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以幼稚眼光认识世界的产物 。”
神话的产生基于‘万物有灵’观与‘图腾’观，更是基于原始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上古时代的人类，思想和眼光都是幼稚的，相信万物有灵，也相信图腾所代表的保护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创造出了神话。/<font>
我的一位老师在其第一节课上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有信仰吗？不少人认为我们没有信仰，但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延续千年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存都需要‘精神支柱’。所以中国人一定有信仰，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文章节选：
太阳太多，弓箭射下来；洪水太大，修河道驯服；山挡路了，搬走；海害人了，填平；猛兽多，建巢；疾病多，用火。天命？天命可制而用之！这些朝气和勇气、思考和努力是从上古到今天一直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的；这些朝气和勇气、思考和努力使得我们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不服神鬼、不畏山川、不拜天命，相信天地之间人为最大、相信人类可以控制一切，崇尚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便是中国人最最根本的信仰。/<font>
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是不服鬼神，不畏惧山川，也不/<font>，/<font>拜天命的，相信天地之间人类可以控制一切，崇尚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比如中国上古神话，太阳太多了，就射下来，洪水太大了，就修河道驯服，山挡路了，就搬走，海害人了，就填平，等等等等，这些勇气和努力，都是从上古到今天一直存在于中国人身上额，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有信仰，而且我们的信仰融汇到每一个细胞中。/<font>
当人类濒临灭绝时，女娲作为救世主出现；夸父道渴而死，却弃杖化林，造福人类；神羿下凡，射九日；伯鲧盗土，为拯救人类更不惜付出生命。无论是神性十足的自然神、天神还是被神化的人间英雄，都被赋予救苦救难的神圣使命。中华人民厚德重生、任道重远的民族精神，在上古神话中已经凸显。
太阳本来是原始人类最早崇拜的神物之一，却有敢于追日的夸父和勇于射日的神羿。夸父固然曾经是自然现象的隐喻，而当他作为追赶太阳的人格神出现时，就已经被塑造为一位伟岸英雄。羿的弓箭，不但可降妖除魔，还能射日，更显示了人的自信和力量。在人与自然这一根本的神话主题中，中国上古神话大多凸显人的作为和主动精神。
在面临困境、灾难、挫败时，坚韧不屈的精神被张扬。女娃溺亡，化为精卫，日衔木石要填平大海；刑天已被断首，仍操干戚以舞；共工争神不胜，怒撞不周之山；蚩尤被擒杀，其桎梏化为枫木。
伯鲧为治水而盗土，不惜牺牲。但‘鲧复生禹’，以继续他未竟的事业。愚公移山，其坚守、其自信就来自于‘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体现出与自然抗争中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世代传承精神。
祖先的精神力量通过上古神话的创作展现出来，因为最初的传播方式除仪式表演或图像刻画之外，主要是口头传播。遗憾的是，由于商周变迁，上古神话在可以被记述时遭遇到‘神话历史化’和诸子的化用改动。因此上古神话故事没有被专门的著作所收录，今见的信息、片段和故事多是在后代各种史传、方志、诗篇、论著中被偶然提及和记述，这便成了零散、多元、不成体系的状况，且多为故事梗概或片段。纵使如此，我们历代中国人民也深受其精神力量的感染。
神话思维天然是诗性思维。一方面，这种思维建立在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下的水平上，抽象概念与具体形象尚未分开，其思维只能由一个个形象结构组合而成。另一方面，这种思维又处在物我不分幼稚无知的状态中，以己推物，以近思远，主观推想和联想成为基本方式。因此，神话天然富于形象性和想象力。
神话这种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形象创造，使它在表现形式方面更属于以超现实为特征的浪漫文学范畴。它们是超现实的奇想，却又在想象世界中让人们间接捕捉到原始时代的生活剪影。上古神话的超现实性，还表现为夸张描写的大胆与无羁。上古神话赋予自然以人格，也赋予人类化身以自然之力，而自然的庞大和神威，凝聚在人格化形象上，也就获得不尽的张力。
历史上不少的文人墨客的创作直接采用神话中已经出现的人名、地名、情节元素、故事内核、以生发更加新奇的表达，演绎愈益丰富的故事，即神话素材、典故及原型被借用和化用，以构成新的神异和离奇。而神话中天然神奇的想象和自然形成的拟人夸张被后世借鉴，以有意进行幻化夸诞的全新创作，这些浪漫诗思，不再固有神话材料，神话般的想象和夸张却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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