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發，迅速波及世界各地，成為一場全球性的公共危機。中國將何以自處？78歲的文化史學者、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馮天瑜先生在接受《財經》主筆馬國川的採訪時說：“我不想從高遠的角度去做展望，而是從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出發略作前瞻，集中起來便時要超越兩個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修昔底德陷阱。”實際上，早在他2013年出版的《中國文化生成史》一書中，就對此問題有所辨析。
馮先生7年前的論說，皆有現實針對性，其《“中國世紀”說當緩議》一文，是給“中國即將成為老大〞的熱度潑瓢冷水；《防入“修昔底德陷阱”》《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文則是對忽視兩陷阱危險的盲目樂觀發出警告。這些意見今日看來乃具啟示性。
《中國文化生成史》書影
一、“中國世紀”說應當緩議
1973年，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與日本宗教和文化界人士池田大作（1928— ）展開關於人類社會和當代世界問題的對話。湯因比基於中國文化的天下一體說、整體觀與和平主義，認為中國有可能引領世界統一，把未來文明的希望寄託東亞、寄託中國。在晚年所作的《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湯因比再次強調，弘揚中華文化有益於全人類未來走出困境。
湯因比與池田大作
20年後，美國《時代》週刊總編輯法利德·扎克里亞指出，當人們將目光流連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忽略了20世紀90年代最具象徵意義的一件大事——中國的崛起。時至世紀之交，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長足進展，“未來將是‘中國時代’”（美國知名投資家吉姆·羅傑斯語）、“‘中國時代’將提前到來”（韓國李泰勳語）等議論紛至沓來。
2005年，扎克里亞在《未來屬於中國嗎？》一文中稱：“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預言。它已是一個事實。”提出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論的美國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曾發問：“21世紀是誰的世紀？”美國《時代》週刊對此問作答，2007年1月11日刊登封面文章指出，“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實，21世紀註定是中國的世紀”。
季羨林先生在書房
季羨林（1911—2009）是中國學人裡最熱烈的“中國世紀”說倡導者，他更多地從文化層面辨析，認為“21世紀將是東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世紀”，在他辭世前兩年曾說：
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的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取代”不是“消滅”，而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繫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21世紀中就可見分曉。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上述中外人士的判斷，歸納起來，基於三個事實：
一者，中國的人口和國土面積決定了這是一個超大體量國家，又具有淵深宏博的文化傳統，一旦崛起，必將震撼世界；
二者，近30多年的發展勢頭迅猛，21世紀前10年，GDP漸次超過法、英、德、日，時下已經“坐二望一”，循此慣性，GDP達到全球之冠似在指日之間；
三者，世界歷史進入一個拐點：工業文明的西方主宰全球的500年行將結束，以整體、聯繫、綜合理念為基旨的東方（尤其是東亞）必將重回世界中心舞臺。
基辛格;《論中國》
一向肯定中國現代化建設成就的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等人，不贊成“21世紀是中國世紀”說，也不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威脅，指出中國不會成為21世紀主導力量原因在於：“從經濟方面言之，各大經濟體（如美國、西歐、日本等）在快速增長後都會進入減速時期，中國不可能例外；同時，中國經濟增長數量與質量不成正比。從政治方面言之，中國尚欠缺領導力與執行能力；在地緣政治方面，中國與亞洲的對手必然有激烈的競爭。”進而闡述，“我要說的是在21世紀，中國將會受制於國內叢生的經濟問題以及十分迫切的環境問題。有鑑於此，我很難想象中國會主導世界”，並從經濟、政治、地緣政治等角度論析“中國世紀”說的非現實性。
筆者以為，“未來是中國世紀”說，作為一個文化史命題頗具深意——以整體、聯繫、中道、和諧為主旨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修正起於西方的以分析、征服、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的工業文明的弊端，是大有裨益的，在這一意義上，可以預期中國文化將在後現代世界發揮重大作用。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勢頭也有爭佔鰲頭之勢。然而，從現實社會層面審度，“未來是中國世紀”說又多存可疑之處，其演化為可操作的、實在的目標，尚相當遙遠。
19世紀中葉中國GDP總量高於英國，19世紀末葉中國GDP總量高於日本，卻在鴉片戰爭慘敗於英、甲午戰爭慘敗於日，說明經濟總量並非國家強弱的決定性要素。以廣土眾民、經濟總量名列前茅而論，時下中國已然是世界大國，卻並非世界強國。世界強國必須科學技術領先，佔據國際產業鏈上游；世界強國必須有成熟的民主與法治體系，政制嚴明高效；國民素質較高，文化具有全球感召力。中國與這些目標皆有較大距離。
建設世界強國是中國復興的願景，卻遠非指日可達的目標。中國還有許多艱鉅的功課要做。“中國世紀”說應當緩議。
二、防入“修昔底德陷阱”
從國際戰略角逐層面言之，“中國世紀”說也頗不明智。
作為復興中的大國，中國與老牌世界強國之間正處於“崛起與遏制”的相持階段（這一階段將長期延續）。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將近七十年的國際格局看，美國一直處於國力第一的超級大國地位，不容他人窺其神器。雖然先後出現前蘇聯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戰、日本對美國世界經濟宰制地位的抗衡，但這兩個“老二”皆在與美國較量中於20世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先後敗下陣去。蘇聯1990年解體，是最明顯的實例；日本1989年前後GDP達到美國GDP的80%，財大氣粗，頗有把美國“買”下來的勢頭，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等人聲言“日本可以說不”，但語唾未乾，日本經濟泡沫化，連續兩個“失去的十年”，2010年GDP僅為美國的35%左右，重新回到美國“小兄弟”位置上。
21世紀初，中國經濟總量迅速上升到世界“老二”位置上，加之人口、國土面積、發展潛力均稱巨大，中國這個“老二”特別為美國看重，引起美國軍、政、經、文諸方面愈益增強的警覺，美軍戰略重心由大西洋轉至太平洋便是顯在表現。近年中國與日本及一些東南亞國家的矛盾趨於尖銳化，美國為其推手，中國的國際關係不容樂觀。面對此種外部環境，中國尚待形成“有理、有利、有節”的國際戰略，而決不應當以“中國世紀”說自傲並傲人。
公元前424年被推選為雅典“十將軍”之一的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起源時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斯巴達與雅典間終於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慘敗，希臘城邦制由盛轉衰，給希臘民族帶來巨大痛苦。此後兩千餘年，新興大國與老牌強國之間一再演出此類衝突，15次競爭中有11次以戰爭告終。這種老牌大國限制新興大國，新興大國急欲掙脫束縛以求發展，二者從健康有益的競爭演為你死我活的搏殺的情形，被人們稱之“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新老世界大國皆須以“修昔底德陷阱”為戒。復興的中國尤應努力逾越此一陷阱，在“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前提下，處理好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之路。此為中國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隨著中國GDP有趕上美國之勢，加之美國在掌控世界霸權上的捉襟見肘，時人常發“美國衰落”論。誠然，從稱霸世界而言，美國近十餘年確乎捉襟見肘，正面對包括復興的中國在內的多極化世界的制衡，然而，統謂美國正“走向衰落”，則證據不足。且勿論美國科技領先、經濟不乏活力，一度忽略的製造業正重獲進展，即以人才聚集而言，尚無其他國家可望其項背。今天及今後相當時期，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優秀人才在向美國匯聚，僅此一端，便昭顯了美國興盛的一面。在人才培養、人才聚集方面，中國尚須奮力前行，還有很長的追趕途程。
先哲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日中國雖有較大進步，但決不可以自我陶醉。我們的基本國情是：當下及未來一個長時期仍處現代文明的初級階段，對此要有清醒估量。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年3月14日發佈2013年《人類開發計劃報告書》，以“人類發展指數”（用期望壽命、知識水平、體面的生活水準作評估依據），對各國民眾生活富饒程度排名，上榜國家187個，前10位為挪威、澳大利亞、美國、荷蘭、德國、新西蘭、愛爾蘭、瑞典、瑞士和日本，中國列101位，屬中間偏後國家。從人類發展指數而論，中國進為發達國家尚有相當距離，經濟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國民素質更亟待提升。在近期（10—20年內）乃至中期（20—50年內），中國的現實使命不是爭做魁首，而尤需關注：國際關係上防入修昔底德陷阱，經濟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三、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約指某地區的人均年收入（PPP）從1000美元快速增長到4000美元后，人們的物質消費慾望調動起來、政治參與意識覺醒，經濟長足進步所積累的各種矛盾開始發酵；在PPP達到5000美元並向12000美元進發的時期，也即從發展中國家成長為發達國家的轉型階段（即“中等收入”階段），如果產業升級未能妥善解決，經濟上可能陷入困境：既難以與低收入國家在勞動力廉價方面競爭，又無力與發達國家在高技術上一比雄長，於是，曾經的經濟高速增長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停滯下來。而一度被經濟高歌猛進所暫時掩蓋的種種社會問題，特別是政治腐敗、分配不公及環境汙染問題突顯出來，在喪失發展優勢的同時，社會凝聚力急劇下降，陷入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繼而引發社會動盪。若不能及時作根本性救治，前一高速發展階段取得的成就有喪失的危險。
中等收入陷阱
上述概念由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印德爾米特·吉爾和霍金·哈拉斯在2006年出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作為對現代化進程一個發展階段可能出現的危險的預估，“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社會、觀念諸領域的廣義文化問題，其間存在的“發展悖論”，具有某種歷史普遍性。這一論題對恰逢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具有不容忽視的警示意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亞洲開發銀行的樸東炫和高麗大學的康鎬炫三位經濟學家曾提出，中國作為典型的崛起大國是否會掉落中等收入陷阱，是“人皆矚目的問題”。
較之低收入階段，“中等收入”是經濟增長並相對繁榮的時期，同時又適逢社會轉型、階層重組、利益再分配階段，也即矛盾多發階段。這種“發展悖論”（經濟增長而社會矛盾加劇），或曰“發展煩惱”“發展痛苦”，曾於20世紀中葉至21世紀初葉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呈現。近年爆發於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的社會動盪，導致多國政權更迭，也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形態。拉丁美洲、東南亞、東中歐、中東一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情形各異，然其原因皆不限於經濟本身，而是一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綜合症。
但據此認定落入陷阱是中等收入國家的必然宿命，或者不承認我國存在落入此種陷阱的危險性，都是偏頗之見。如東亞的日本與“四小龍”在走向發達社會的途中，便較成功地規避此種“陷阱”。
歷經四十餘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從低收入國步入中等收入國，從而抵達一個關鍵性節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別國別地區逾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教訓，處在關鍵時期的中國正可引為借鑑，其中一個基本教訓是——獨裁人物（如前蘇聯的斯大林、韓國的朴正熙、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阿根廷的庇隆、智利等拉美國家的軍人總統等）可以藉助威權政治把後進國帶入中等發達工業國，贏得某種程度的經濟繁榮，但繼續前行，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穩定的先進國行列，這種威權主義相繼失效，而成功的進路是，經由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在廣義文化含義上邁向現代文明坦途。
中等收入階段發展勢頭迅猛而又社會矛盾尖銳化，呈現希望與危機並存的矛盾狀態。一個典型情狀是：當下一批資本擁有者和高技術掌握者一方面視中國為高投資回報率之鄉，在這裡設計中長期項目，企望大展宏圖；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社會前景極不放心，紛紛將資金乃至親屬轉移國外，以求“保險”。未來中國在他們心目中，既是“希望之春”，又是“失望之冬”。這正是轉型時代較普遍的社會心理。
關於中國發展前途，時下有三種預測。
其一，樂觀估量，認為中國擁有的後發優勢仍然強勁，近三十年來工業化、城鎮化仍為未竟之業，其勢能將繼續在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段發揮作用，“中國將保持8%左右經濟增長長達20年”。
其二，溫和估量， 認為“未來20—30年中國將保持大約7%增速”，或在5%左右增速，社會平緩運行。這種估量建立在對利好及不利因素綜合考析的基礎上。
其三，悲觀估量，認為由於製造業產能過剩、金融結構不合理、個人資產外流、傳統經濟增長潛力釋放殆盡、社會危機突現等原因，“中國將成為最後一個擺脫全球危機的主要經濟體”。
總體觀之，筆者傾向於第二種即溫和的估量，以為如果社會領域改革有序、有效地展開，達成發展模式的轉變，今後二十年中國將保持中速漸進，告別“高增長時代”，發展將從“速度型”轉向“質量型”，改革進入“深水區”，須用力解決以往積累的潛伏在表象背後的諸多社會—政治難題，爭取順利逾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對中國智慧的考驗。
因此，當下時人的職責是：既不陶醉於中華優勝的美夢，也切勿自溺於百不如人的自賤自戕，當前尤其要克服無視中等收入陷阱的盲目樂觀，理性地認識自國文化的優劣長短，動態地擺正自身的世界位置，明辨人類文明大道，把握中華復興的航行方向，堅定前進，正所謂:“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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