“司馬”尊稱的“大司馬”當作“高級版司馬”的專稱，而“低級版司馬”就只稱“司馬”，還有一些國家則將“低級版司馬”改稱“都尉”。不過隨著戰事的日益擴大，軍隊編制更加複雜原本設立“都尉”的國家也增設了“司馬”，作為都尉的副職或下屬。
諸侯割據
大戰國時代的終結者和勝利者——秦國，恰好最後採用了“司馬”——“都尉“——“司馬”的編制體系，這一體系也隨之被沿用到秦、漢，甚至更後的時代。漢魏軍隊的編制，五人為伍，兩伍為什五什為隊，兩隊為屯，兩屯為曲，兩曲為部，五部為營，最高編制“營”有2000人，長官為將軍或校尉，“部”則有400人，長官為“部司馬”或“別部司馬”，簡稱“司馬”。除了“部司馬”“別部司馬”，漢魏之際還出現了將軍府司馬即持節開府的高級將軍可以置“司馬”一人，作為自己的高級幕僚這個“司馬”通常是文人，這也開創了唐代以後在州府設立文人擔任的州司馬之先河。
秦國地圖
那麼“大司馬”呢？漢成帝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漢朝將最高武官的職位定為大司馬，和丞相改稱的“大司徒”、御史大夫改稱的“大司空”合併成為“三公”，是最高官職，秩萬石，地位在百官之上；公元51年，為了壓抑高官的權勢，皇帝下令去掉“三公”頭銜裡的“大”字， “大司徒、大司空”改稱司徒、司空唯獨大司馬”被改稱為“大尉”。唐代的各種司馬已經不掌兵權——事實上什麼權也不掌，往往被用於安置夠級別做官的大閒人，或者被排擠、貶抑的官員。王文事件後被一股腦扔到外地的劉禹錫、柳宗元、程異等八個“同黨”，就都被掛上了州司馬的頭銜），時年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是白居易一生中最倒黴的時光，又何來“威風”一說。
《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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