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魏忠賢是最大奸臣？東林黨之危害遠大於魏忠賢

明朝剛剛扭轉的穩定局勢又逐漸發生變化，尤其是後面長達20年的萬曆怠政，更是直接使得明王朝的國力大損，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邊疆女真一族崛起，為後面明朝的滅亡埋下了巨大的隱患。而東林黨也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和崛起。

東林黨勢力的形成：

公元1604年也就是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和高攀龍以及錢一本講學其中。而自此之後，東林講學人士就熱議朝政、評論官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所謂的主張和準則，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等等。

這對於當時因為處於明朝社會矛盾激化的時期，東林書院講學人士的這些主張得到了當時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卻也遭到了明朝宦官與其附屬實力的反對和阻擾。

也就是此刻形成了明朝著名的兩個黨派，閹黨和東林黨，正是因為這兩個政黨在後面幾十年的所作所為，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時錫爵、一貫、賡、廷機諸輔傳燈，一二孤憤之士建言被逐，於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宦遊其地者，或實意仰高，或葛藤相絆而靡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遙制朝紳，迫挾臺輔，夷蹠惟其所造。復有一二奸雄彼此藉資，門戶之威熾矣。”（許重熙《憲章外史續編》）

其實東林黨人代表的是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是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他們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手段，降低了海外貿易稅、鹽稅、礦稅、茶葉稅等各稅種的稅負，使得明王朝後期的財政收入來源變得更加單一。

因為當時朝廷的稅收來源主要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當時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

東林黨的危害：社會矛盾上

因為東林黨所代表勢力的龐大，使得當時的社會財富大多數集中在東林黨或者東林黨代表的勢力手中，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使得可以不用徵收賦稅。

而國家財務收支主要靠剝削底層農民，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加重了社會矛盾，使得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形成了大量的流民和農民大起義。

當時的崇禎面對國庫的空虛和遼東戰場的巨大開支而發愁，東林黨人就出了個自以為是的“昏招”，叫三餉:遼餉，剿餉與練餉。當時明王朝的稅負是非常低的，而工貿易稅收更低，但這個階層卻是最有錢也是最充裕的。

所以當時的東林黨人就建議崇禎，開徵遼餉，向農民大量徵收賦稅，本來明王朝南方就因為連年災害嚴重，官府不僅不撥錢救濟，反而還徵稅，後面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這樣一鬧反而加劇了當時的社會矛盾。面對官府的緊逼，就出現了農民李自成起義，隨後逐漸擴大。本來在明王朝在面對後金的反叛勢力就已經非常吃力了，現在無形中又出來了以李自成為首的龐大起義軍，不得不說當時的東林黨人真的是愚蠢。

而後還嫌事兒還不夠大，東林黨人又出主張，建議明王朝統治者徵收剿餉與練餉！這下倒好，把後面本來還算中立且有心支持明王朝的剩下一部分農民也給逼反了。結果大明王朝內部四處起義不斷，而外部後金勢力又步步緊逼，不禁讓人懷疑東林黨人是否是後金的臥底了。

《東林黨新論》稱：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他們與齊、楚、浙三黨、閹黨、與閹黨殘餘的區別之處，僅在於東林誤國，而東林的對立面則害國”。

軍事上：

因為迫於後金的壓力，崇禎需要調撥大量軍隊去遼東，而派遣軍隊首先需要的就是軍餉，那個時候的國庫根本就沒有錢，而當時的大明王朝形成了以各軍總兵為首的北方將領集團與東林黨為首的南方財閥集團對峙，對峙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明王朝面對滿清的防禦平叛和籌集軍餉上。

因為當時明王朝最有錢的就是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南方財閥集團，當時的崇禎多次向江南加稅都被東林黨人阻止，使得最後只能加稅於農民。這使得北方將領集團與東林黨人矛盾非常深，因為東林黨人不給錢他們就打不了仗。

更過分的是，東林黨人為了以防北方將領集團“勒索軍餉”， 還專門派文官到各軍中清點軍資，就是防著各軍多要軍餉。想想也是悲哀，在那種大敵當前的局勢下，將領們在前方浴血奮戰，可能連飯都吃不飽，後面還得讓人監視和限制，以防多拿軍餉，文官集團的做法也確實夠諷刺也夠可笑的。

而東林黨人為首的文官集團真的沒錢嗎？實際上隨便從東林黨人勢力中拉出一個浙商都比當時的明王朝一年收入都多，而崇禎卻在皇宮和其一群妃子省吃儉用的為軍隊湊糧餉，想想也是悲哀。